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精英主义束缚底层政治

　　长期以来，“底层社会”可以说是被遮蔽及忽视的另一个世界。着眼于底层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结构，深入底层人群日常生活的细节和事件，将有助于揭示和再现社会运行的深层动力和被“隐蔽”的社会事实，有助于理解和揭示社会转型背后的另类社会现实，对于丰富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冲突理论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底层政治有自己的“自主性”
　　一般认为，印度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没有发生激烈的全国性革命，虽然有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社会底层没有被作为一个阶级整合起来的经历，因此缺乏阶级认同背景下自主的抗争意识。但在印度庶民学派看来，精英主义历史观关于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从属关系的分析，忽略了被压迫阶级自身独特的政治。在任何情况下，底层政治的目的、战略和方法与精英主义的都不相同，底层政治有自己的“自主性”。特别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帕沙查特吉教授通过对欧美学术界流行的国家与公民社会理论的系统批判，提出了底层政治研究的核心概念政治社会。他指出，以欧美历史经验为主所延伸出来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分析框架并不足以描绘与解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真实状况。
　　现代国家在治理的过程中，发展出了针对不同“人口”群的治理机制，这个治理机制给弱势人口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中创造非主流政治提供了民主空间。这些人口不是国家的也不是公民社会的主体，他们的存在甚至被认为非法的，或是要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清除的，也因此基本上被排除在正轨的政治参与过程之外，最多不过成为社会精英动员的对象，在权力分配完成后，继续被统治。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为了生存他们必须不断地与国家和公民社会周旋。在这个周旋过程中，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夺取国家机器，也不在于取得公民社会的领导权，从而开启了一个中介于两者之间极为不稳定的暂时空间，称为政治社会。这些来自下层人口的抗争其实是后殖民时期主要的政治活动，只是国家精英不以“政治”来对待他们。实际上，底层民众的斗争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民主的进程，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
　　众所周知，中国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先后经历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其中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为指导的革命，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很多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参与其中，形成了具有阶级认同的底层意识。虽然这种维系底层群体身份认同的革命遗产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仍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众多的研究者主要还是站在精英的立场上，坚持精英主义的价值观，自上而下地看待底层社会。真正来自底层的眼光微乎其微，就是那些对边缘弱势群体问题的呼吁，也在一定程度上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底层生存状况的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危险警示的精英思维的反应中，底层是作为治理对象和防范对象而存在的。
　　底层政治是反应性或应对性的
　　如果说，精英政治是与国家政权相联系的，并通过有组织力量的国家政治而经常表现为制度或秩序，表现为强制性的手段，以及精英们无论是否掌握了国家权力，都试图塑造自己的合法性并使之意识形态化。那么，底层政治则更多的是底层民众的自发行为，其行为方式则可能是隐性的、自发而零散的。这有如斯科特所说，“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和计划，它们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规范相对抗。”同时，底层政治是反应性的或应对性的，它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困苦或不满寻找解释的方式和解决的路径。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利益受到损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利益诉求都可以成为底层民众进行抗争的诱因。它需要对自己利益受到侵害有明确的感知。在目前的中国，底层民众进行集体行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以意识形态和其他社群为参照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以法律规定为依据而产生的利益受损感。前者如工人对企业改制的不满讲的就是“理”，后者如农民因土地被非法征用依据的就是“法”。
　　要了解底层社会就是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从底层群体的处境去理解他们的诉求和行为。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精英活动的层面上，而是需要深入底层社会生活的内在结构中去寻找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摆脱精英主义价值观的束缚，树立全新的底层立场。对那些主导社会发展的精英不能简单地停留在道德评价的层面上，而是需要寻找一种制约精英们行动的社会力量。毫无疑问，这种力量首先来自政治背后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然后才是制度的设定和遵守。在这里，民主政治的主要意义，就是让政治精英和底层民众在内的社会各群体有一个平等的利益表达平台。
　　原载于《人民论坛》（总第29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