叶檀：反智的人口增长理论可以休矣（一）

　　人口领域，一些反智的理论盛行。从本期专栏开始，笔者将从人口增速、资金、经济、文化几大领域，理智地看待中国人口问题。
　　8月8日，有市民在微博上称，朝天门广场上一对夫妻带着7个孩子，穿着破烂，正在乞讨。万州区武陵镇红谷村的村民谭万兴，为了堵住村里人的闲话，证明自己的生育能力，生了7个孩子。这是个典型案例，概率较低，他们三次生育，两次双胞胎，一次三胞胎，他不懂避孕，而妻子似乎头脑不清。笔者特意关注了下面的读者评论，反对声与支持声各占一半，有极端者甚至认为这是“本事”。
　　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在下降，但死亡率也在下降，导致净人口大幅上升。
　　本文所引数据来自瑞银报告。由于环境稳定，以及政府鼓励，1949年后出生率大幅上升，从1950年到1960年代末，20年的时间，出生率保持在惊人的3以上，同期死亡率从2。5下降到0。6，自然增长率达到2以上。也就是说，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人口净增长48。5。因此，人口从1949年的5。4亿上升到惊人的8亿多。我们难以忘记惨死夹边沟的右派们，但在那个人口狂野增长的时代，因为人口增长，人命反而廉价，人的尊严可以忽略不计。个体的生命价值是有意义的，当人口变成让人目瞪口呆的数字，个体的生命被尘埃掩盖。
　　现在的人口增长，我们以13亿的基数计算，假设人口净增长率按照保守估计为0。5，按照指数增长，20年后人口将达到14。36亿，这个数据还是可以接受的。
　　0。5的增长率是个保守估计，1990年前后中国婴儿潮期间、人口出生率曾小幅回升到2。3，此后人口出生率逐步放缓，到2010年已降至1。2左右。如果按照1。2的人口出生率计算，20年后中国的人口增长将达到16。5亿；一旦增长率恢复至2。3，那么20年后中国的人口将达到20。485亿，到那时，中国恐怕得率先移居到火星寻找资源空间了。可见，就指数式增长而言，一旦增长率突破某个范畴，将是爆炸性增长。
　　中国历史上朝代之初，人口都由平缓的增长之后，进入爆炸性增长阶段，短短两三百年间，随着土地兼并与人口增长，原有的经济模式不胜负荷，进入新一代的朝代循环期。当时，没有基于科学与人性的人口主动控制，只有通过瘟疫、朝代更替与局部战争残酷的屠杀、社会动乱以减少人口。比如欧洲黑死病、太平天国的局部战争、三国时的战争等，根据维基百科，黑死病减少了欧洲30到60的人口，全球人口减少7500万到1亿之间；根据大英百科，中国太平天国战争居然死亡了2000万人口，令人难以置信。
　　对此的反驳是，人类对资源利用率越来越高，单位土地上可以养活的人口越来越多，但这些反驳均未涉及资源的利用边际问题，笔者将在下一篇专栏加以论述。
　　葛剑雄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是当代中国研究人口史最权威的著作，曹树基先生撰写其中四、五卷讨论明清时期人口，可以窥斑见豹。
　　明万历末年，中国人口达到顶峰，约1。9亿人。在崇祯年间，由于北方旱灾和鼠疫爆发，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在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农民起义后，平民遭受大量屠戮，政府军也劣迹斑斑，斩杀平民以邀功。张献忠成为四川的杀人魔王，在清兵入关前，由于上述原因导致的北方人口（含四川）非正常死亡共4000万人。
　　清兵入关后，北方抵抗较少，人口损失可不记。在南方一些大中城市遭遇抵抗，屡有屠杀。南明军队和清军在一些省份的反复争夺，也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加上康熙初年的迁海政策，导致人口非正常死亡共700万人；三藩之乱导致1000多万人口死亡。从清兵入关到三藩平定，大规模战乱结束，共损失人口约2000万。经此损失，中国人口一度下降到1。4亿多，康熙中期起回升到1。6亿，此后开始稳步增长。
　　从人口史的观点看，清代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虽然只有千分之五，但一百年间人口可以增加1。65倍，两百年间可以增长2。71倍。后人称为“人口激增”。1949年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长期维持在2，是名副其实的“人口爆炸”。
　　再看中国的超生人口，可以归入难以统计的灰色人口一类。
　　引用一组计生委的数据。2007年12月6日，上海市人口计生委发布消息，上海去年的流动人口已占全市常住人口的14。另据报道，截至今年6月底，北京市总人口已经突破1700万，其中，流动人口为510。7万，约占总人口的13。
　　国家人口计生委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达1。5亿，70以上是生育旺盛的育龄人群。全国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占5080，福建占70，而在人口大省安徽，流动人口的超生已超过60。据人口专家测算，中国2006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即一对夫妇一生生孩子的数量）由1。8左右上升到1。87，如果从此以年均0。02的小幅反弹，到2020年将比14。5亿的控制目标超出2900万人。
　　目前超生主要集中在两个人群类别中，一是高收入群体，二是流动的低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的生育，表现在赴港生育的群体难以控制等方面。据香港医管局的统计显示，2001年至2008年短短7年内，内地赴港产子的人数由每年620名增加至2。5万名左右，翻了40倍。高收入群体并非理智的代名词，笔者就看到过高收入群体以生育孙儿的数量，作为给定遗产的标准，导致全家进入生育高潮期。
　　据2002年国家计生委的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个百分点。
　　而低收入群体的超生数量难以准确统计，只能估算。人口学专家根据总和生育率的实际值与政策值之差估计，每年大约在二三百万人的规模。按照2002年中国出生1600万人口计算，当年“超生人口”的比例在12。5至18。5间。如果计算20世纪90年代的“超生人口”，大约在3000万的规模，超过澳大利亚等国小口，绝非小数字。
　　青壮年离开农村，绝不意味着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而是换了一个地方生育。中国洪灾时，需要拨款救灾的人口总是临时突然上升，说明了灰色人口群体的庞大。
　　最后，必须声明的是，笔者既不支持不人性的计划生育，更反对借计生敛财的阴谋，但是，从中国的未来，从中国种群的未来出发，从有尊严的生活角度出发，优生优育包括计划生育必须实行。我们不能指望美国那些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对中国人口问题无关痛痒、主张放开生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