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东：为什么纪念邓小平？

　　在有的人看来，像邓小平这样的曾有着极显赫政治地位的人物，后人在其百年诞辰时隆重地对其纪念一番也只不过是照章办事，充其量也不过是在数目字上有着更多一点的内容而已，因为他毕竟只是时下我们所经常纪念的为数众多的历史名流中的一位。这样看来，如此规模地对邓小平进行纪念的必要性似乎就要大打折扣了。对于这样的认识取向，我是坚决的不苟同的。对别的人的纪念有无必要性或必要性之大小，我不敢妄言，但对于邓小平，我却敢说：他是一个真正值得我们纪念的中国人！
　　这就涉及到对邓小平历史价值的评价了。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向来是个见仁见智的大难题，因为这其中有太多的自我因素，有着因历史的连续性而造成的连绵不断的后馈因素。这种局面，倒也不是说历史人物的评价无标准可言了。凡是被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而都能得出总体上肯定性的认识的历史人物，一般是可以在特定的时空内被人们认为是有纪念价值的。对邓小平历史价值的认识，也应该通过这样的方法去获得。
　　第一，从中国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标准来审视邓小平的历史价值。就“立德”而言，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内是个相对厚道、公正的人。他不搞阴谋诡计，不喜拉帮结派，不善阿谀奉承，不愿落井下石，不会见风使舵，不讲甜言蜜语。在他任职政委的129师的部分骨干曾经被怀疑是张国焘路线的人而被明令慎用时，他和刘伯承却能“用人不疑”。在“文革”初期，长期担任毛泽东高级秘书的陈伯达暗示他不要跟刘少奇站在一起时，他却严厉地批评了陈的这种无原则、无组织的言论，直到被打倒也没有因为个人的利益而违心地揭发他人。他没有像党内某些人如王明那样喜欢在同志之间打打杀杀，踩着同志们的鲜血往上爬，也不像高岗那样以封官许愿等不正常的手段来达到个人的目的，更不像张国焘那样对待同志残酷无情、睚眦必报。他不挑拨是非，不居功自傲。他对国尽忠、对家尽责、对下尽礼，没有像有的政治家那样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可以说，无论公德，还是私德，邓小平都是无可厚非的。
　　就“立功而言”，作为职业革命家、政治家，邓小平一生都在改造社会，所立之功业实在太多，无法一一数落。择其大端而言有二，其一，立马太行，抗击日寇；其二，放眼全球，改革开放。这两件事业，无论何时，也无论何地，只要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会永远地要加以铭记的。当着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地方领导人能在贫瘠艰险的太行山区集合万千不屈的中华儿女，披荆斩棘，英勇地抗击着强大的日本侵略者，艰难地保护着国土的完整，顽强地延续着中华民族的血脉，这种行为的历史价值除了汉奸卖国贼外，谁能否定的了？当“左”祸横行中国，使中国社会发展濒临崩溃的时候，如果中国还不搞改革开放的话，中国的命运将会不堪设想！近代以后的中国，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率、有眼光、有权威、有民族使命感的政府，导致了长期的积贫积弱、忍辱负重，给中华民族的历史写下了沉痛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内外原因的影响，“左”祸又使我们闭关自守、内耗无穷。此时，如果不是邓小平的一言九鼎，中国能不能搞改革开放不好说，能不能坚持改革开放更不好说。试想一想，与邓小平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当中，还有谁具有与他一般的进行改革开放的眼光、决心、气度和所必需的权威呢？既如此，设若没有邓小平的话，其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结论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他在88岁高龄的情况下的振臂一呼，竟能把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大大地向前推进，这就足以说明邓小平对于改革开放的巨大而独特的贡献了。改革开放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中国积极主动地融入到现代化发展的潮流当中，中国进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从此，中国只能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而决不可以走回头路，改革开放的意义将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会显得越来越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邓小平这个名字将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散发出越来越耀眼的光芒！
　　就“立言”而言，邓小平虽然不是文人墨客，从不舞文弄墨，从不激扬文字，没有留下深奥难懂、玄妙晦涩的理论篇章和文采四溢的文字，却留下了以朴素的语言为载体、充满了智慧的三卷本文选。《邓小平文选》是邓小平的言论集，里面蕴涵了丰富的治党治国的思想，这些思想是邓小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际共运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对人类发展史经验的总结。它还给了人们有力的启示，那就是政治家的理论一定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而不要故弄玄虚，甚至只是在玩弄概念、做文字游戏。邓小平的言论不仅对中国具有价值，对于世界也有价值；不仅在当代有价值，在未来也有价值。
　　总而言之，无论是“立德”、“立功”，还是“立言”，邓小平都是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第二，从目前世界发展主流状态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审视邓小平的历史价值。“现代化”是“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价值形态和实践内容，现代化的本质是科学至上主义的价值观，其实践内容虽然丰富多彩，但就其核心内容来看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全球化、文化上的多元化。邓小平在指导改革开放的实践时，其主导思想与上述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相一致的。邓小平非常重视民主，反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奋斗目标。他多次呼吁，为了保障人们的民主，必须要健全中国的法制。他认为，只有真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从根本上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才能使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为此，他一再强调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1978年到1987年，他反复要求进行以发扬民主为重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改革，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邓小平持坚决支持的态度。他积极主张中国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才有出路。他不止一词地强调稿闭关自守的危害性，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关起门来稿建设是不行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在文化发展上，他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争论。他要求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邓小平也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政治家。
　　第三，从当前世界所公认的“爱国主义”价值准则的来审视邓小平的历史价值。虽然目前的世界价值体系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但在有些方面还是有着共同的倾向的，国家主义的原则即使其中的一个，国家主义的原则，其实就是爱国主义的原则，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邓小平是个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者，但他更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爱国是邓小平决定内外方针的最根本的原则，是他一切思维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他认为，在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判，但在涉及到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上绝对不可以讨价还价。他在确立衡量人的政治标准时，反对单纯地以是否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为界限，主张把是否爱国也列为其中重要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中就把以大批虽然不信仰社会主义，但却爱国的人士纳入了人民的范畴。他在用人的标准上，他也反对单纯的政治第一，“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对那些在政治上曾犯过错误的海外留学人员，他主张，只要他们回国服务，一切既往不咎。他在关于帮助兄弟党和国家的问题上，主张要量力而行，不要超过我们的国力所许可的饿限度。1978年以后，他果断地中止了过去我们那样对一些国家倾国倾家似的援助。
　　限于篇幅，我不再赘叙。总之，邓小平时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政治家、大爱国者，是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国重大贡献的人物。唐朝诗人孟郊死后，曾有人作过这样的一首诗来评价贾岛：“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天恐文章中继绝，再生贾岛在人间”。套用此诗的格式，我想也可以用下列的文字来作为对邓小平一生历史价值的评价：“马列斯毛上天山，共运大业顿觉闲。天恐中国复兴绝，再生小平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