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选择体制？

　　在北大一座旧楼上，一间僻静的房间里，一张桌子，一台笔记本电脑，还有窗外的阳光，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徐湘林博士显然是一个喜欢在安静的环境里，自由漫步于思维空间的人。
　　叙说风云激荡的政治历史，他依然保持平稳的语调，充满理性的色彩。他着重强调：抛开各种形而上“主义”的纠缠，直面中国政治制度的本土现实，来审视政治制度这一繁杂的对象，或许是一个不失真的透视角度，这就是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徐湘林博士的角度。
　　新闻周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确立的新政治制度是一种什么制度？
　　徐：应该说是一种规范的宪政制度，具体体现在1954年宪法。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包含了“人民主权原则”、“选举制”、“代议制”、“立法权至上原则”、“内阁负责制”等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要件。
　　新闻周刊：宪政制度作为西方政治文明的产物，为什么会在中国的本土上发生？是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物的智慧创意，还是有本土性的基础？
　　徐：任何一种稳定的政治制度都不大可能是一次性人为设计的，而是历史演进的自然结果，宪政制度是20世纪中国各种政治制度实验的变革与继承。
　　自上个世纪末戊戌变法和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封建帝王传统政治制度开始出现总危机并面临崩溃，中国存在重建新的国家政治制度的巨大压力，寻找一种全新的现代国家政治制度成为举国上下的一项重大课题，从20世纪初发行在当时颇具影响的《顺天日报》可以发现，当时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潮在中国思想界都有介绍。
　　在政治实践上，一开始走以康、梁为主导的本土皇权改良道路，结果“戊戌变法”与“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对本土改良彻底丧失信心，从改良走上革命的道路，引进西方政治制度，如国民党宋教仁积极推动实施政党政治和内阁制。但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结果证明是失败的，于是一部分回归到立宪保皇。孙中山根据本土的实情，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模式，此后的国民党一直致力于实现这个模式，但在具体政治运作上发生了偏离，走上一党独裁的歧路。
　　1949年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通过军事胜利夺取了政权，在其他一些小的民主党派的政治支持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共和国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军事胜利和政治正当性双重基础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当时各种政治力量参与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新的政治制度虽然受苏联宪政模式较大的影响，但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经验和当时的政治需要，具有本土特征的宪政制度。
　　新闻周刊：为什么建国后建立了比较规范的宪政政治制度，但后来在实践中发生偏离，直至出现“文革”这样的政治混乱？是人为的还是制度的原因？
　　徐：这不仅仅是把责任归结于个别领导人就能说清楚的问题。首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分享权力的制度安排。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把它看作是一种政治支持体制，而不是“代议制”的体制。因此，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和监督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支持，其发展受到阻碍，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才有了变化；
　　二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用制度化方式管理国家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与中国共产党多年革命和战争经验中形成的领导体制以及工作方法一时无法协调。加之当时中国共产党设置的一些重大任务目标，如大规模社会改造、高速的经济增长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等，需要充分的社会动员和高度集中的政治运行机制，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程序化模式的不完善无法满足这种需求，因此，政治动员模式往往取代了制度化的模式，使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规范化体制难以建立和完善；
　　三是，本土政治文化中的人治传统，导致人格化的权力结构在政治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着一种贤君、圣人治国的潜在期望，毛泽东的超凡魅力权威正好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
　　这些因素共同造成建国后的宪政的制度化程度一直很低，以至不能有效防止“文革”悲剧的发生。
　　新闻周刊：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由于现代宪政制度产生于西方文明，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有很大的异质性，这就决定了不能盲目引进西方的宪政制度，而应立足于本土？
　　徐：这是人们一个普遍的认识误区，要超越外来与本土的范畴，不论是本土还是外来，任何一种合适的制度都是无法进行预先的设计，所谓一种理想的制度是由智者构想的观念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实的制度是演化的过程与结果。自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在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长期探索中，不存在是应该引进，还是应该立足本土的两分法选择，现行政治制度事实上是不同时期政治主导力量在现实情况下进行政治选择的结果的不断积累，是继承和变革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的宪政政治的完善是需要时间的，传统的东西与外来的东西之间的磨合需要一个过程，需要通过渐进式的政治制度改革达到完善，比如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过程就是这样，它正从过去那种“橡皮图章”似的机构向“代议制机构”发展，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中国1978年以来的政治制度改革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为重建政治合法性所进行的一系列理性政治选择的过程。
　　新闻周刊：在当今的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我们该以什么态度对待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
　　徐：首先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因为西方的文化、历史背景不同，具体的制度安排也千差万别，是由历史演化形成的，如英、法的宪政制度就存在很大的差别。
　　其次是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已是一个具备一定经验积累的制度，已自成体系，所以外来模式很难作为一个整体制度来借鉴，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其运行体制上不可以借鉴外来的成功经验。
　　新闻周刊：中国当代的政治制度改革课题是什么？应采取什么合适的途径？
　　徐：中国当代的政治制度改革课题是，如何在政绩合法性弱化的同时，通过各项政策与措施维护社会公正，加快民主化与法制化进程，努力建立制度合法性的基础。在中共十五大上已经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到2010年建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与实现依法治国。
　　要达到这一目标，我认为应该立足中国的本土政治现实，走以稳定为基础的渐进式政治改革。
　　世界各国的一个普遍现象是，由宪法所确立的政治制度的原则性规定与实际政治运行体制之间都会多少存在差别。但我国的情况时，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一直很大，制度化程度一直比较低，尤其是78年改革之前，但问题应该辩证的看，正是如此，反而使旧的政治体制具备了适应于改革的内在的灵活性。此外，规范性政治制度与实际政治运行体制之间的差距为渐进改革提供了充足的合法性制度空间。不像前苏联，旧的政治体制的制度化程度很高，结果是适应改革的能力相对较差，大大增加了渐进改革的成本，最后导致了激进的政治变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20年来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种主要由政治领导层不断进行政策选择的渐进过程。这一渐进改革的模式为中国提供了20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但中国仍然面临着许多急待解决的政治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西方的某些固定的政治制度模式未必可以做到，通过提倡某种外来的“主义”也不可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讲，现行宪法所确立和规范的基本政治制度为我们建立适合于国情的民主法制的稳定性政治制度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制度空间。在这一框架下，通过渐进改革，不断缩小制度与体制之间的差距，最终实现建立中国式的民主法制国家目标，这是一条很现实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