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特区30年，寻找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

　　昨天，2010年8月26日，是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产物和代表，这个南海边上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拔地而起，迅速成长为经济总量居全国第四位的国际性大都市，是当年没有人会预料到的。
　　稍微上点年纪的人至今还能津津乐道地回味当年举国上下提到“深圳速度”时的那份激情和憧憬，正是凭借了这种速度，来自五湖四海的“深圳人”实现了属于他们、也属于改革时代的中国的“深圳奇迹”。当然，实际上只要对照一下过去30年来的GDP总量和人均收入，我们就会发现，连同珠海、汕头、厦门在内，与改革开放差不多一同起步的第一批四个沿海经济特区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
　　今天，当深圳特区已经步入“而立之年”，举国上下再次朝它投向了热切的目光。就在不久前，国务院原则同意修订后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要求深圳市认真组织实施这份总体规划，逐步把深圳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市。但对大多数国人来说，除了关心深圳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以外，他们更加关心的是这样一个特区怎样引领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的阶段。
　　无疑，许多人将希冀的焦点落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之上。正如上周末温家宝总理视察深圳时所说，深圳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做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和监督政府行政事务，参与和管理经济、社会、文化事务，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难题。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走走停停，期间虽也在农村村镇直接选举、基层党组织和行政领导“公推直选”等方面取得过一些扎实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步子还是比较迟缓的。这主要是因为，相比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既积极又稳妥地逐步推进。而在推进过程中，寻找到正确的切入口和抓手又是极为困难的。更重要的一点也许还在于，以往的政治体制改革，过多地集中于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然而，政府机构设置和功能也许的确能够撤并调整，但作为一种整体性的行政体系，公权力的基础和运行模式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行政体制改革往往会事倍功半。
　　就深圳这样一个地区而言，国家当然也可以像30年前设置经济特区一样赋予它“政治改革特区”的功能和权限，但必须了解的一点是：政治与经济在性质上是非常不同的。从意识形态到大政方针，我们实际上是很难指望深圳在政治改革的领域单兵突进的。简单地说，设立一个经济特区，中央政府可以给予它其他地方没有的特殊的经济政策，像保税政策、外资企业的优惠税收政策、金融外汇管制方面的特殊放宽等等，但如果要在某一地区实行特殊的政治制度，例如特殊的选举制度、司法体制等等，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等于赋予该地区类似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位。
　　但这么说也绝不意味着特区完全没有希望在不打破现有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
　　无论从西方国家政治现代化历史还是从中国百年来的曲折和挫败教训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一个显著的规律，那就是：完善的民主与法治的建立和巩固，必须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这里的所谓“社会”，是指一个由无数的社会组织最大限度地自我管理、自由博弈的生态系统。我们认为，经过3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深圳经济特区的人均GDP已经突破一万美元，这催生了社会的广泛和多元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它们如果能够在法治的框架内展开透明和公平的博弈，假以时日，就一定能够造就出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生态，从而为下一步的民主政治奠定牢固的基础。
　　因此，深圳作为一个被寄予厚望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先驱，下一步的重点的或许未必是更多地“为”，而恰恰是“不为”。也就是说，政府将自己更多地从对经济社会的直接介入中退出来，把社会组织可以自行完成的许多事务更多地交付给它们自己，而政府自己则更好地充当一个规则制定者与监护者的角色。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对上述社会组织的萌芽和发展提供扶持。
　　循着这种思路的改革，很可能在表面上并没有太多值得关注的东西，因为它并不需要醒目地改变现有的主要政治制度，但它却是润物细无声的。有朝一日，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