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德国模式还是中国模式？

　　2010年8月13日，德国政府公布，德国最近一个季度经济增长为2。2，如果换算成年增长，就接近了9。这是德国自1990年统一以来最好的经济表现；也使德国人民和政府一下子扬眉吐气。自这次世界经济大衰退以来，德国政府一直拒绝跟从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受到来自美国和欧盟内部的重重压力。现在德国人终于可以说：我们的模式更优越。
　　当然，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长数字，如同股票市场一样跌宕不安，很难拿这么一个暂时的数字判断一国经济的竞争力。但是，“德国模式”的显山露水并不在这一个季度。在这一季度数据出来之前，美国的著名劳工律师托马斯盖根（ThomasGeoghegan）已经出版了一本新书：《你是否出生在一个错误的大陆？》。他认为美英所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已经被“德国模式”所代表的“莱茵兰（Rheinland）资本主义”所击败。这几十年来西方媒体上到处在谈论“旧欧洲”的衰落，近些年也高唱“中国崛起”。特别是在美国，在1970年开始就一直在谈论欧洲福利国家的崩溃。但事实上，这种“欧洲崩溃论”甚嚣尘上了40年，欧洲却越来越好，美国则在走下坡路。这也是为什么盖根为美国人感叹：我们生在一个错误的大陆！
　　我们不妨看看几个简单的数据。2009年世界银行所公布的人均GDP，挪威为7万9090美元，瑞士为6万4708美元，丹麦为5万5995美元，荷兰为4万7918美元，美国为4万6436美元，法国为4万2312美元，德国为4万874美元。如果退回40年，算算1969年的GDP，按当时的美元面值，美国高于所有欧洲国家，为4802美元，瑞士为3260美元，丹麦3068美元，挪威2878美元，法国2827美元，荷兰2553美元。比较一下就知道，欧陆这些福利国家，在美国人的“崩溃论”中纷纷赶超美国。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这些数字论高低。但是，面对这些数据再没完没了地讲欧洲福利国家病入膏肓、难以持久等等，恐怕已经讲不通了。
　　福利主义不一定造成高失业率
　　以美英那种“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的尺子来衡量，欧陆“福利国家”税收太高、政府管制太严、劳动力市场太不灵活，造成了高失业率。人口和经济规模最大的德国，自然成了美国人攻击的首要目标。2000年，美国的失业率仅4，德国则高达10。7。到2005年，美国失业率为5。1，德国则高达11。7。德国模式崩溃之说自然越叫越响。但是，到了2009年，美国的失业率为9。3，德国则降到了8。2。最近的数据是2010年6月，美国失业率为9。5，德国为7。3。高福利带来高失业的理论，到这里又说不通了。
　　不错，美国的人均GDP虽然已经被许多欧洲福利国家赶超，但还是高出德国5000多美元。不过，我们必须看看这GDP背后的名堂。美国人均一年开车的距离为1万3400多英里，开车的人均年度消费接近7000美元。也就是创造了人均将近7000美元的GDP。德国人则大部分使用公共交通，这方面的开支要小得多。另外，德国人花在医疗上的钱仅为GDP的11，也就是人均不足4500美元；美国则用去了GDP的17，即人均将近7900美元，比德国人多花3400美元，但人均寿命则比德国人短一岁多。还有，以每10万人中的监狱人口计，美国高达756，德国仅95。美国关押一个犯人的费用高达2万2000多美元。如果以这个费用换算，美国通过大量的监狱人口，人均又比德国多创出将近150美元的GDP。如果把这些垃圾GDP去掉，美国人能像德国人那样少制造些污染，少点通勤时间，少点监狱的犯人，少生点病，那么美国的人均GDP恐怕要跌到德国的水平之下。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看这些人均GDP是怎么干出来的。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数据，2006年，美国人均年工作时间是1777小时，德国为1362小时，比美国人少工作400多小时！人均GDP已经高于美国的荷兰，人均年工作时间则仅为1309小时。这种差距，在此次大衰退中更是变本加厉。《纽约时报》早就注意到经济危机中美德两国职工不同的命运：美国人纷纷被解雇，或失去固定的工作后干两三个临时工作，收入减半；德国的职工则带薪到海外度假！
　　“中国制造”打不过“德国制造”
　　当然，德国的人均GDP是低一些。不过，这里很大的一个原因是1990年东西德的合并。社会主义的东德，在经济上一穷二白，必须依靠来自西部发达地区的大量补贴，把德国拖得精疲力竭。美国人到德国调查逢人便问：“全球化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德国人总是说；“全球化对我们不构成挑战，最大的问题是东德。”而这一回答，也揭示的德国奇迹“奇”在哪里。在美国，制造业大量外包，蓝领纷纷失业，理由是中国、印度的崛起，把大量廉价劳工带入国际劳动力市场，美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太高，不外包就会灭亡。但是，德国的劳动力成本比美国更高。这主要归功于其超高的福利和非常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但是，德国人似乎并没有美国人那种压力，仍然把制造业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钱，而且在今年以前一直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如今这第一把交椅虽然被中国抢走，但是，德国8100万的人口，几乎和13亿的中国创造了差不多的出口额。况且，双方侧重于不同的领域，合作多于竞争。中国越是扩大出口，就越需要德国造的精密车床和仪器。日后全球经济回暖，需求上升，最先得益的也是拥有先进制造业的德国。“中国制造”无法取代“德国制造”，也打不过“德国制造”。
　　德国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这要归结于其独特的“莱茵兰资本主义”模式。“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强调的是自由竞争，企业要为股东负责，工人只是完成这一责任的工具。“莱茵兰资本主义”则强调企业对职工的责任。更重要的是，这种企业伦理已经完全被制度化了。比如，企业董事会中，一般席位是工人代表。这些代表要自己在工友中竞选产生。他们和资方代表一起，决定工作时间、休假、雇佣、裁员、甚至技术投资等等关键性问题。这种职工董事，在德国大概要有50万左右。
　　想想看，一个8100万人口的国家，5000多万劳动人口，每100多个职工中，就有一个职工代表进入公司的董事会。他或她像奥巴马、希拉莉一样，不仅要参加选举，而且当选后有着真正的权力。无怪盖根评论说，美国的政治是名人政治，大家看的是布什、克林顿、奥巴马在电视里热闹，但老百姓并不把握自己的命运。在德国，政治可以完全不涉及这类知名人士，老百姓在基层决定自己应该休多少天的假、拿多少工资。当然，这些职工代表的根本利益，还是要保证其“选民”的工作。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是削弱了德国的竞争力吗？恰恰相反。在这种制度下，工厂不敢轻易关闭，也无法随意解雇工人，只能培养工人。这样，制造业被保留下来；德国的工人在这种稳定的工作环境中，得以精益求精地深化自己的技艺。这也是德国的产品工艺先进、能够维持高昂价格的原因。按照德国的规矩，工资要集体协商。这不仅是工会一头是集体，资方一边也形成集体，即同类企业结成联盟统一工资。也就是说，在同一地区，你干同一种工作，到哪家工厂或公司都拿同样的工资。企业之间的竞争重在经营、技术、工艺水平，根本没有空间靠压低工价来提高效益。这和“中国模式”正好相反。也难怪，在美国制造业纷纷被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吓破了胆时，“德国制造”岿然不动。
　　随着世界人口的老化，这种能够珍重人力资源、并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的“德国模式”，自然会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茅于轼所谓“工人农民都不算数”的“中国模式”，则迟早要撞墙。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是老故事。“德国模式”才是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