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黎明：特区改革的关键是体制改革

　　深圳、厦门、珠海，特区扩至全市，汕头也在积极争取，加上此前海南国际旅游岛地位的明确，设立30年后，中国几大特区纷纷迎来“扩大化”潮流。
　　在此之前，发展最快的深圳曾面临“四个难以为继”的困惑。特区内外，迥然有别。区内发展迅猛，土地、资源、人口和环境等压力重重，而区外则发展相对滞后。扩大之后，特区的发展空间无疑将更为广阔。
　　特区扩大，首先让一些人看到了发财的机会。在海南，相关政策出台后房价应声而起，相似的预期也正在深圳、厦门、珠海等地上演。事实上，在一些地方看来，特区扩大首先就应该是刺激当地经济发展。
　　这本身或许无可厚非。在特区政策越来越普遍化，特区“泯然众人”的时候，特区还怎么特下去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改革者。在当前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特区扩大化的目的当然包括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然而，这并不是特区所应承担的全部功能，甚至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功能。过去30年，特区发展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但在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社会体制等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
　　以深圳为例，30年辉煌成就不可抹杀。但深圳经济发展越快，过去的那一套行政管理、社会管理体制就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新发展，必须深化改革。深圳也曾就此作出努力，并在全国率先试点行政体制改革。然而，这场轰动一时的以“行政三分”为核心的改革，历经挫折，艰难推进。究其原因，特区范围限制导致区内外行政体系失调是其中之一。但最根本的是，经过30年发展，特区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格局的利益关系，难以遽然打破。
　　美国学者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中提出了“分利集团”理论，深圳等特区发展也面临一个分利集团阻碍继续改革的问题。当改革者成为被改革者的时候，正如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所说，今天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一个利益的深度调整。
　　事实上，所谓“难以为继”，就是各种利益集团携各路资本，在特区范围内激烈争夺各种资源所形成的必然结果。当特区内的土地、资源、人口和环境不堪重负的时候，资本左冲右突，必然要求向外走。此时，特区扩大实质上就相当于为这些分利集团和资本提供了又一块“肥肉”。但是，要解决随发展而形成的分利局面，最大程度减小其对继续改革的阻力，绝不可能简单地一扩了之。特区扩大只是缓兵之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
　　当然，缓兵也好，权宜也罢，都为特区的改革和发展赢得了空间。特区扩大，有利于理顺当地的行政关系，因此有利于地方统筹协调发展，为下一步改革铺平道路。但这些空间必须用来换取宝贵的时间。这就要求特区拿出破局的勇气，尽快推进包括行政体制改革等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
　　可以说，深圳等特区过去30年的大发展，来源于当年的体制性突破，来源于全社会各层面的创新。如今，这种突破和创新还能不能实现？简单的特区扩大化无法做到这一点，只有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
　　深圳特区30周年之际，总理温家宝在深圳一再提及要“敢闯敢试”。“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否则，“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主政者对当前形势有清醒而迫切的认识。但对当前分利局面的解构，无疑要比30年前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努力。正如王荣所表述的，“今后的改革都要涉足深水区”。在深水区，石头可能都潜藏在水面之下，摸着石头过河的难度必然加大。
　　但这就是特区存在的意义所在，它“有责任在推进改革开放方面为全国作出表率”。如果不这样，特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全国对于特区的期望，不在于其地域的扩大，也不仅仅在于其经济规模的扩大，而在于其能否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协调发展上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因此，千万不能将特区扩大化仅仅演变为新一轮经济大发展，甚或只是跑马圈地大搞房地产。如果仍然抱着这个思路搞特区建设，注定只是走老路、吃老本，免不了又将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