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底层知识青年将改变中国

　　3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知识青年群体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一部分被利益结构化，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知识精英联盟；另一部分被去利益结构化，成为底层知识青年群体，他们欠佳的处境使他们可能萌生“愤青”意识，对抗主流价值观，对未来社会影响深远。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底层知识青年群体，主要是一些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见识，但没有纳入国家体制内，没有稳定工作，生活漂移的年轻人。大体上包括三类人：生在城市，大学毕业后无业在家“啃老”的城市青年；生长在农村，大学进城读书，毕业后无业，有的进入城市为“蚁族”，有的心有不甘地待在农村；随着进城打工的父母生长在城市，他们不同于城里人也不是真正的农民，在接受了相当的教育后无业的青年。
　　在这三类人中，最需要关注的是农村无业知识青年和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有专家估算，这群人口占农民工在城市人口的5到6左右，如果以农民工人口1。3亿的统计口径计算，他们也达到了六七百万的规模，而且他们是中国城市青春期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无业知识青年与农村无业知识青年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区别在于，后者没有生活底线，无工作可干的他们无法维持日常生活。而城市无业知识青年可以继续待在人人向往的城市，或者“啃老”或者享受城市的基本社会保障，相对安定。但是，无论哪类“底层知识青年”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他（她）及其背后的家庭很少认为是自己不行，往往会归咎于这个社会不行，认为是这个社会的不公平造成的。
　　当前最应当关注的是底层知识青年的意识形态可能正在形成，也就是所谓的“愤青”意识。与主流价值观不同，这个意识形态反映了底层知识青年共同的社会认知。这种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这是造成底层社会不稳定的基本根源。目前在网络上，可以看到这种意识的苗头，任何一个政治主张出台，任何一个社会热点事件的背后，都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反弹观点”。这种“反弹”与国家所要表达的主流价值取向完全相反，这种“反弹”就是“底层知识青年”表达的“不满和反抗”，如果进一步蔓延可能造成明显的官民对立。
　　失业农民工同样处于弱势地位，但其问题基本上是生存问题，不会是政治问题。首先，他们终归不是政治性很强的人，缺乏共同的政治意识，难以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政治上的抗争。其次，他们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带来社会动荡，例如出现什么不公平的事情后闹一闹，但是不会上升到政治层面，因为他们不会把失业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再次，他们基本需求上还是一个生存问题。农民工关注的是欠薪问题，如果找不到工作，一般都不会把它归结为政府的责任。
　　然而，“底层知识青年”与农民工最大的区别在于预期值不一样，两者存在认知上比较大的差别。对于绝大多数“底层知识青年”而言，他会想到腐败问题，会进行利益比较，例如自己的同班同学，有的人活得比自己好；比如进一个机关事业单位，你可以进去，我不能进去，这里可能存在腐败问题。他会进行比较，会去追问这个制度上的问题。长此以往，他们可能会对人生冷漠，对社会不满，产生强烈的对立意识及情绪。
　　当前底层知识青年的问题，与改革开放形成的排斥性体制有关。这种排斥性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成员层级流动存在巨大障碍。“官二代”和“富二代”在破坏着社会基本的公平和公正规则。这种破坏正在动摇“底层知识青年”心中的公平正义理念，引起对立情绪。因此，在公权领域解决权贵阶层对政治资源的垄断，给所有人特别是底层知识青年向上流动的公平和平等的平台，已迫在眉睫。同时，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走进“底层知识青年”的生活，了解他们的诉求和行为。也就是说，对政治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精英知识分子活动的层面上，需要深入到底层社会生活的内在结构中，去寻找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
　　培养“底层知识青年”对社会基本的认同感。对于农村青年而言就是地方认同，对于城市青年是社区认同，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容纳、接受和关注。各级各地管理者要给他们提供与当地人均等的公共服务，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要给他们提供利益表达机制。目前，“底层知识青年”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充分的关注，他们常常感到国家很多政策与自身利益没有关系，至少不是紧密的关系。通过各种组织或者渠道让他们的声音能够如实反映上去，政府在制定各项决策时要倾听他们的声音，这样，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才可能建立。
　　（刊《瞭望新闻周刊》（2010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