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律：关于英国自由党百年沉浮的几点思考

　　内容提要：本文指出，在有组织的对抗中失利，缺乏战斗的意识形态，并未能在关键时刻抓住时机，是造成英国由贵族政治转向大众政治后自由党百年沉浮的主要原因。并通过对自由党命运的分析，认为现代英国政治又重新成为了一种“游戏”政治，各种政党只求执政的工具性日益突出，其原则性区别基本消失。
　　关键词：自由党，政治组织，意识形态，政党机器
　　国内外学术界对英国自由党衰落的原因一直十分关注，其基本观点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第一，自由党所信奉的自由放任国策遭遇到了危机；第二，工党的兴起加速了自由党的衰落；第三，20世纪初英国阶级政治的出现，使自由党丧失了坚实的社会根基。1这些看法均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自由党既未能重新执政，也没有彻底从英国政坛消失，个中缘由，却未见有人深入探讨。因此，作者试图从这一现象入手，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自由党百年沉浮的原因，从历史与政党政治的角度做一个概略的分析。
　　一，在有组织的政治对抗中失败
　　自由党的兴衰与英国大的政治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因此，从英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角度，我们可以将这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以1945年为界，分为两大阶段。在前一阶段，是英国政治由精英政治转向大众政治的时期，而其原有的政党政治结构，也发生着相对的变化，自由党的衰落，就是这样的变化中未能把握时机的结果。
　　首先，是自由党在英国有组织的政治对抗中逐步丧失了其固有的阵地。
　　19世纪是英国两个主要政党面临空前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的实质，在于选民范围的扩大使英国的政治已经开始从传统的贵族政治向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政治转型，这对于原来本属于上层社会成员之间的“游戏”政治，是一种质的变化。尽管到1900年时，英国议会的成员仍然主要是贵族，所以西方学者称其为“欧洲最好的俱乐部”。2但变化已经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大政党都必须按照新的形式重新构建政党的组织。在政党的组织工作上，自由党无法与保守党相比，党的督导员与注册委员会经常脱节，使自由党在英国的政坛上经常处于被动的地位。3这一方面造成自由党的活动很多时候依赖那些十分有名的首脑，保持着一种传统贵族政治的特点，另一方面则使它难以经受严重的政治风暴的冲击。就党的内部结构而言，由于其坚信的“自由主义”，使英国政坛上希望改革的力量都聚集到了自由党内，造成党内一直存在多种派别，并且这些派别的利益与自由党主流并不完全一致，留下了以后分裂的隐患。
　　一般而言，保守党在基本的组织工作方面比自由党扎实得多。早在迪斯雷利时期，在全国的各个选区，保守党基层的以选举为目标的“议会代理”人员，其收入就基本来源于政党的选举费用，保守党在19世纪中期以后吸收了大量工商阶级成员进入自己的队伍，所以从总的趋势看，保守党比自由党征集选举基金的状况要好得多。4而自由党原本由辉格党继承而来的那些党内基本力量，却由于1884年的议会改革方案而逐步丧失。不断增加的选民和以及规定150005000人的选区只能有一个议员（单一议席制），使辉格贵族失去了传统的政治资源。所有的选区都开始了真正的竞选，自由党已经无法使用原来那些贵族式的方式来控制选举的结果。5于是，当新增的选民开始进入英国政治舞台后，自由党的危机就出现了。
　　这一危机，主要是独立的英国工人政党的出现，使自由党难以从传统的“左翼”面貌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工党的能量主要在于其组织。从工党初建开始，有组织的劳工力量职工大会就是其最重要的力量和最坚定的支持者。1918年，工党总成员2，465，000人，2，960，000人为职工大会成员。6职工大会严密的组织体系，成为工党获胜最重要的资源。
　　自由党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一直是社会改革的象征，甚至在工党产生以后，自由党在社会改革方面也做得不错，然而，自由党却从来没有将有组织的工人完全纳入自己的队伍，结果，工会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是否在自由党内存在就决定着自由党的命运。一旦这支有组织的力量倒向另一方，自由党的危机就开始了。选民在工党和自由党之间的选择，更容易从自身的组织出发而投票。因此，工党以工会为基础的组织，在击败自由党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20世纪前30年，由于英国政坛的剧烈变化，英国的政治头面人物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定位。丘吉尔在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变动，麦克唐纳对工党的“背叛”，以及劳合乔治的一意孤行，都给英国的政党政治带来了冲击。然而，麦克唐纳对工党的背叛，以及独立工党与工党分道扬镳，都没有对工党产生致命的影响，但自由党几个领袖人物的各自为政，却最终对自由党造成了崩溃性的打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保守党和工党组织方面的工作都远远超过了自由党。工党以工会为自己最基本的组织，保守党则经费充足，能够动员足够的资源支持自己的竞选机构。而自由党的组织工作本来就不如它的对手，全靠其头面人物维持其政党的正常运转，其组织化程度一向不高，一旦面临危机，几个主要人物各自为政，自然会给这个老党造成致命的打击和后果。
　　当工党在1918年采取社会主义学说和纲领的时候，英国政治进入了一个在精神上和思想意识上发生巨大改变的时期，而自由党从来没有真正地将劳工力量纳入自己的基本组织，显然最终也就失去了在政治上“代表”劳工的可能性。于是，从第一次大战结束后，自由党在大选中一步一步地从英国政坛的主流地位退出。1918年自由党尚可与其他政治力量联合而维持劳合乔治的首相地位，但以后自由党在大选中的得票率持续下降，1923年的大选中，自由党得票率为29。6，议席159，而工党则为30。5，议席191，首次超过了自由党，成为英国的第二大政党。7而自由党从此以后再也未能成为第二大党。
　　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表明自由党在现代英国政党政治有组织的对抗中已经失败。
　　二，缺乏战斗的意识形态
　　20世纪初，英国选民的大量增加已经将英国原有的贵族政治转化为了平民政治。而平民政治意味着，无论哪一个政党要想上台，都必须要有能够吸引大多数民众的能力。如果从英国劳工阶级的成员占选民多数的情况看，工党显然占有一定的优势，而保守党似乎具有天然的劣势，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上层英国工人的保守性对于理解英国社会的统治形式极为重要，没有他们的这种特性上层中产阶级的精英无法维持其政治上的优势。实际上，从19世纪工人阶级的选民开始获得选举权后，三分之一的工人投票者坚定不移地支持起源于贵族、决心维护传统的特权和不平等的政党。之所以如此有如下原因：1，政治顺从，工人政治文化的特点之一是顺从，他们投票选举那些比他们“更好”的阶级，相信他们“生来就是统治者”，尽管他们本身没有任何特权，却认为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使事物更合乎其本身的原则。82，社会愿望，对很多工人阶级的成员而言，自我改善的愿望主要是个人而非集体主义的行为。保守主义中的个人主义性质可以唤醒这种意识，并且在工人阶级的社群中，成为“保守主义者”是一种个人有了社会改进的标志。9
　　保守党的一些基本的理念不仅在工人中的部分成员，就是在一般的英国民众中，也有相当高的支持率。保守党认为个人财产是社会的基础，因此，只有具有财产资格的人才有统治社会和管理国家的资格。也正因为这一点，保守党认为政府对经济方面问题的干预是工业时代的一种必要方式，这一点甚至比自由党和工党都要早。10
　　而自由党是在工业革命与自由贸易的背景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自由党自认为它是工业阶级（无论是工业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但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谁也无法保证老板和雇员的利益永远一致。它信奉自由放任，认为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干预应该降到最低的限度。工人的工资等待遇，主要应该由市场去解决。这些观点在英国经济发展顺利时还大体可行，遇到危机，自由主义就显得束手无策。更重要的是，20世纪初期，尤其是1918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整个欧洲大陆原有的政治联盟及其意识形态都面临着它巨大的冲击。而在受到冲击的原有体系中，19世纪最受欢迎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和最大的输家11。工商集团的成员中，“无论大小”，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恐惧都倾向于认同保守党。12甚至自由党在有关自由贸易问题上做出重大调整后，也无法获得工业界的支持，其根源正在于此。
　　政党之间部分的“跨阶级”现象并不表明英国当时的政治与人们的阶级意识无关。事实上，从一战到二战期间正是英国阶级意识十分浓厚的时期。劳工阶级不仅仅知道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利益，而且组成了自己的政党，慈善和教育机构，这与美国的雇员并不认为自己与老板是两类人有重大的差别。13在英国政坛上的反映是，三分之二的工人阶级成员是工党的支持者，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习惯于支持工党这是以工会为基础，并扎根于工人阶级的文化之中的政党；同样，三分之二的中产阶级成员习惯于支持保守党，这个政党总是与财产、特权和等级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变化格局中，自由党的“跨阶级性”处于一种两面的夹击中：首先，阶级的结盟政治使自由党没有多少空余的选票资源；其次，无论是以工人阶级或是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地区，都分别被工党和保守党瓜分，他们的候选人很容易成功，而自由党的候选人即便能争取一定的选票，当选的可能性也很小。然而，自由党在这一场艰难的角逐中，最为不利的是，它始终无法寻找到一种既与其他两党有重大区别，又能够吸引选民的政治纲领。事实上，自由党一直在力图改善自己的形象。其中，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就是这种努力的产物。应该说，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都没有自由党人凯恩斯在社会面临危机时的理论贡献更大。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贝弗里奇报告为蓝图的英国社会改造体系，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化解当时英国社会危机一种可能的最好选择。然而，不仅工党立即将它接过去，将福利国家作为自己的目标，就是保守党在贝弗里奇报告出台时也认为，“这个报告不仅听起来而且本质上完全是保守主义的”14。于是，自由党在这一关键的时期为全民提供了共识，它的政策可以为其余的政党吸收，却并没有一个只有自由党才能执行的“纲领”。在英国的政治市场上，也就没有了它天然执政的位置。
　　在某种意义上，自由党在这一阶段的劣势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观念有关。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德国学者施密特（CarlSchmitt）曾总结了自由主义政治模式的优劣，认为自由主义与民主只是有着不确定的联系，它们是建立在相反的平等原则基础上的，自由主义依靠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所有的个体都应由于其共同的人性而受到平等对待。由于随着党派代替单个的知名人士成为主要的政治参与者，商讨也让位于集体利益间的竞争。选举辩论由这些党派来组织，由它们确定选举日程和操纵选民，结果是精英民主的系统开始变质，“民众被一种宣传机器争取过去，它们最大的作用就是迎合民众的直接利益，煽动他们的情绪。实质性讨论所特有的真正意义上的辩论不再存在这些党派在今天不是正面交锋对观点进行讨论，而是作为社会或经济群体，计算着它们的共同利益和获取权力的机会。”因此，公众意见的形成“不再是一个如何说服对手接受真理或某个观点之公正性的问题，而是如何赢得大多数，从而利用他们进行统治的问题。”党派统治是对自由主义中人民主权、代表权和分权概念的嘲弄。议员们失去了他们的独立性，只是成了游说的工具。议会也不再是一个公开的辩论场所，而变成了由“看不见的统治者”组成的封闭的委员会和机构的前厅，而这些几乎统统都为行政部门所控制。议会程序退化成“一种多余的修饰，无用甚至还是个累赘”，“其辩论式的公开讨论只是徒有其表，毫无实际内容。”15
　　换言之，大众政治使政治变成了以竞选为主的政治。在这样一种新的政治游戏中，一个政党的成功已经不仅仅是它基本的政治哲学原则，而是是否能将自己的宣传工作做到家，如何包装自己的问题。一个政党必须具有鲜明的政治纲领，甚至是具有煽动性的纲领，以便获取大众的支持。最根本的一点，是你必须承诺给大众以可能立即获得的政治或物质利益。在这方面，工党选择了“左”（宣称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对每一工业或行业所能做到的最佳民众管理和监督的基础上，
　　确保体力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获得其辛勤劳动的成果和可行的最公平的分配”），而保守党选择了右（“真正的贫穷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收入的状态”16），并且在宣传上都不时地具有某种偏激的特性。而自由党在组织和观念上的“自由主义”，面临激烈的阶级冲突和严重的失业危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成为一种无所作为的象征，使其无法在这种硝烟弥漫的政治战场上，寻找到一种旗帜鲜明的意识形态，加上其在组织方面的脆弱，最终被大众民主的浪潮淹没了。
　　从这个意义上看，未加包装的自由主义，尤其是没有与人们的直接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自由主义，不是一种在这一特定政治时期进行战斗的“意识形态”。
　　三，时运不济
　　1945年是英国社会重建的重大时刻，也是自由党半个世纪来命运的转折点，它基本划定了战后英国政党政治的格局。自由党曾寄于很大希望的贝弗里奇报告尽管富有建设性，但前期的政治劣势却使自由党的建设性纲领无法成为一种宣传性的纲领，反而成为别人的嫁衣。大选的最终结果是工党获得巨大的胜利，自由党却再一次遭到致命的打击。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起草人贝弗里奇本人以自由党身份参加1945年大选也遭到失败，而自由党的很多社会改革的设计，包括贝弗里奇报告此后实际上也已成为工党的专利。17在混合经济与福利国家成为战后英国社会的共识时，其理论的原创者却由于大选的落败而被挤出了英国政坛的中心地带。自由党获2，248，226张选票，12个议席，占投票总数的9。而与这种比例不相称的是，贝弗里奇报告曾获得了86民众的支持。18
　　然而，与自由党在大选中失势的情况相比，英国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对自由党的命运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1945年以前的英国社会，实际上处于一个既是由贵族政治向大众民主政治的转轨，也是一个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社会转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政治势力都必须尽其所能，纵横捭阖，争取在这一大的变局中获得自己生存的机会。而1945年以后的共识政治，则表明“尘埃已经落定”，英国政治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在前一阶段被排挤出局的对手，已经很难寻找到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种基本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所谓新一波现代化浪潮的冲击，英国的重工业比例在下降，社会的流动增加；其次，是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在提高，而福利制度的建立使全体国民都多少分享了现代社会进步的好处；第三个更重要的变化是由于战争，原有的阶级观念和偏见受到巨大的冲击，正如一位当事者所说，战争只有一个，并且是唯一重要的结果：它立即并全面地将所有的阶级“拉平”了。19
　　从这样一种角度看，可以认为自由党的政党纲领和总体计划有一种错位：在需要战斗性纲领之时，自由党提出的是建设性的纲领；在需要建设性纲领时，别人“接管”了自由党的纲领，它却没有什么办法证明这是自己的“知识产权”。虽然1945年未能执政，但重新上台以后，保守党却认为战后的这种共识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共识，并宣称保守党将会加大公共开支以支持福利国家，决不会再让英国回到30年代的困境中去。如果自由党的领袖克莱门特戴维斯出任保守党提供的教育大臣职位，自由党还可以在“保守自由”的联合政府中占据一席之地，但他在党内的压力下拒绝了这一职位。20结果，自由党连战前在联合政府中分享执政权利的小伙计地位也失去了，战后的“实践共识政治”很快将自由党彻底淘汰出局。
　　战后长达数十年的繁荣，逐渐地模糊了英国政党的界限，政党之间的竞选更多的是做秀。这一平淡的过程，使自由党几乎没有什么可能的作为。
　　英国的两党制起源于现有的执政党与国王的合法反对党。这样一个历史架构的基本条件是，两党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敌人，而是具有基本相同的价值观念的竞争对手。然而，要真正达到这一共识并不容易，只有在社会大体不需要剧烈变动的时期，这一点才有可能做到。总的来看，二战后出现了这一局面，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都是在这一基本“共识”基础上开始了战后政坛上的角逐与政治上的整合，并在战后半个世纪形成了一些新的英国政治特点：
　　第一，为了尽可能的吸引社会的各界精英分子加入本党，各党意识形态的色彩日益淡化，各个政党之间的政策差别越来越小（工党最终废除党章第四条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换言之，在自由党丧失自己的阵地后，意识形态的旗帜却不如当初重要了。
　　第二，更加关注选民的实际利益，倾听选民的呼声，并以此作为政党制订政策的主要依据。结果是造成两个大党的政策日益趋同，党派之间的根本区别已日渐模糊。如果说90年代以前各党由于历史的原因或为了做秀还会强调一些自己应该坚持的原则，那么90年代以后这种差别几乎完全消失。21
　　这种新的政治游戏规则，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有利于现存的政党，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可能执政的反对党，而根本窒息了任何第三党可能的上升途径：毕业于牛剑的杰出人才是很难加入一个难有执政希望的政党的。这对于不幸丧失了传统大党地位的自由党自然是雪上加霜。不过，一些可能的变化依然存在，这就是社会急需某种大的变革的时期，或是所谓的共识调整时期。这样的机遇一是1979年的大选，二是1997年的大选。
　　1979年英国经济的“英国病”弊端尽现，以反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新右派思潮逐渐占据了上风。这时的英国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政治变革的风暴，这次变革的主要对象是战后的共识。自由党在长期的失落中，已经意识到无法单独执政，所以，其制定的执政战略就是与其他政党的合作，但时运不济的是，这种合作是与工党的合作（19777年月28日自由党与工党签订了竞选合作的协定），结果不仅自由党没有获得任何酬报，反而替工党分担了民众对工党政策的不满。22所以，指望自由党来承担这种打破共识的任务，既没有实力，也没有相应的思想基础。而保守党的撒切尔政府获得了339个具有压倒性多数的议席，使保守党第一次扮演了从“右”的方面主动改革的角色。其实质，则是调整战后过于偏重平等的国策而将效率重新置于优先位置。
　　如果这一次自由党未能把握时机，那么，1997年的大选提供了另一次机会。这次变动被英国学者称为寻求新的共识的斗争，其本质是在承认效率的基础上，使撒切尔主义变得更有人情味。其中最大的变数来自工党。在很多方面，处在台下的工党比保守党的成员还关心保守党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正如丹尼斯考瓦拿夫总结的“从某些方面来讲，撒切尔夫人对工党的影响比她对保守党的影响大得多”。23工党的成功在于它积极地将保守党的实质政策纳为己有，同时又利用保守党长期执政的弊端对其大加鞭挞。重组后的自由民主党在90年代也有很大的进展，其基本政策是在工党与保守党之间保持等距，但实际上依然与工党接近。它的竞选宣言“有所区别”被保守党称之为“自由劳工”宣言。它在一些地区夺取了保守党的议席，但收获依然不如工党，自由党最终结果是在这次大选中获得了46个议席，16。8的选票。24这对于自由党固然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但不仅离工党419个议席的距离太大，就是与第二位保守党的165个议席，也有数倍的差距。换言之，1997年英国社会再次有了变动，自由党虽然有所斩获，但要重新上台几乎还是一个梦想。
　　从历史的角度回顾自由党的百年沉浮，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自由党的失势并非是其基本原则不合英国社会的潮流。自由党作为政党的衰落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衰落，恰恰相反，自由主义政党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成功而造成的，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组织与宣传方面的失误。自由党下滑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因素和政党本身的因素，但自由党能够与社会民主党组合，在英国政坛上长期作为一支有影响力量的存在，则证明它仍有活力。自1980年以来，它与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一直在20以上，1992和1997年的两次大选中，自由党的得票率也保持在17。25自由党的纲领总的来讲与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是吻合的，正如自由党议员罗伯特麦克伦南引用圣经时所说，“自由人永谋自由事，也必将与自由事业永存。”26这是自由党历经低潮依然能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政党的区别日益模糊。正如理查德罗斯教授在他的著作中所说的那样：“政党还有什么区别吗？”他的理由是：第一，政党更多地是被动地反映公众舆论，而不是预先引导；第二，尽管其鼓吹者不愿承认，但竞争性的政党之间纲领越来越趋同；第三，政党制定的纲领对其执政的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影响。27换言之，英国现代政治的发展使政党日益成为一种纯粹的政治机器，这也使政党原有的纲领日益成为一种工具，什么纲领能够吸引选民，什么纲领就受到各个政党同时地吹捧。所谓的政党原则性，不仅丧失了原有的神圣光环，也已经开始成为一种被人嘲笑的话柄。
　　第三，由于政党的日益工具化，政党机器的效能自然成为能够执政的首要因素。由于这个因素，政党领导集团的团结至关重要。不仅自由党在20年代由于其领袖人物的自行其是而遭到灭顶之灾，就是它的对手也是这样：80年代工党的党内分裂使工党屡屡失利；而保守党90年代的分裂也使保守党丧失了执政党地位并给工党创造了上台的机遇。所以，领导层分裂的政党必然是失势政党。从这个角度看，自由党能否东山再起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策略，还要寄希望于对手领导层的分裂，这样才有可能获得上台的时机。然而，从一种长远的角度看，即便自由党有一天能够上台，它的含义也将完全不同。因为，英国的政坛上已经不再具有原来意义上的保守党和工党，当然也不可能有原来意义上的自由党。人们发现的只是一些政党机器的符号，以及一些牛剑出身的高手利用这些符号牟取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已，至于这些机器符号的称谓，已经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看，不仅自由党早已消亡，工党和保守党也已经寿终正寝。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以后，英国的政党政治已经成为另一种“游戏”政治，只不过，游戏的角色由原来的贵族变成了新的社会精英。所以，21世纪将是英国政坛上没有实质性政党，而只在存若干政党机器的世纪，或许这种现象也会在整个西方世界蔓延。到那时，如果不是从技术层面，而是再从某种“意义”上讨论某一个政党的兴衰，即便不使人觉得过于牵强，也会使人有自作多情的感慨。
　　总之，自由党的沉浮实际上是英国社会与政治百年变化的一个缩影。我们从自由党这一“失败者”的角度探索这一段历史，不仅可以从另一种角度考察英国的政党政治，也可以从中寻找到某种历史的智慧，获得某些耐人寻味的启迪。
　　（原载《世界历史》2004年第5期）
　　【注释】
　　1参见：乔治丹尼菲尔德与皮特斯坦斯凯《自由英国的奇怪死亡》（GeorgeDangerfield，PeterStansky，TheStrangeDeathofLiberalEngland，）斯坦福大学1997年版，克理斯库克《自由党简史》（ChrisCook，AshortHistoryoftheLiberalParty19002001），PALGRAVE，英国2002年版。罗斯麦克宾《工党的演进》（RossMcKibbin，，TheEvolutionoftheLabourParty19101924）ClaredonPress纽约1974年版，皮特克拉克《兰开夏与新自由主义》（PeterClarke，LtheNewLiberalism）剑桥大学1971年版，我国学者佘云霞也对自由党衰落的原因和起始时间做了探讨，见《世界历史》2003年第二期佘云霞“试论英国自由党的衰落”。
　　2马尔科姆皮尔斯与杰弗里斯图尔特《英国政治史，18671900》（MalcolmPearceandGeoffreyStewart，BritishPoliticalHistory，18671990）伦敦1992年版，第197198页。
　　3克理斯库克《自由党简史19002001》（ChrisCook，AshortHistoryoftheLiberalParty19002001），第712页。
　　4罗伯特布莱克《从皮尔到邱吉尔的保守党》（RobertBlake，
　　theconservativepartyfromPeeltoChurchill），FontanaCollins，伦敦1974年版，第139141页。
　　5克理斯库克《自由党简史19002001》第19页。
　　6，亨利韩麦尔《工党：19901998》（HarryHarmer，thelabourparty19001998）朗曼，伦敦1999年版。第1112页。。
　　7罗伯特加纳与理查德凯利《今日英国政党》（RobertGarnerandRichardKelly，BritishPoliticalPartiestoday。）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8诺顿与奥勒《保守主义者与保守主义》（P。NortonandA。Aughey，Conservativesandconservatism，）腾普斯密斯出版社（templesmith），伦敦1981年版，第175页。
　　9约翰金德蒙《英国的政府与政策》（Johnkingdom，governmentandpoliticalpoliticsinBritain，）政治出版社（politypress），牛津1999年版，第243页。
　　10约翰金德蒙《英国的政府与政策》第38页。
　　11格雷特里德加《1918年以后英国西南地区的自由党》（GarryTregidga，theliberalpartyinsouthwestBritainsince1918，）埃克特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12格雷特里德加《1918年以后英国西南地区的自由党》第14页。
　　13阿瑟马威克《1930年以来英国、法国与美国关于阶级的印象与真实的情况》（ArthurMarwick，Class：ImageandrealityinBritain，FranceandUSAsince1930，）威廉柯林斯出版社（WilliamCollins），1980年版，第51页。
　　14保罗安德森《通向1945之路：英国政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PaulAddison，theroadto1945：Britishpoliticsandthesecondworldwar，）海角出版社（cape），伦敦1992年版，第367页。
　　15理查德伯拉米《重新思考自由主义》（RichardBellamy，rethinkingliberalism，AcontinuumImprint，）伦敦2000年版，第75页。
　　16转引自来恩戴尔主编《保守主义语录字典》（IainDale，ed，dictionaryofconservativequotations），政治家出版社（politicospublishing），英国1999年版，第88页
　　17米切尔黑尔《英国的社会保障政策》（MichaelHill，socialsecuritypolicyinBritain，）爱德华艾尔嘉有限书局（EdwardElgarlimitedpress），英国1990年版，第31页。
　　18戴维达顿《1945年以来的英国政治》（DavidDutton，Britishpoliticssince1945，）布拉克威尔出版社（Blackwellpublishing），英国1997年版第17页。
　　19阿瑟马威克，《1930年以来英国、法国与美国关于阶级的印象与真实的情况》，第213215页。
　　20约翰查麦里《保守党政治史19001996》第141页。
　　21戴维达顿，《1945年以来的英国政治》布拉克威尔出版社（Blackwellpublishing），英国1997年版第154页。
　　22克理斯库克《自由党简史》第163页。
　　23戴维达顿《1945年以来的英国政治》布拉克威尔出版社（Blackwellpublishing），英国1997年版，第148150页。
　　24自由党在1988年3月3日正式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自民党，但本文为便于前后衔接依然使用原名称。
　　25约翰金德蒙《英国的政府与政策》第244页。
　　26邓肯布雷克与罗伯特英厄姆主编《自由主义语录字典》（DuncanbrackandRobertIngham，ed，dictionaryofliberalquotations，）政治家出版社（spublishing），英国，1999年版，第6页。
　　27罗伯特加纳与理查德凯利《今日英国政党》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