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立家：后改革时代中国面临颠覆性危机

　　十七大以后，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后危机时代国际关系格局的重新调整，我国在未来10年到30年内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会进一步复杂化，一些国家必然会以一种复杂的心态看待和解读中国的发展，并不断制造“麻烦”以牵制中国的发展。同时，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内部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正式步入“后改革时代”。
　　“后改革时代”的“颠覆性危机”
　　未来30年，改革的总趋势是由着力发展经济到构建和谐社会的转变。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新变化，为我们做好中国改革这篇大文章提出了一个“新命题”，这就是改革必须有“新战略”，改革规划必须有新的“战略路线图”，为我国步入“后改革时代”做好准备。
　　从战略层面讲，20102020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10年，是“战略转型”的10年。能否实现小康社会，实现和谐社会，稳定过渡到以“社会治理”为中心的“后改革时代”，实现以“社会发展”为中心的制度与价值重构，是对我们民族智慧的考验。
　　统观社会全局，未来10年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机会窗口”。因为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发展和我们党执政地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已经显现，如果没有治本之策，不从制度和价值上思考这些问题，不从“社会结构性”改革的高度思考这些问题，让这些矛盾和问题继续发展下去，继续积累、重叠乃至发酵，错过改革时机，就很可能酿成重大社会危机，延误中国发展。
　　总的来说，通过对近些年社会现实问题、各种资料和数据的分析，我觉得有五个重大问题影响社会和谐，具有酿成“颠覆性危机”的因素，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性，我们必须面对。这五大问题是：贫富差距问题、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失业或就业的问题、社会信任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靠零敲碎打、头疼医头式的改革来实现，而要通过“社会结构性改革”来实现。社会结构性改革是指社会资源和价值在社会公众之间公平分配的改革，是体制性和价值性改革，是有效解决五大社会问题的基础性改革，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前提，不如此我们就无法前行。
　　实现中国社会的“战略转型”
　　要扎实推进“社会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社会的“战略转型”，改革的“战略路线图”是必须从体制机制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角度寻求突破口，重点推进社会体制机制改革的四个重大转变。
　　一是实现改革重点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转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改革已经实现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体制性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经济改革的重点已经由“体制性改革”向“技术性改革”转变。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的矛盾显现，一个主要后果是造成社会管理体制滞后及随之带来的社会结构性矛盾突出。因此，未来30年，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是关键性改革，改革成败至关重要，关系到从制度上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问题和宪法原则的落实问题。我认为，未来10年，GDP增长不是第一位的，尽管仍然很重要。而以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为推动力实现社会结构性转型，实现政治和谐与政治民主是第一位的，建立安全有效的、具有凝聚力的公平社会是第一位的。
　　二是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现代化预示着不稳定性，现代性预示着稳定性。换句话说，未来10年我们必须完成从不稳定性状态到稳定性状态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关键是制度性的，是社会结构性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发展各种“社会组织”，实现“社会共同治理”。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各种“社会组织”的良好发育，是实现由“政府单独治理”向“社会共同治理”的转变。但是我们现在对“共同治理”的制度准备、制度支持严重不足，甚至严重缺失或者是严重扭曲，致使“政府治理”战线过长，管理难度加大，社会问题丛生。大家都知道，国际上有个说法，人均6000美金是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中国2010年大约人均是4000美金左右，如果按年均8的速度增长，到2015年，中国人均能达到6000美金左右，换句话说，中国可能步入中等发达国家门槛。但是现有的中国政治行政体制的容纳量只能是6000美金，超过6000美金这个节点就会出现社会不稳定了。人均6000美金对我们的制度体系是个考验，如果我们没有实现社会结构性转型和社会共同治理，一个可能的结果是腐败继续成为社会的毒瘤，社会的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这是“制度逻辑”的必然结果。所以政治行政体制必须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实现社会共同治理，以适应社会主义公共生活领域的需要，适应社会民主化的要求。
　　三是从工业社会到城市社会或者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现在我国的城市化是46左右，如果说按每年1左右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我们城市化率可以达到55到60多，我们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根本就不能适应城市人口占总人口60这个现实，因为人类文明发展经验证明，消费型和休闲型社会的形成，城市化的拓展，一个必然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形成。特别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民社会的形成就具有文明社会的一般化或普遍化的特征。我们知道，公民社会的主要标志是公民对“幸福”和“尊严”的强烈追求，而在任何文明社会，人的尊严首先表现为“人的基本权利”，没有权利就没有尊严。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基本权利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五权”，即：“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平稳完成社会结构性转型，实现社会共同治理，实现向公民社会的平稳过渡，在制度安排上真正实现人民的“五权”是关键。
　　四是从权力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也就是从管理层垄断性权力向公民协商性权力的转变，从政府治理向社会共同治理的转变，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个转变能不能完成，标志着我们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能不能建立，和谐社会能不能实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能不能稳固。目前，我国的某些公共机构、公共组织“管理层控制”现象很严重。在这些单位或部门，公共权力变成了领导者的私人权力，动不动以组织的名义胡乱决策化公为私、胡乱用人形成小圈子，单位内基本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积累了大量的怨气和怒气，促使组织涣散，人心不稳，组织文化堕落，政府威信受损。个别公共机构、公共组织一把手专制，在公共组织形成一个管理层的小圈子，变公权为私权，而且这种状况还有扩大的趋势，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古人云：“治人之道，首在治心”。对政府的信心，民心向背是关键，而民心向背的基础是基层公共组织的活动状况。因此，我们不能漠视公共机构“管理层控制”的状况再继续下去了。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就无法实现，我们的执政地位就会让这些败类给慢慢地葬送掉。
　　总之，从现实问题出发，改革要有“新战略”，实现社会稳定要有新路径，发展要有新模式。而要实现我们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价值，关键是实现“四个转变”。我一直以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们基本形成了一个“新发展共识”，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是建立一个“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社会，这8个字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未来30年的改革，应该体现“新发展共识”的基本价值，通过社会结构性改革、社会组织建设、公民社会发展这些基本路径，着力构建一个和谐、信任、具有强大凝聚力、人民心情舒畅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