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写书人谈读书

　　自命为“写书人”并没有夸耀的意思。跻身于大学校园中谋取衣食，借现代排版印刷技术之便，积十余年之功，归在我名下的方块铅字印刷符号算起来大约也有数百万个左右了。以“写书人”的名义说话也许并不为过。
　　“曾经沧海难为水”。由于混迹于写书的行列，便多少窥破了一些写书的堂奥，坦白说出来，也许有益于同学们。
　　在学生时代，把书看得很神圣，对著书人也很敬重。记得在中学的课堂上，面对一道解不出来的题，老师郑重地宣布，那是书写错了。我当时对老师顿生敬意：他居然能够发现书的错误！
　　在大学时代，我写出的第一篇文章，是给一本学术杂志挑出一些知识性的错误。这些发现曾令我很亢奋。后来那家杂志向我表示，他们的确错了，但我的文章却不能发表。
　　读研究生的时代，马列课老师要求我们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时《资本论》被罩上了眩目的灵光，什么马克思读了多少千本书用了几十年才写成的，什么逻辑严密，什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什么工人阶级的《圣经》等等，人们只能怀着敬畏之心去理解它而不能以自己卑微的理智去挑剔它的，只能俯首仰望而不能直目平视的。我在本科学习时即认真地啃过这本书，也的确被那精心设计的概念的迷宫给绕进去了。然而这次阅读中我却发现，该书的核心观点，即资本积累导致工人阶级贫困化的观点，是建立在错误的推论的基础上的。马克思之所以搞错，是因为其推论过程有缺陷，所以必然得出与后来资本主义发展不一致的预测。我的这个发现差点使我丢掉硕士学位。但我对此是非常自信的。
　　到今天，在我所熟悉的领域，发现学者们（包括一些名气很大的学者）出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那种发现的亢奋已经不会出现了。不过，发现别人出错的经历也不时使自己得到警醒，迫使自己反躬自问：自己写了那么多东西，又有多少笑柄会留在别人手里呢？
　　对书的敬重形成一种心理障碍，使我在进入学术界后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什么成果发表。然而“迷途”不远，读书渐多，结识的写书人渐多，便逐渐产生了新的洞见：写书也不过如此。既然他们都能写，我为什么不能写？既然这样的书都能出版，我写的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于是，胆子便越来越大了起来，于是便有专著、教材、辞典、论文等等各类文字出版。有一次，并没有文学细胞的我，居然还发表了一部纪实文学。
　　写这么多的东西，对所写的东西并不见得都有研究。有时大家合作，任务分配下来了，遇到你并没有研究的题目，也得勉强去应付；有时虽然是自己选的题目，其中也有的环节自己没把握，但又绕不过去，只好霸王硬上弓。这样的态度应该受到读者的谴责，但我要说的是，如果需要把所写的问题都彻底弄明白才能写书，那恐怕就没有人能写出一本书来。所以我要告诉同学们的第一个秘密就是，写书人对所写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懂。所以你也不必对书上的东西都过分认真。我知道，如果同学们对我所写的某些文字认起真来，那会使我非常尴尬。
　　一本书有如作者精神世界的显影，记录着作者的人生阅历、思想境界、学识积累、思维定势。写书人不是天使，他的一切缺陷人格缺陷、思想意识缺陷、知识结构缺陷，甚至当下的身心病态，都会在书中留下痕迹，并传染给读者。当写书成为一种职业的时候，人们并不总是在精神状态好的情况下才动笔。尽管有时思维迟钝、头脑浑浊，但仍要硬挤着往下写；有时心情郁闷或烦燥，但还要硬撑着写；有时慵赖无聊，对所写的东西便不会很严肃。所以读者应该晓得，某处作者所以如此落笔，不过是因为那阵他特殊的心境。
　　在写书人中，我自以为不是最不负责任的。但有时倦怠疏懒，便可能会潦草行事；有时因赶任务心急，也会不求甚解。我不相信那些大学者就没有这个毛病。可我们常见人们为了某一经典的诠释过份地耗费着心血：某一概念这里的解释和那里的解释为何不同？某一原理为什么前后矛盾？人们为此聚讼纷纭，又演绎出一大套一大套的理论。如果先贤地下有知，也许会为之瞠目：事情远没有那么复杂，他不过是一时疏忽，犯了个小错误。
　　人类借助于文字传播思想情感，既增加了便利，也带来问题。因为再丰富生动的文字，都无法准确地表达人们的内心世界，也无法完整地描述外在世界。比如，世界上有无数种茶，这些茶又有无数种加工制作的方法，我们可有足够的语言将所有这些茶的味道都描绘出来？世界上有60多亿人，每个人都不一样，最高明的语言大师可能够描绘出每个人的特征？所以，词不达意，言不尽意，这是所有作者无法克服的障碍。越是深刻的思考，这障碍就越严重。读者只能把文字视为作者的权宜之计，方便说法。因为思想一旦形诸文字，就已经走形了。
　　文字不但使思想走形，也使思想定型。书本是僵死的知识，是凝固的智慧。人类的思想一旦物化为整齐的铅字，就失去了其生动的神韵，活泼的内涵。它就不再富有弹性和活力。在写作的时候，我面对的是一个无限深广的领域，对此人们有无限的探索空间，但眼下我必须给它一个说法，把无限的思考过程截下一个切片，固化为一个原理，定型为一个体系，而读者却容易把它视为思考的终点。我写作的时候，面对着多种可能的表述，我可能带有任意性地选择了其中的一种落在纸上，而读者却容易把它视为唯一的定论。印刷符号对读书者似乎有一种威慑的力量，一种见解只要以印刷符号表达出来，人们便多了几分恭敬。所以佛家有“有字佛是假，无字佛是真”的训诫，还把破“文字障”做为修炼的功课。不过，我们大多数人毕竟“慧根”浅薄，“直指人心”的传授方法基本不灵，只好借助于笨拙的文字。但是，这套人造的符号系统既能接引我们接近真实，趋近真理，也能使我们受到愚弄。据说大名鼎鼎的政治家邱吉尔一次不无得意地给同样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凯恩斯送上一封便函说：我与你的观点正趋一致。然而凯恩斯却回函说：知息此事，甚觉遗憾，因为我的观点已经变了。笃信书本的读者都免不了邱吉尔的这种尴尬。
　　大学生最基本的读物是教材。但我以为，教材是各类图书中最低劣的一类。我很少向学生推荐什么教材。对研究生，我主张他们宁愿选读一些原著、专著和论文，也不要读教材。教材自有它的功用，但我怕它那沉闷枯燥毫无个性的表述方式，窒息了学生求知的兴趣；也怕它那系统齐整的外貌，误导学生，觉得这就是某门知识的整体；更怕它那陈旧的内容将大量的偏见传输给学生，使他们无形中背上一生或许都卸不掉的精神负累。中学老师为了让你们读书，把对书的好话已经说尽了。这些话往往引自一些大学者，也就是那些写书人。但当我们在图书馆里逡行于由书排起的走廊间，翻检那一页页整齐的方块字时，我们不免对这些写书人的诚实产生怀疑。
　　有句口头禅说：开卷有益。如今读书渐多，写书渐多，便越发没有底气说这句话了。
　　人们相信，读书可以明理，然而又有多少谬说都是借书来传播的？
　　书是通向文明的阶梯吗？然而它也播撒着毁灭文明的种子。
　　想来想去，还是孟子的那句老话切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归根结底，书无非是人类认识世界历程的流水帐，忠实地记录着人类认识史上的成功与迷误，深刻与浅薄，真知与谬见。它是中性的传播工具，充当人类精神交住的媒介，所以，它没有选择，忠实地折射出人类精神世界的万千景象。其中有艳丽的精神花朵，也有丑陋的文化垃圾；有醍醐甘露，也有砒霜毒汁。要命的是，这两者并不易区分，你请教两个学者，他们可能有截然相反的回答。更要命的是，在很多情况下，两者本来就交织在一起。不，用更准确的比喻说，是“化合”在一起。交织在一起还能分辩彼此，化合在一起则无法分辩了。
　　读书者，不可不谨慎察之。
　　（本文是应辽宁师大学生创办的一份小刊物而作。写于200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