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官员与文章李克军著《乡村视野“三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现在的领导干部中，不仅有文凭热，也有发表出版热。不少领导干部不时有文章见诸报刊，甚至有专著出版。我经常收到一些地方领导人寄送的文章甚至著作。通常，我会浏览一下这些文章，企图有所发现，但是令人失望者居多。所以失望，是因为这些文章往往与官样文件无异，陈陈相因、套话连篇。然而，翻阅李克军先生的书稿，却使我有很不一样的感受。显然，同为地方官员，他的文章是另一种文章。
　　我赞赏克军先生的写作，一方面是赞赏他的写作活动，另一方面是赞赏他的写作成果。克军曾经在两个县（市）担任县（市）委书记达9年，而后升迁至省委巡视组任职。这样一位领导干部，钟情于三农问题研究，将主要的业余时间倾注在思考和写作上。这本身体现了一种精神境界，体现了一个人的事业情怀和生活追求。当多少官员热衷于官场交际、纵情于权力享受的时候，他却埋头于农村发展问题的调查研究，这样的行为本身是需要信念支撑的。这其中有对于农村发展的关怀，有对于生活价值的理解。捧读书稿，最先感受到的是这样一种精神力量。
　　这些文字的成果，大致形成于两个过程。首先是作者本人担任县（市）委书记期间的经验体会，其次是作者离开县（市）领导岗位后的调研观察。作者的观察思考，可以说涵盖了农村发展的几乎所有重大领域，主要体现在本书的十个板块里，包括粮食生产、土地制度、农业结构、农村工业化、农村合作经济、新农村建设、财政支农、村民自治、乡镇改革、乡村治理等问题。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基于长期的地方工作经验和勤奋好学基础上的知识积累，对农村问题具有敏锐的观察和独到的理解。
　　在阅读书稿过程中，我不断受到启发，有所感悟。突出的印象有两点。其一是作者为文立论的质朴真诚。真实坦诚其实是文章的基本要求和寻常标准。但是，在当代官场，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东西变得越来越珍贵，越来越稀缺，言不由衷似乎才是常规状态，正如许多官员感慨的“讲真话越来越难”。本书作者也说，在地方担任领导工作时，“看到的多是莺歌燕舞景象，听到的多是形势大好喜讯，研究的多是上级感兴趣的话题，写出来的多是官样文章”。现在的作者仍然身在官场，说出来的是真话，写出来的不是官样文章，这殊为难得。其二是对于乡村治理的洞察分析。从篇章结构看，本书内容比较松散，但是，如果从作者的观察视角和基本观点来看，主线则非常突出鲜明。实质上，本书的全部讨论都是围绕一个基本主题，这就是基层政府治理。作者占有的资料丰富，分析犀利，其观察深度和高度是一般学者所难以到达的。
　　我非常赞同作者关于乡村治理的基本分析。他认为：“全控式”治理模式弊端日益显现，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程度。“逼民致富”的政府行为留下了诸多后遗症；某些“权力上收”和强化基层组织建设的举措，虽然可解燃眉之急，但加剧了治理混乱；政绩考核虽然强化了自上而下的激励机制，但助长了急功近利、形式主义，使基层政府距离服务型政府越来越远；靠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抓“减负”和“维稳”虽然能缓解矛盾于一时，但弱化了民众监督，忽略了法治尊严，难以实现长治久安；带有政治运动色彩的各种“教育活动”虽然在反腐倡廉、凝聚人心方面有微弱作用，但助长了“假大空”恶习和民众的政治冷漠倾向。因此，他提出要反思检讨基层治理的得失，主张摆脱一味“加强”的思维定势，坚持“加减并用，以减为主”。这实质上是政府治理的转型，也是当代中国政府改革和政治发展的重大问题。
　　按照一般的著作分类，克军先生的这些文字，似乎难以归其所属。在我看来，这些文字基本上属于农村工作随笔，或者说是“农村政策问题随笔”。文以载道，好文章其实是不拘形式体裁的。在当下的出版物中，有些可谓“鸿篇巨制”，但内容空泛空虚；有些“著作”以貌似高深的形式唬人，似乎很“学术”也很“理论”，实际上既没有学理可言，也缺乏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历史内容”，其本质与官样文章无异。我说这个道理，不是强调本书如何好。因为具体到本书如何评价，每个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我只是想强调，文章是否好，关键不在于属于什么题材门类。对于现实问题的研究来说，判断是不是好的文章，体裁、篇幅等形式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讨论的是不是真问题、展示的是不是真情况、表达的是不是真思想。
　　通常人们说，文风是党风的反应。党风是什么，其实不容易说清楚。从更大的历史背景看，特别是从国际视野看，文风是特定制度体制的反应。简单地说，如果行政权力产生于公开的竞争性选举，领导人的文章讲话一定要平实、通俗。为了争取广大公众和选民，政治家必须把话说得自然朴实、清楚明白。他不会说、也不敢说那些诘屈聱牙的话，玄而又玄的话。因为如果装神弄鬼、故作高深，使得公众一头雾水，必定在政治竞争中被公众所抛弃。正如哈贝马斯所言，政治家失去了与人民交流的能力，合法性危机也就不远了。当下的文风，实在有很做值得反思检讨之处。那么多“理论”“概念”，那么多四六句、排比句，从上到下，如出一辙，领导读起来朗朗上口，听众往往不知所云。苏东坡批评汉代扬雄的文章，“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是一种“雕虫篆刻”。这种故弄玄虚的文风，根本原因在于思想内容陈腐空洞，是古人所说的“道丧文弊”的状态。从全社会来说，建立新的文风，当然需要写作者行文时刻意求新，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推进制度体制变革。
　　（2010年6月30日于北京）
　　（注：李克军著《乡村视野“三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一书，由新华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本文为该书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