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熊培云：《中国不高兴》引发的民族主义之辩

　　王小东“内修与外取并不矛盾”
　　书名可能是出版商定的，我不是特别同意
　　新京报：“中国不高兴”这个标题，让很多人感觉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有人质疑通过标题炒作。为什么选这个标题？
　　王小东：“中国不高兴”这五个字不是我选的，应该是出版方选的吧。我其实不是特别同意。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五个字不能完全涵盖这本书的内容。确实给人一种炒作之嫌，我是有这种感觉，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确实还是要注重这本书的传播效果。从出版方面来讲，他们认为起这样的名字效果更好。
　　新京报：你原来想的名字是什么？
　　王小东：我曾经也说过几个，比如“中国民族主义论纲”或者“中国未来30年大目标”等等。但是这几个名字可能字也太多了，可能读者不爱看。另外，这本书的副标题“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可能更能涵盖本书的内容。
　　新京报：主标题有没有偏离你文章的意思，或者说让大家望文生义，有其他的一些理解？
　　王小东：我觉得这本书名有优点有缺点。优点就是传播效果比较好，缺点可能存在你说的那些问题。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我认为人家出版商还是比我们精明。
　　销量多、支持者多就说明代表的人多
　　新京报：网上有人质疑说，你们说“中国不高兴”，那我也是中国人，你怎么代表我说“中国不高兴”了呢？
　　王小东：这实际上是找岔了。这个抠法不成立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媒体上经常用这种概括性的说法。非要较真，我认为可以看这么几个指标：从近期看，坦率地说要看销量，销量多、支持者多就说明我们代表的人比较多；稍微再扩大一点，要看除了买书的以外整个支持者的情况；但最后还是要由历史做出结论。50年之后，人们说这本书代表了当时中国的大势，就代表了；50年之后说这是胡说八道，说没代表，那就是没代表。
　　新京报：现在从你们的反馈意见来看，有多少人支持？
　　王小东：新浪网的调查显示，68以上的人支持我们，反对者不足20，其余的中立。据我的一个搞社会调查的朋友说：新浪网民群体基本上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年纪不是特别轻，也不是年龄特别老的这么一个群体，比如说二十五六岁、三十五六岁这样的白领群体。他们支持的比较多。
　　新京报：有人担心，这本书的观点，会不会让国际上再次泛起“中国威胁论”？
　　王小东：我们既不是国防部发言人，也不是外交部发言人，我们发表我们的观点很正常，中国有句老话“皇上不急太监急”，西方都没那么担忧，你们急什么？
　　新京报：这本书只代表你们自己的观点，是一家之言？
　　王小东：这本书肯定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不然不会有那么多支持者。说这个是一家之言肯定错了，因为我们代表着很多人的想法。
　　现在我们没有领导世界，我们准备领导
　　新京报：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提出“中国只想领导自己”；今年出版的《中国不高兴》，提出“中国有能力领导世界”，我们想知道，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
　　王小东：现在我们没有领导世界，我们准备领导。
　　我们在书里面讲了，一方面有人骂中国历史有很多问题，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历史上我们领导得是比较好的。比起其他大帝国，中华帝国对于自己周边的弱小民族是最好的，最后把他们整合了进来，形成了今天这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讲，当今世界上六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当中，中国是惟一一个整合好的，真正成为一个国家了。这是历史。
　　从国力来说，依照汇率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位；按购买力平价算的话，欧盟作为整体占世界第一位，美国占第二，中国占第三位；如果欧盟分国家算，远远在中国后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所缺的领导世界的一个短板，就是军事力量，应该加强这一块。
　　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咱们别说领导世界了，你就是吃得再饱，也是一个肥猪挨宰的货。大清帝国被打败的时候，它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13，超过当时的英国，也超过今天的美国。
　　新京报：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说中国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解决民生问题、体制不健全等等问题
　　王小东：不错，一种解决方案是，你先把自己领导好了，然后再考虑领导世界。但是我认为不一定非要这样：当你打算去领导这个世界，有一个大的目标的时候，你才会痛感到，你有很多毛病是必须改的，因为你不改就领导不了世界。
　　领导世界至少需要30年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说，有这样一个大的目标，反而能促进我们自身问题的解决？
　　王小东：就是这个意思。内修与外取并不矛盾。什么都准备好了再干恰恰会什么都干不成。你朝这个目标前进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自身那些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大的目标，你就会醉生梦死，能混过去就行。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非要把内修与外取这两件事对立起来。
　　新京报：有人会说，我们拿什么去领导世界？
　　王小东：有人说国家要强大，要领导世界，首先得输出价值观，这个我不同意，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强大了你才能输出价值观，这个次序不能颠倒。
　　新京报：在你看来，中国要具备领导世界的能力，还需要多长时间？
　　王小东：至少需要30年，你们在有生之年应该看得见。不过必须从现在就树立这样一个大目标，从现在就起步。
　　（王小东系书作者之一、北京学者）
　　熊培云被策划的情绪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的流行表明了民族主义情绪可以卖钱。13年后，一本《中国不高兴》出版，据说这是上一堆情绪的“升级版”。
　　该书高呼中国要“持剑经商”，与西方“有条件的决裂”，面对外部的“欺压凌辱”，中国要有改造世界体系、领导世界的雄心，要明确“惩罚外交”概念。而一大批国内精英：龙永图、厉以宁、林毅夫、樊纲、钱钟书、王蒙、王朔、王小波夫妇从经济界到文化界，从官员到知识分子，都成为“中国不高兴”的对象。
　　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韩咏红就此撰文，“以情绪化的对抗姿态作为卖点，这在书名中尤其一览无遗。所谓‘不高兴’就是情绪用语，而非理性措辞。实际上，这些年来每当中国社会高调张扬民族主义时，晃出来的往往不是民族主义精神，而是民族主义情绪。”
　　哲学家萨特说过：“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不过，如果这堆激情被策划、被煽动，恐怕就很有用了。这本书里的许多极端观点被媒体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的结果是：中国不高兴，但是写这书的人与出版商却很高兴。
　　在很多场合，中国人的利益被人莫名其妙地代表着
　　有趣的是书的封面竟然写着“为国直言，替天行道”。想想宋江当年“替天行道为招安”，想想洪秀全从金田村杀到九江然后东进南京称帝，再为争帝位几位天王互相杀，我本以为那种以“替天行道”为名、以“替天行房”为实的年代已经翻过去了，谁知这几个字如今还是被人拿来当作封面女郎招揽顾客。
　　在很多场合，中国人的利益被人莫名其妙地代表着比如前不久落马的周久耕便说官方不让房子降价是代表老百姓的利益。而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也要被人代表了。众所周知，中国本无情绪，有情绪的只是中国人，而且人们情绪各不相同。所以，“中国不高兴”远不如“我不高兴”来得真切与诚恳。
　　既然如此，你几个人高兴不高兴，那是你们自己的自由，何苦要拉上整个中国？陆游当年写《书愤》，“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其所表达的都是内心的真实感受，对北伐的渴望，而现在的“中国不高兴”，却是几个日日夜夜享受着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人不眠不休策划出来的。
　　是做时代进步的生意，还是做时代退步的生意？是促进人类和解、共享文明成果，还是煽动极端民族情绪，发“未来的国难财”？相信许多读者心中都有定论。无利不起早，就生意论，在推销思想上商人有时候的确会比哲学家更有热情。
　　如罗伯特达恩顿在《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一书中介绍，在18世纪，一个天才的狄德罗身后，往往有十个更天才的书商在忙碌。像《百科全书》这样一部象征着整个启蒙运动的时代之书，最初就是在一个书商提议下上马的。
　　“启蒙运动的生意”的主角，不是狄德罗，而是那位叫庞库克的书商，一位巴尔扎克式的资产阶级英雄。这位18世纪的法国红顶商人，一边和哲学家们称兄道弟，一边想方设法在政界寻找保护伞。
　　从庞库克到狄德罗，这些人之所以能为时人与今人津津乐道，显然在于他们做了一桩促进时代进步的生意，而不是策划一堆无用甚至有害的激情，从中牟取蝇头小利。
　　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英雄集团”
　　粗看“不高兴”，也的确是一堆情绪，更谈不上什么思想原创。“不高兴学者”说，“我们中国需要一群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集团。多少人我不知道，总之人数不能太少，我不相信一两人就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英雄集团带领我们这个民族，完成在这个世界上管理、利用好更多的资源，并且除暴安良的任务。我们要有制度建设，也要有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就是我说的尚武精神。”这些“绕口令思想”基本上语无伦次了。
　　显然，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英雄集团”，不是找几个李连杰来做CEO，而是在一个更开放的环境下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见解，能够人尽其才，能够在他们拥抱世界时不被“英雄集团”的推崇者们动辄列上“汉奸排行榜”。更何况，如果只靠着“英雄集团”来为中华文明延续香火，万一遇到小说里那种“有精英，无精子”的尴尬，中国将如何是好？
　　至于尚武的精神，早在上世纪初胡适等先贤就已经讨论得很透彻，一方面，中国要以一种开放的精神学习借鉴西方的文化、科技与制度，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长期以来中国“学得了西方的文明，却学不了西方的野蛮”，而这里的“西方的野蛮”，即尚武精神。所以胡适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建立起一种“有兵的文化”。
　　然而，面对时代的困顿时，胡适那一代知识分子更多是反省自身，而不是拿“帝国主义”当作本国政治或者文化一无所成、一塌糊涂的替罪羊与遮羞布，更不会言必称“决裂”，在嘴巴上做“救世主”，解放全人类，除暴安良。在他们看来，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最紧要的是自救，每个人争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换句话说，每个人救出自己，也是救出国家。
　　好在，《中国不高兴》的五个人虽然毫不犹豫地代表中国人“不高兴”了一回，但实际上他们还不能代表中国知识分子，更不能代表中国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