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士其：“中国模式”不可能“去政治化”

　　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不仅影响着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而且也影响着每一个讨论的参与者与听众和读者的价值取向。就此而言，让这种讨论“去政治化”，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而且恐怕还有悖于每一位讨论参与者的本意。况且，在涉及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中国已经不大可能“韬光养晦”，“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原因是：一则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可回避地必须向国人和世人宣示其未来的发展理念和目标，二则以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而言，无论中国怎么做，外部世界都不可避免会议论纷纷，甚至充满猜疑。
　　笔者认为对“中国模式”的“政治性”讨论必须是理性的、开放的和坦诚的，也就是说应该尽可能避免强制手段的干预。
　　当前对“中国模式”讨论最需要的是深刻的忧患意识
　　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但还远不能说，我们已经建立了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当前中国正面临着诸多复杂的问题和挑战，比如环境污染、贫富分化、腐败成风等等。对这些问题，我们尚未找出有效的应对之策，而现有的各种制度与政策也常常在实践中失效或者变形。“制度失效”的现象一方面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具有某种普遍性；另一方面它表明，这个社会正在很多方面失去一些基本的底线，“竟次效应”（或者不确切地说就是“劣货驱逐良货”的效应）正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裹挟着这些矛盾与问题一路发展到今天，但没有理由假定还能原样发展下去。因此，中国社会现在最需要的，是一种深刻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是一种直接面对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勇气和魄力。就此而言，过分沉溺对于“中国模式”的总结，至少会有让人们回避现实之过。
　　离西方生活方式越近，“中国模式”越面目不清
　　要真正解决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首先就必须明确中国社会的发展目标。从当前的各种“中国模式”论来看，它们基本上都把“中国模式”视为一套政策与制度组合，而把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模式、特别是其丰裕的物质生活方式视为中国社会默认的发展目标。这是当前的“中国模式”论最根本的问题所在，因为“模式”论者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总结的“中国模式”与这种社会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之处。中国离现代西方的生活方式越近，所谓的“中国模式”也就越来越面目不清。
　　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建立在对人的欲望的承认、解放和刺激的基础之上，它使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严重依赖技术和生产的进步，后者一旦出现问题，马上就会引起社会和政治危机；欲望的释放和满足避开了道德的紧张与冲突，并且也取消了道德本身，从而最终取消了人性。
　　中国需要发展新的生活方式，“中国模式”的讨论不能去政治化
　　必须明确认识到，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追求现代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物质生活方式。因为地球资源根本无法承担这样的追求，这种追求必将撕裂中国社会，当前中国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追求的结果，而且这种物质丰裕、精神贫乏的生活原本就不值得追求。所以，中国必须寻找到自己与之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加以践行，正因为如此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才不能“去政治化”。但是，这种讨论首先应该是在规范层面的，而且也必须立足于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性认识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