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下一步改革要理顺十大关系

　　未来，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推动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国富与民富、效率与公平、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农村与市场、沿海与内地、发展与稳定、发展与教育、发展与生态这十大基本辩证关系。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快推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从长远看，要真正实现政府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两大战略目标，就必须改变政府主导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思维，率先打破政府自身带来的行政垄断和行政管制，为市场机制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当然，这涉及权力调整和利益冲突，将会损害很多人的既得利益，改革的难度因而会非常大，但不能由此放弃改革，这个坎是躲不过去的。
　　正确处理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加快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国民经济总量空前增长，但由于没有及时调整国民财富分配格局，使得政府与民争利、国富民弱日益突出，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极大阻碍。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增幅之间的差距又有明显拉大的趋势，其中个人所得税征税起点过低、税率过高的现状，与早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美国不收个人所得税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在国富的名义下，部分国有企业已蜕变为部门垄断利益集团，亏损却由全民分担。
　　那么，如何破解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的难题呢？改革的方向主要有四：一是改变政府财政收入空前膨胀、增速居高不下的现状，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扭转政府财政支出集中于参与经济投资和自我消费的局面，提高教育、卫生、社保、环保等方面的投入；三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税率、建立合理的减免退税制度，扩大中产阶层在社会中的比例；四是增加对畸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将其作为用税收杠杆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重点。
　　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毫无疑问，消费高增长的可持续性需要收入高增长的持续性来保证，这需要在收入分配体制上着手改革和完善。
　　现代微观经济理论表明，只要每人的初始禀赋的价值相同，亦即只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起点（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向每个国民提供同等的基础教育达到这种起点平等），然后通过市场运作就可以达到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社会结果。但是，在当前财政税收和国民教育体制与社会公平起点目标还有一定差距，市场经济体制远未完善的时候，中国需要确立一个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入分配秩序，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加合理地分配到群众手中，使全体社会成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需要处理好市场、政府和社会三者的关系。从初次分配调整看，发展经济，将“蛋糕”做大，还是要首先注重效率原则。从二次分配调整看，其要义在于政府还富于民，以弥补贫富差距过大这一市场失灵问题，从而更加注重公平，保障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增加国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三次分配调整看，引导全社会关注和参与慈善事业，不仅可缩小贫富差距，而且能净化社会生态，促进社会和谐。一些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等再分配的总量大概占GDP的8左右，而我国目前只占0。05。
　　正确处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加快推进内需结构均衡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一直受困于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所造成的需求结构失衡问题。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美国为70。1，日本为55。38，德国为54），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印度为54。7，俄罗斯为49，巴西为61）。与此相伴的一个现象是，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0，与美国3左右的水平，形成了两个极端。
　　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消费，消费需求不足，投资所带来的再生产将找不到出路，必会导致资金和经济循环链条断裂。特别是在当前国外消费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只有生产出来的产品大多为本国国民所消费，变成在流通中增值的财富，才能推动经济健康持续增长。
　　正确处理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加快推进需求结构均衡发展。中国的内需不足是个“慢性病”，久治不愈，此轮经济危机之前的世界经济繁荣周期又让“病情”进一步加重。所以，一碰到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个问题就显露无疑。从发展的趋势看，外需对于中国经济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中国必须有前瞻眼光和改革魄力，下大决心花大力气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挖掘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潜力，建立自我驱动的内生增长动力机制。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要放弃外需，对外需还是要稳中有拓，内需、外需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正确处理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加快推进市场导向的城市化。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只有大量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富裕农民。我们必须突破就农村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从长治久安的大视角来观察和思考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那就是坚持市场导向的城市化道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创造新的城市就业机会，促进土地、劳动、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农村内部自由而有序地流转。
　　城市化也是中国经济中长期保持较快增长的动力源。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1000多万农民进入城镇，这将会带动住房、水电、公路、学校、医院等一系列重大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这种从农村向城市、从农本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动态演进，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也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加快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时至今日，邓小平于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应该进入到深入推进第二个大局的阶段了：沿海地区已实现了率先发展，需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反哺力度。当然，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存在较大差异，不能搞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和恶性的同质竞争，而应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独特的资源禀赋，实现错位竞争，互利合作，协调发展。
　　正确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加快推进社会福利系统改革。“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既是中国过去32年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也是指导中国未来进一步改革、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方针。（作者对“稳定”的理解，见《破解中国改革之谜》，田国强，《同舟共进》2010年第12期一文编者注）
　　正确处理发展与教育的关系，加快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实施。所谓“不谋长远者，不足谋一时”，一定要立足长远，指导当前。长远的事情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教育和科技，而教育、科技高度发达的背后则是杰出人才的涌现。中国要真正崛起，必须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短期看，“引进模仿”的知识进步模式还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但从长期看，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只能依靠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来推动。
　　为此，一要尽快恢复和实施上世纪70年代实行过的12年制义务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已不能满足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要求。从世界范围看，欧美发达国家都已实行12年制义务教育。二要充分重视高层次创新型杰出人才培养，这也是中国大学现阶段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三要建立和完善能引进人、留住人和用好人的长效机制，采用多种引进方式，分层次、分功能、分步骤地引进人才，下大决心引进真正的海外顶尖华人科学家、实职聘任海外杰出学术领军人物以及大批引进海外高层次的优秀博士回国或为国服务。
　　正确处理发展与生态的关系，加快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水、大气、土壤、噪声等污染问题日益严峻。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每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比例高达10。如果这种情况不能根本扭转，不仅会影响和制约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而且会危及人类生活质量甚至是生存问题。为此，在政府决策层面，环境系统决策应与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没有回头路。中国要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和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地在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继续阔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