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峻：“新左派”及其责任承担

　　戴锦华在2010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1995年至1997年，当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分化，‘新左派’是一个十足的‘脏字’，说你是‘新左派’，是将你污名化的有效手段。
　　的确，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新左派”一度被误解，因为由于“文革”记忆，新时期以来，“左”总是不好的；但是，历史淘洗的功能是强大的，现实最能说服人，经过十几年的思想论辩和社会实践，“新左派”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认可，认同。现在看来，“新左派”这个称谓，已经从原来的一个具有贬义性质的词语，变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具有特定内涵和价值判断的专属名词。
　　中国的“新左派”来自何方？西方输入？亦或是从天而降？
　　任何一种新的理论思潮的兴起，都不是某些理论家头脑灵光一闪的产物，而是社会现实的风云激荡在思想领域的反映。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不会产生“新左派”，那个时候只有改革派和保守派，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倾向于改革派，重拾“五四”启蒙传统，崇尚个性解放，倾心改革开放。而保守派则固守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理念，强调社会主义时期的传统观念。整个80年代，改革派占据了思想制高点，青年知识分子基本都是意气风发、志气昂扬的改革派。但是到了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全民皆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资本神话如日中天，市场法则无孔不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结构性问题，比如贫富分化问题、社会公平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三农问题，这些问题只依靠市场和资本无法解决，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恰恰是市场与资本逐利本性所造成的。
　　90年代中后期，倾向于改革开放的思想界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质疑资本神话，怀疑市场万能，反思与之相关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比如反思现代性，反思自由民主的有限性等等，这就是被称为“新左派”思潮的兴起。中国“新左派”的产生固然有国际背景，其思想资源取自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理论以及各种最新的批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但面对的问题却是中国真真切切的现实问题。所以，中国的“新左派”一经出现，便产生强烈的社会共鸣，尤其受到一些年轻学人的热烈响应，当然也引起思想界持续不断的争议，乃至攻击。
　　其实，中国“新左派”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不同的学科领域，都有各自的代表性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在不断扩大，其理论主张也不断丰富和发展。尽管如此，他们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却是一致的，比如，“新左派”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关注社会公平，反对市场效率和资本逻辑带来的各种不公，他们还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国家体制来保障穷人的利益，警惕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等等。
　　大致而言，“新左派”的理论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91年到1997年为“新左派”的形成期，这个阶段主要围绕破除市场神话，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体制，以制约过度市场化带来贫富分化问题来展开的，代表文献是王绍光的《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1997年至2003年是“新左派”的稳步发展期，以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为标志，“新左派”理论日渐成熟，“反思现代性”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理论收获。2003年至今，以乌有之乡网站建立和《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的出版为标志，“新左派”进入成熟期。这个时期的“新左派”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更强，许多学者从书斋走向广阔的社会，关注更加具体和现实的问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二是“新左派”的影响更加广泛，向下不断拓展群众基础，受到民众的拥护；向上对国家公共政策施加积极的影响，受到高层的重视。
　　所以，中国“新左派”不是食洋不化逞才使气的一帮论客，而是接中国地气的、“为中国好”的、有抱负有情怀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新左派”学者们自觉地把学理性的知识投放到社会现实生活中，研究真问题，关注新课题，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1999年，他们在《读书》杂志上讨论“三农”问题，在知识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时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全民共识，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两年后，“三农”问题进入全国人大议事日程。2005年，物权法即将出台之际，“新左派”学者、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巩献田利用网络写信，公开指责物权法违反宪法，背离社会主义道路。巩献田认为，该草案会“进一步加速私有化进程，促使两极分化，造成贫富更大的悬殊和社会的严重分化和尖锐对立”。巩献田的信在法律界引起了巨大争议，最终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讨论。而立法的过程被延迟了。显然，决策层意识到了这种呼吁的价值所在，一旦立法不慎，必然造成巨大的贫富悬殊，带来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政治风险，他们必须考虑“新左派”的看法和建议。
　　事实上，“新左派”关于对“发展主义”的不断批评，对底层民众、社会正义、贫富不均和福利问题的持续关注，为中央“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提供了某些思想基础和讨论平台，起码从社情民意的表达方面打开了一个新的公共空间。可以说，“新左派”发起的一些重要讨论，不仅影响了中国当代思想发展的历程，也对中国政治方向施加了某种重要影响。
　　“新左派”并非一个统一的知识分子团体，他们有各自的专业背景，有各自的兴趣爱好，在认识上也不尽统一，但是他们似乎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他们的人格底色和责任承担。
　　黄纪苏出生于学术世家，曾留学海外，他完全可以像其它人那样，一心一意侍弄“专业”，在小圈子里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但他却选择了“戏剧”，殚精竭虑，苦哈哈地奔波游走，表达的就是一种忧患，一种承担。《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三部大戏，红遍大江南北，他从没有骄矜自喜，而是低调地走出公共视线，因为他思考的重点不是成功，不是荣誉，而是如何为中国，为民众提供更健康有益的精神产品。
　　作为北大中文系教授的韩毓海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腾出更多精力参与社会实践。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近些年他跑了全国很多地方，写成了《天下：江山走笔》这样大气磅礴的著述。他到山西省，为基层干部讲山西的历史，讲赵树理，讲上党梆子，讲山西光荣的历史，他的《五百年来谁著史》是一部胸怀天下的大书，一扫文人雅士的腐儒之气，想落天外，振聋发聩，难怪被山西省委规定为山西干部必读书之一。
　　汪晖被称为“新左派”的领军人物，聚光灯下，难免招讼，但争议和冷箭并未阻挠勇士的征程，因为志存高远的行者不会羁绊于荒草荆棘之中。汪晖是读鲁迅的书成长起来的学人，他懂得在中国如何面对非难和困厄，也充分领会如何在围剿中作战的那份从容和智慧，因为他心中燃着一团火。汪晖博闻强识，敏而好学，他的知识视野是宽广的，是国际性的，但是他研究的问题却当下的、中国的真问题。来源：《传记文学》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