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恶治”与“良治”，分裂与统一

　　经常愤怒地谴责、正义地声讨西方和日本历史上帝国主义行径的当代中国人，很少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伟大祖国也有相当长的帝国主义历史，而且积累了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帝国治理经验。只不过这些经验在1949年以后的官方宣传和教育系统里，或是被厚厚地屏蔽了，或是被粗糙地搅拌了就是把它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列宁斯大林主义（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极不准确）的这种主义给搅拌了，弄得像一盘炸酱，红不红黑不黑的。在当今中国面临着民族关系治理的实际困难和新型挑战之时，我们要放宽视野、敞开思路，就必须把“中华牌”的帝国管治经验与“苏共牌”（苏联共产党的传统当然也不单一纯粹，不过确实是以斯大林体制为主）的帝国管治经验作出仔细区分，不然的话许多中国人就会老是陷在后者的泥坑里而不能自拔，误认为那是古已有之的中国土特产。
　　在几位苏共中央书记于1991年8月18日发动、21日就垮台的那场“醉醺醺的政变”之后我这么说它，是因为政变的几个主要领导干部，包括苏联副总统G。I。Yanayev，总理V。S。Pavlov，国防委员会副主席O。D。Baklanov，政变的那几天都经常喝得小到中醉，偶尔大醉，最后是烂醉，估计是心里太发虚（J。Matlock，Jr。，AutopsyonanEmpire，pp。581583，595596）苏联的迅速完结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一时全球议论纷纷，其中很多议论都与中国有直接关联。那段时间我正在东欧苏联实地考察，便应约为台湾《联合报》系及其在北美的《世界日报》作点分析评论。他们报系的资深编辑群体是反对“台独”的舆论组织中心，那几年深受李登辉政府的压制，尤其希望我把苏联分裂与台独趋势作鉴别对比。而我关心的范围更广，涵盖中国的边疆地区，当时我强调的几点主要是：
　　“无庸置疑，‘苏联变‘苏分的巨变已经对大中国版图内几个地区的分离独立运动发生了影响。与苏联中亚接壤的新疆和内蒙古，分离主义者提高了他们的呼声。西藏独立运动出现新高潮是可以预期的。不过，迄今为止，最受‘苏分巨变鼓舞的，还是台独运动但是，中国境内的分离运动遇到的困难，会比苏联的大，首先是人口原因，俄罗斯人只占苏联总人口的一半，而汉人则占中国总人口的九成以上。另外的一些因素，也给中国的分离运动造成比苏联的分离运动更多的障碍。”即便是在国际舆论非常关注的西藏，情况也没有到本地居民普遍要求分离的地步：“藏独一部分是施政过程中的愚蠢腐败造成的。在明智清廉、文化上更尊重藏民的官员的治理下，汉藏紧张关系完全有可能和平理性地逐步化解。”从长时间跨度来看，“中国有数千年的立国经验，政治文化中合比分的倾向要强韧得多。现有的汉族，不知是多少民族的大杂烩。遇到一个明智的政府，分离难上加难。若政府太不明智通达，我们就要目睹中国的一个多事之秋”（丁学良：《看苏联，想中国》，载《世界日报世界论坛》北美版，1991年10月6日，第15页）。
　　将近19年后的今天，我大体上还是持有这样的基本观点：苏联的分崩离析，并不意味着中国也会一模一样。中国民族关系的治理问题，只有一部分同苏联相似，那就是源于列宁斯大林传统（尤其是斯大林主义）的那些成分。中国还有自己独有的一些治理传统（有很好的也有不好的）。要害的一点，是要梳理清楚“治理”与“主权”之间的界线，坚持不懈地以治理方面的改善进步（goodgovernance即“良治”），来弱化和消解民族关系中的矛盾冲突。那些一贯拒绝自我反省、动不动就把坏的治理（badgovernance即“恶治”）而引发的少数民族老百姓的不满和抗议同“分离独立运动”划等号的人尤其是官员，表面上看似乎是“维护国家统一完整”的先进分子，其实是拿真正的“国民利益”来垫背（nationalinterest通常译为“国家利益”，易误导，也有海外华人将其译成“国族利益”），以掩盖他们的无能、渎职、贪腐、蛮横乃至黑社会式的违法行为。这类恶治和违法行为在汉族老百姓区域，也照样引发不满和抗议，动员群体事件。而在少数民族地区若是长期得不到有效纠正，就会催化离心分裂意识，乃至独立运动。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良治，才是抑制可能的分离独立趋势的法宝之一。
　　这个道理一点也不深奥，每一个有常识和良知的中国公民，不论其民族身份如何，都能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举出或大或小的事例来验证它。我这里不妨举一个事例，以供大家思考。
　　我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去东欧苏联实地考察，对乌克兰人的强烈分离独立意识印象非常深刻。问他们，得到最多的解释是1930年代发生在苏联乌克兰共和国的大饥荒。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是人为的：苏共强制推行集体农庄政策，为的是实行快速工业化，要大笔借债进口设备，把从农民手中收缴的粮食拿到国际市场去出售还外债。遇到农民的消极抵抗，苏共就向乌克兰农村派出武装搜粮队，没收余粮、口粮和种子粮。几项惩罚性措施实施数月後，到1933年春全乌克兰范围内出现了严重饥荒，直至发生人食人的惨状。由于官方掩盖真相，死于乌克兰大饥荒的人数只能进行估算，保守的在250480万之间（指19321933年最大的那次饥荒，有专门的名称），高的在750万左右（包括前后几次的饥荒）。死亡人口中，近82是乌克兰人，4。5是俄罗斯人。
　　如果对乌克兰大饥荒作个比较，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对当地人民的伤害规模。如果它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在保守估算一档，则占当时乌克兰总人口的8。316；如果是在高估算一档，则占总人口的25（A。InkelesandK。Geiger，eds。，SovietSociety，pp。1228）。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国19591962年饥荒相比，中国死亡人数估算在33003700万（详细可见杨继绳：《墓碑》，第23章对国内外多项研究的综合分析），占全中国灾前总人口的5。11至5。70。拿大饥荒对全中国的伤害作比较，乌克兰大饥荒的相对杀伤率更高；若拿中国受灾最严重的三个省份的死亡率作比较，则两边大体相当：安徽省18。37，四川省（含重庆）13。07，贵州省10。23（详细参阅曹树基的分省地区研究归纳表：《大饥荒1959至1961年的中国人口》，第281283页）。
　　虽然中国的这三个省经受了同等程度的人为惨祸，但还不至于引发三省汉族居民的分离独立运动。在斯大林时代，苏联许多地区都发生过政策造成的饥荒，加起来死亡人数也超过1000万。在俄罗斯境内，它们被归咎于强制和暴政，而在少数民族共和国，它们就被延伸联系到民族迫害。乌克兰独立後，许多乌克兰政治家和学者认为1930年代大饥荒是苏联针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2003年10月，“乌克兰大饥荒纪念委员会”签署声明，要求欧洲议会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苏联政府有计划的种族灭绝。2002年乌克兰政府将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周六定为“大饥荒纪念日”。该国总统说，象征性地，一大批当时的苏联及其在乌克兰的领导人都将以“灭绝人类罪行”被起诉，第一名是斯大林。这一方面能推动前苏联的邻国了解当时极权制度迫害的真相，另一方面将有助于乌克兰民族增进凝聚力，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BBC，23Nov。2003；VOANews，29Nov。2009）。
　　所以，恶治在少数民族区域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纠正，就会演变成分离独立的动力。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你是属于多数民族，如果你不愿意看到你的国家经受民族仇恨和民族冲突之苦，如果你希望你的国家有长期的民族和谐，那你就要尽力呼吁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良治。永远记住：少数民族地区的良治是超越“二杆子”的法宝之一。
　　在以下的篇章里，我们将发掘“中华帝国传统”里一些较好的要素，看看它们在当今条件下的使用价值。
　　来源：选自《“民族区域自治”与“分裂主义”：中国边疆治理的难题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