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勇：请深圳为全国再杀出一条路来

　　8月26日，深圳特区三十岁。三十年间，最初只有“一条街道，一个红绿灯，一个警察，一个公园”的小镇，在经济发展方面，已大致可与香港平等对话。这座城市，以及它的缔造者们，创造了奇迹。
　　这个奇迹背后，是无数领中国风气之先的创举，是一个个像袁庚、梁湘那样敢把身家性命押上、从禁区与混沌中“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人，他们用好了毗邻香港这一地理优势，也用足了“特殊政策”，给事涉13亿人的市场化转轨，在诸多关节点上提供了第一手的示范，以及经验与教训。
　　现在的深圳特区，有两个定位。对工作生活于此的千万人来说，深圳要回归城市本位，为她的民众，谋得一个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前景。由此，深圳要考虑城市公共安全与城市管理体系的扁平化，考虑“支柱产业”，考虑充分利用创业板，将创新之根扎得更深在这个定位上，深圳要发展，也要平稳。
　　另一个定位是综合改革示范区。一旦将深圳重新放回中国转型的大视野，这枚改革开放下的蛋，就还有更重大的使命：她要为尚在艰难转轨的中国，示范一条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全方位改革之路。这些路，或许更有风险，更有争议，更需要政治家的远见、智慧，以及勇气。在这个定位上，深圳继续成为改革的探路者，要敢于试验、跳跃乃至“冒险”。
　　放眼全国，从上海浦东新区到深圳特区，我们已经有了8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这些试点区，在各自侧重点上，都担负着为全方位改革探路的使命。然而，唯有深圳得天独厚，与香港仅一河之隔，那里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又以法治与自由著称于世。学习香港如何管理一座巨大的城市，如何践行法治、保障公民的各种自由，深圳最为便当。
　　深港同城化，交通等硬件只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具体行政、商业、法制操作上的对接。再一个层次，则是贯穿于各种制度与生活方式的基本文化与精神的水乳交融。说到底，无非是市场自由，法治完善，政治民主，社会宽容与文化多元。相比于已经拆掉的二线关，打通深港之间的软硬关口，或许更为重要。
　　“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清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温家宝8月20日晚在深圳的这些重要提醒，已将最近几年改革攻坚战的艰难处境说得很透彻。
　　其实，深圳对此已有切身之痛。8月16日，被双规一年多的前市长许宗衡，被查出“收受巨额贿赂”、“生活腐化”后，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这巨额贿赂，便是“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所形成的权力租金。如果不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权力租金蔓延成风，必然要严重威胁深圳的市场经济秩序，以及民众的切身利益，也会给执政党造成负面影响。
　　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全方位改革势所必然。深圳必须探寻出路。譬如，深圳可借鉴香港设立廉政公署的反贪思路，学习香港详尽透明的公共财政体系，让市民、人大代表与媒体制度性地参与和监督。管住政府花钱的手脚，也就管住了贪腐的最大空间之一。
　　其实，困局的部分破解之道并不难找。且不说广东早有全国领先的“人大现象”，只待深圳再往前探索几步，在袁庚开拓蛇口工业园区时，也已经有过这样的实践：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年底信任票不过50就直接下台。袁庚还规定当地的报纸只要不违背法律，什么都可以报，对一把手也可以点名批评。当时蛇口并没有大乱，反而发展很好，一时称为“改革试管”。
　　这岂非就是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深圳当回望历史，再看香港，继续当好中国转型的试管。一旦深圳结合内地的制度框架，创造出完善现代治理、落实民权、限制公权的具体设计，则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