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谋划急转身

　　最近一段时间，深圳上下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深圳热线”的一篇文章上。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深圳，你被谁抛弃》。“读后感慨万千，一夜未眠。”深圳市政府的一位官员说。
　　文章洋洋万言，充满忧世伤时之怀。从深圳四大明星企业中兴通讯、华为、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迁都”上海的传闻写起，试图回答“深圳被谁抛弃”。
　　如果上述四大明星企业离深圳而去，深圳就不是被他人抛弃，而是被自己抛弃了。深圳市的一位官员说情况并没有那样严峻：“你看，他们一个都没有走。”作为另一个例证，沃尔玛业已取消北迁计划。
　　但真正触动深圳市民的，可能并不是具体的案例，而是文中流露出的失落与迷惘。“无可否认，深圳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地位的下落，失落或迷惘应当是本能反应。”一位官员承认。
　　攻守之势如何相易
　　的确，现在居于舞台中心的是上海而非深圳，上海的中心任务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对中国来说，这显然是个合适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对深圳意味着短期内的残酷。
　　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曾说：“在深圳占有很重分量的金融证券业，因国家对金融证券业的调整，我们也失去了这方面的绝对优势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如果要建国际金融中心，综合各方面因素，肯定建在上海更合适。因为香港就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紧挨着的深圳，怎么可能再建一个中心？”事实上征兆早就出现。1998年人民银行设立九大区域性分行，深圳仅被划为广州分行之下的一个中心支行，由原来的一级分行降格为二级分行。
　　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2000年9月，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停发新股为代价，获得设立二板市场的资格，要命的是，二板何时开设，至今仍是未知数。
　　后者对深圳的影响更是灾难性的。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李万寿对此痛心疾首：“主板停发，深圳GDP损失六七十个亿，资金流失保守估计也有一两千个亿。更重要的是，深圳金融产业失去支柱，城市丧失了庞大的资金吞吐能力。”对深圳来说是资金流失，对上海来说就是资金流入。
　　同样攻守之势相易的，还有跨国巨头直接投资。如果说深圳并不特别在乎直接投资多寡的话，其在乎的跨国巨头研发中心也跑到上海，则让深圳倍感苦涩事实上，争取跨国公司在深圳设立研发中心，一直是深圳提升城市竞争力的主要策略之一。
　　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北迁，同时意味着人才的重新流动。孔雀东南飞的盛况如今变成了“候鸟北迁”。
　　正在遭受转型之痛的香港人，也开始徘徊在黄浦江畔，寻求商机。而香港投资历来是深圳最重要的推动力，香港之痛就是深圳之痛。
　　硅谷梦想
　　但是现在就对深圳的未来发出嘘声，显然为时过早。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深圳为什么比不了上海，而是深圳完全没必要跟上海比拼。
　　来自深圳官方的消息说，深圳不再追求成为综合性超级城市，而是自觉定义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的城市。
　　深圳市市长于幼军描述了深圳的未来：首先，深圳的优势在于创新；其次，深圳不做华盛顿、纽约；第三，深圳可以做硅谷。
　　早在1994年、1995年间，深圳决策层就认定真正的前途是高新技术产业。当时为了扶持高新技术产业，深圳宣布取消对传统制造业的许多优惠政策，导致这些产业纷纷迁到东莞、惠州、中山等地。
　　1999年，这一努力结出了一批硕果：华为、中兴、金蝶、科兴等本地高新技术企业茁壮成长。一些跨国机构也纷纷在深圳设立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制造基地。同年，第一届高交会在深圳召开，确立了深圳在国内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
　　去年深圳的成绩单如下：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1321亿元、出口额为110亿美元，分别占本地工业总产值、出口总额的46和29，约占一半的高新技术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客观地说，七八年前的动作为深圳应对目前的危机赢得了选择空间：首先，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前景已然明朗；其次，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深圳完全可以定位于高端制造业。
　　相较于低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对城市环境、市场发育程度、政策环境、配套设施、创业氛围、资本市场活跃程度等因素都有着更高的要求，而这些恰恰是深圳的所长。
　　深圳确实有其得天独厚之处：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移民城市；市场化程度国内最高；相当宽松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凭知识、技术和能力挣更多钱的观念一直在深圳得到较好的体现；政府、企业创新能力强；创业氛围浓厚；城市环境优美等。
　　尽管在国家整体金融布局中地位下降，但经过多年的发展，深圳仍建立起了相对发达的金融体系和相对完善的金融制度。在放弃与上海平起平坐的幻想之后，深圳金融企业可以专注于专业化，更有效地为高新技术产业服务，同时推动深、港、珠江三角洲的经济、金融合作。
　　深圳已成为国内风险投资机构最集中的城市。从1999年至今，深圳致力于建立科技产业的投融资体系。政府成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出资组建高新投、中科融、创新投等风险投资机构，为中小科技企业提供投融资渠道；同时出资成立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通道。
　　同时，金融业的深港合作进程已经启动，继香港“银通”和深圳“金融联”ATM网络对接后，今年6月，深港两地银行又建立了港币支票双向联合结算机制，港币结算由国际结算变成了同城结算。
　　深圳的南泥湾
　　制约深圳发展的瓶颈一是土地，二是人才。
　　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说，“深圳不像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和充足的发展空间，深圳只有1948平方公里，大部分可开发土地已得到开发，今后发展的土地储备严重不足。”事实上，名震海内外的深圳高科技园，其面积也不过区区11。5平方公里。
　　至于人才，眼下深圳缺乏有影响力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人才和技术基本依靠输入，储备严重不足。
　　从前年开始，深圳从寸土寸金的土地中挤出100多平方公里，从东向西，兴建高新技术产业带，产业带规划用地158平方公里，比原来大了12倍。
　　产业带将高科技产业化、研究开发和高等教育集于一体，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将达318亿元。为产业带作高级人才支撑的大学城，仅基础设施投资就达20亿元，清华、北大、哈工大等名校都将在这里设立育才基地。
　　深圳市指望借此再造一个深圳：2010年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工业产值达到4000亿元。
　　在“十五”规划里，深圳的雄心是在城市基础设施、环保方面投入近千亿巨资，提升深圳市区与腹地的交通及配套能力，将深圳建成最具吸引力的城市。
　　但是单纯依赖财政基本不可行。改革投融资体制就成为选择：2001年11月，深圳市正式颁发了《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并于今年上半年颁发了实施细则。文件明确提出，“除涉及国家和地区安全的项目外，深圳所有经营性领域的投资一律向社会资本开放，全方位开放经营性基础设施和经营性社会事业领域”。
　　今年8月，深圳市一口气将能源、交通、燃气、水务四家公用事业公司在内的五家国企股权进行国际招标。
　　此举在产业投资界和证券界反响强烈。一家大型证券公司的投行部老总透露，他们正在论证深圳市轻轨铁路和港口的融资方案，准备与深圳市政府正式谈判。
　　政府提速
　　“目前深圳还有一个很大的难题需要解决。就是经济活力正在受到日趋僵化的行政体系的制约。行政系统已经失去了创新激情。在失去政策优势之后，制度创新就成为城市之间竞争的主要手段。”深圳一位资深官员对记者说。
　　深圳曾经相当自信地认为，在市场观念和市场制度以及行政效率方面领先内地多年。但在不知不觉之间，深圳的行政效率却成为了众矢之的。
　　深圳高层领导多次公开指出，随着特区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干部中存在不思进取的思想和小富即安、小进则满的情绪。与上海、苏州等地的行政体系相比，深圳已经没有优势。
　　深圳在全国率先进行了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大幅削减行政审批项目，并在2001年全面推行“政府提速”，目的就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一位官员坦率地承认，经过1998年至2000年长达3年的干部编制冻结之后，深圳2001年进行的机构改革成效有限。“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反而更困难了。政府提速也无法真正落实。”
　　未来掌握在深圳人手中
　　深圳在产业定位上的清晰，依然不能完全解答“何去何从”的问题。或者说，是城市定位问题。诚为论者所言，深圳夹在香港和广州之间，香港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广州则是华南的门户，那么深圳呢？
　　“优惠政策没有了，并不完全是坏事。深圳完全有能力公平竞争，早就应该断奶了。”一位企业界人士直言不讳。
　　与金融界的悲凉相比，产业界的情绪普遍乐观。“这里比别的城市更有机会，中小企业在上海很难立足。那里崇尚大企业文化。”一位港资企业管理人从上海回来后告诉记者。
　　生产移动存储设备的朗科公司副总裁成晓华说，“当初我们在硅谷和深圳之间选择了深圳。我们在深圳成功了。将来即使我们成为全球化企业，我想我们依然会留在深圳。”因为深圳的创业文化是国内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
　　富士康是位列深圳十大合资企业的台资企业，眼下正计划将其制造业中心迁至昆山，“整个事业部共7000余人带设备全部迁走”。但同时，富士康在深圳龙岗买下了庞大的土地，目的是“在这里建立大片的全球研发中心，这里将是我们的发展核心”。
　　没有人能抛弃深圳，抛弃深圳的只能是深圳人自己。上海和深圳完全可以各自妖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