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潭：格雷欣法则与中国社会的去劣币化

　　【摘要】“劣币驱逐良币”隐含着自利性、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逆向选择和败德行为等概念和逻辑，公共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劣币效应”的事实。组织和社会只有去劣币化，变“劣币驱逐良币”为“良币驱逐劣币”，整个社会才能健康和谐地发展。
　　【关键词】中国社会格雷欣法则去劣币化
　　“劣币”为何驱逐“良币”？
　　“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定律。该定律是这样一种历史现象的归纳：在铸币时代，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铸币“劣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人们就倾向于将那些足值货币“良币”收藏起来。最后，良币将被驱逐，市场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币了。这就是说，实际价值较高的“良币”渐渐为人们所贮存离开流通市场，使得实际价值较低的“劣币”充斥市场。这一现象最早被英国的财政大臣格雷欣（15331603）所发现，故称之为“格雷欣法则”。
　　为什么“劣币”会驱逐“良币”呢？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隐喻着以下几个方面的概念逻辑：
　　第一，自利性。历史学家司马迁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追逐是个人和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没有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和倾向，也基本上就没有市场交易和财富的增加。也可以这样说，没有自利性的存在，就意味着“良币”的永远流通，同时也就意味着无所谓“劣币”和“良币”的区分。
　　第二，信息不对称。人是有限理性的，不可能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一览无余，不可能获得关于现在和将来变化的所有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可能利用某种有利的信息条件，向对方说谎和欺骗，因而“劣币”便有条件充当“良币”在市面上流通。如果交易双方对货币的成色或者真伪都十分了解，劣币持有者就很难将手中的劣币用出去，或者，即使能够用出去也只能按照劣币的“实际”而非“法定”价值与对方进行交易。
　　第三，机会主义行为。在市场交易活动中，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本能地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一旦存在利润和利益机会，就会出现追逐的动机和行为。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不完全如实地披露所有的信息，自私且不惜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劣币去流通、良币被收藏”便不可避免地出现。
　　第四，逆向选择。如果顾客难以辨别货币的实值能力，劣币就会冒充良币，劣质产品就会冒充优质产品。久而久之，劣币就会正式地充当一般等价物进行市场交易，良币标准反而被淡忘或者当作超高标准而被放弃使用，这种现象称为“逆向选择”。逆向选择表明在无法识别潜在的条件秉赋时，越是劣质的越容易成为可能的一般标准，从而导致劣者驱逐优者，好人总是吃亏。
　　第五，败德行为。交易各方利用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优势，通过减少自己的要素投入或采取其他隐蔽的方法以达到自我效用最大化，从而降低了整个组织的整体效率。同时，不对称关系弱化了对主体行为的约束，导致监督困难，从而加大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险。最终，对品性不良者选择败德行为形成激励。
　　现实公共生活中的劣币效应
　　由于劣币驱逐了良币，一般等价物的正确标准反而被劣币所取代，于是乎“不正常的正常，正常的反而不正常了”请客送礼正常，不请客、不送礼反而不正常；开会迟到早退正常，不迟到、不早退反而不正常；演员跟导演睡觉正常，不跟导演睡觉反而不正常；有钱人离婚、有情人、包二奶正常，没有离婚或没有情人反而不正常我们担心的是，潜规则变成了显规则，潜规则大行其道，从而导致社会底线失守，职业操守和基本道德规范沦丧，法律几乎变成了惩治犯罪的话语工具和象征符号。或许，由货币而及生活的平行推演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但多少可以说明公共生活中所存在“劣币效应”的事实。
　　2007年的某天，人民大学尹冬华博士回老家时向我讲述了作为亲属探监的看守所故事：先去看守所的“专卖”商店办理所谓的“登记”手续50元探监费，后用200块钱买一条相思鸟牌香烟（低档香烟，一条仅值25块钱）送给他二叔（其实，到他二叔手里可能只有一两包）。后来他以《如此看守所，怎能与法治社会合拍？》发表在2007年9月18日《中国青年报》的“读者来信”栏目上。在先于冬华故事的前一年，我去老家探望因购买赃货而“犯事”的外甥时，便遭遇过了相类似的一幕。可以想见，这种看守所腐败已经“决非个别”。果不其然，还有我们两个并不知道的内部黑幕包括“躲猫猫事件”在内的“狱政黑箱”在网络铺天盖地的关注下沸沸扬扬地于2009年初“登场”了。
　　这年头，二氧化碳排放量大量增加，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和厄尔尼诺现象正在改变着地球生态。在长沙，也慢慢地感觉到春夏秋冬四季不再那么明显了，好像变得跟广州一样只有冬夏两季了。两年前，在酷暑难当、我不想做自己事的时候，儿子童语特爱看《猫和老鼠》的动画片，看过好几遍，在多半被他垄断电视的时候我也只有跟着看，感觉那卡通片拍得真不错，但也产生了许多丰富的联想。至少在我们没有卡通片的青少年时代，猫是抓老鼠、吃老鼠的，老鼠还是“阶级敌人”，可现在“猫和老鼠一家亲”了，猫甚至主动地为老鼠提供食物。这种猫和老鼠“亲密”现象的出现，一要怪物质条件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连猫和老鼠都享受到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成果；二要怪平等主义观念已经深入到动物界，猫和老鼠都有了平等的生活权利，这是动物保护主义者所乐见的；三要怪猫主人的宠爱，猫都被他们给惯坏了，不管白猫黑猫，抓没抓着老鼠都是好猫了。到头来，猫的“职能”发生了转变，由对老鼠专政的工具变成了可供玩乐的宠物，抹杀了阶级、阶层、身份的区隔，以至于“猫和老鼠的关系标准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我们都难以评判了。
　　我们知道，缺少对猫的选择性激励和惩治，好猫也会变成懒猫、劣猫的，因而猫的道德风险和老鼠的败德行为一同出现。另一方面，我们可能忽视了一个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老鼠对猫的“能动”作用。老鼠利用自己觅到的上等食物作为贡品对猫行贿，或者母老鼠利用自己的长相摇尾乞怜色诱公猫，于是作为“动物警察”的猫经受不住“动物土匪”老鼠的诱惑，变得“警匪一家”了。无疑，整天嘴馋的老鼠深谙关系学的道理“办事都得凭关系，没有关系找关系，有了关系没关系，找到关系托关系，托到关系拉关系，拉到关系卖关系，难找关系买关系”。于是，动物界的群体性腐败不动声色地铺张开来了。
　　可是，已经腐败透顶的猫还是要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作为动物警察的大话、假话、官话、空话、套话必然流行。他在给主子汇报工作时已经非常习惯地采用加减乘除的代数原理，即“总结问题用加法，接受任务用减法，汇报成绩用乘法，谈到问题用除法”。可见，“猫和老鼠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我们人类的常识判断，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类信息系统的高度失真，于是政绩出数字、数字出政绩的官场“注水文化”盛行，最后“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写到这里，打开手机，赫然可见来自外界的短信：“忙碌的公仆在包厢里，重要的工作在宴会里；干部的任免在交易里，工程的发包在暗箱里；该抓的工作在口号里，须办的急事在会议里；妥善的计划在抽屉里，应煞的歪风在通知里；扶贫的干部在奥迪里，宝贵的人才在悼词里；优质的商品在广告里，辉煌的数位在总结里。”手机短信所建构的拇指社会学除了给用户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娱乐笑料资源之外，也带给我们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批判与想象。
　　难怪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先生就指出，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他认为，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溃败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溃败的趋势日益明显。我们认为，这种被孙先生称之为“社会溃败”的社会劣币化趋势及其后果是我们根本不愿意看到的。
　　推进中国社会的去劣币化进程
　　要克服公共生活的劣币效应，防止社会劣币化进程的加快，我们认为，创造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从宏观层面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培育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应该必备的基本素养。一个缺乏公民素养的国度肯定不能建构公民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感的。公民观教育不仅仅是在课堂里，而主要应该落实到社会实践和国民行动上。2005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时，在中环碰到一个香港中学生要我给她填写调查问卷，主题涉及的是公民素质和公园管理。我当初没有在意，就认真地给她填写。后来想想，这不正是一种很好地的公民教育形式吗？其实，公民的道德风尚、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感从来就不是天生的。
　　其次，建构公正制度。对自利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是需要制度规范的，道德教育往往是一种“软约束”，而公共政策、法律和法治才是社会走向良序公共治理的“硬通货”。弥补和堵住体制漏洞，建立无缝隙的社会规制，要让机会主义者无隙可钻。同时，采纳“选择性激励”的办法，让守规矩者得以尝到遵守制度的甜头和好处，让不守规矩者付出高昂的机会主义成本。“三鹿奶粉”事件表面上看是一个企业的操守问题，可实际上是一个行业的“劣币化”问题，行业标准溃败、食品免检制度、地方保护主义等等因素促成了中国食品政治的危机。因此，只有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完备的信息披露制度、公正的评估体系、有效的监督惩戒机制，才能够让公民处处体现公正，让公民处处感受放心和幸福。
　　再次，强化政府信用。政府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我们知道，政府的偏好行政和随意行政会增加政府的不可治理性，政府的信用缺失和信用贫困会导致整个社会的信用滥用与信用危机。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权学交易只会不断腐蚀政府肌体，财富的特权积聚所导致的权贵资本主义只会加速社会的不平等，掺水数字、吃牛拍马等虚假官宦作风只会极大地损害了政府形象。因此，政府需要不断规范行政行为，坚持依法行政，要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政府重大决策的形成和执行都要加强调查研究，做到察民情、听民意、聚民智，尊重客观规律，提高决策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政府要不断推进政务公开，增加政治透明度，保障公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人民群众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公民的充分理解、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
　　最后，加强社会监督。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是克服各种“信息不对称”的媒介基础，同时又是开展公共监督的社会公器。如今，网络媒体的民间监督力量已经不可小视，“天价烟”局长、“躲猫猫”狱政、“周老虎”事件无一不体现网络监督的草根性、扩散性和影响性。假以时日，纵算再大、再厚乃至于用各种绝缘材料组装的“纸”恐怕也是难以包住“火”的！当然，突破媒体管制和司法管理的一些边界基础和约束条件，会更加降低社会的监管成本，从而让社会的劣币效应无处栖身。
　　如此，只有扭转组织和社会的“逆向选择”，变“劣币驱逐良币”为“良币驱逐劣币”，社会达尔文主义才能得到充分弘扬，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人类社会才能大踏步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