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荣：关于施特劳斯

　　具有人类学倾向的读者有可能会对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对《圣经》的分析方式和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对神话的分析方式之间的相似性感到吃惊，而更令人们惊奇的是施特劳斯对《圣经》的分析与列维。施特劳斯关于神话的第一批著作是同时的。尽管存在着众多的相似，我们这里只是指出列奥。施特劳斯是个哲学家，而不是人类学家；他的最终目的与列维。施特劳斯是不同的。
　　人们应该怎样生活？人类最理想的政治秩序是怎样的？社会科学是否必须将自己局限与积累关于实现政策的可能方法的知识，而不管政策的结果如何，也不去尝试建立或评价这些结果的标准呢？韦伯的价值中立便指出：应然永远不能由实然中得出。因为实然，作为关于我们存在的感性知识，并不揭示人类的终极答案。宇宙对我们的道德困境是不置可否的；而政治则必须常常作出决断。政治候选人能否接受经济捐赠？杀人凶手是否应处以死刑？基于公众利益而抽取的私人财产是否应予以政府补偿？政治语言是关乎好与坏，正义和非正义，名誉与否的语言。如果不知道应如何取向，我们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呢？我们所面对的是：韦伯是否正确？除了纯事实分析和方法比较之外，科学，或人类理性实际上是不是对政治话语不可能更有建树？
　　就这些问题，斯特劳斯给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说发：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所有的政治哲学大师，当然还有所有自然法的拥护们，假定根本的政治问题都允许有最终的解决方案。（NRH，p36）或者更进一步地说，没有解决办法的政治哲学是没有实践价值的；它不能告诉我们该如何行动。这样的政治哲学将意味着盲目的选择，武断的意志。自五世纪的雅典以来，政治哲学已成为关注知识与行动之关系的科学。在其长期以来的传统中，它用来塑造自身的最大特点也许就是断言人类理性有能力就自身应该如何生活下一个判断，并且对这一点充满信心。
　　哲学可能潜在地提供了自然法不仅仅必要而且充分条件；最终，哲学家将拥有智慧是可能的。这个解决之道被政治哲学的发明者所洞察，斯特劳斯称之为苏格拉底的解答。这个苏格拉底的解答是什么呢？它包含了这样的内容：意识到我们对最重要的问题的无知时，我们意识到了最重要的问题本身，或者说，探求关于最重要事件的知识或探求智慧是必要的（NRH，p36）。
　　斯特劳斯，如果从字面上来理解，基本上应当归属于上述的这个传统。他的一生和他的思想一样，充满了问题、冲突和矛盾。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他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进进出出、游移不定。尽管在古希腊城邦哲学之思的领域找到了最终的栖息地，但是他一生都对基督教保持沉默。在这一点上，他和尼采之间的相似性是令人吃惊的。
　　尼采的教义将培养世俗的有限美德贬低到极低的水平，其重要性远远比如上对真理的探求及信徒对一个超自然上帝的追求。尼采将哲学伦理演绎为历史，宣布了上帝之死以后，他从不曾严肃地考虑要回到经典政治哲学中的美德中去。相反，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人类须假定创造自己的价值的使命。而韦伯，至少是在学术实践中，为政治德行保留了一席之地，即使他的哲学假设与这些美德的主张是矛盾的。的确，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韦伯固执的高尚的标志，接受尼采教义的核心内容，但坚持道德德行的主张和政治的实践的紧要性。如果韦伯是尼采的半个学生，那麽他便是施密特的半个天然的前辈。在这里我们置身于希特勒的阴影下。在否认了人类理性的充分性后，韦伯将生活交于启示来统治，并且致力于破坏长久以来哲学与启示之间的张力。而在施密特里，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的基本张力被最终破坏，甚或说被解决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民族神话的圆融和统一。
　　我认为，斯特劳斯也受到了尼采与海德格尔对现代理性主义批判的影响。在他的评论中，理性生活以及生活应寻求理性指引的期望的现代根据被尼采和海德格尔证明是有致命的缺陷的。然而，与韦伯一样，在这里斯特劳斯并没有放弃对理性的忠诚，但与韦伯不同的是，斯特劳斯并没有诉诸于一个对合理性的非理性的许诺。相反，他着手去发现或重现一个理性与政治间真正充分的、替代性的非现代的基础。
　　将以科学为业与色诺芬的H相比较不能说是完全的误导。两者都尝试指引并调和激情，它们被驱使着去追求一个必然导致不完善且难为正义的政治权力。在韦伯的讲稿中，像在色诺芬的对话中一样，有一个持续的主题潜藏在原文的表面之下，那就是关注统治者、政治家生活与私人、有思想的人的生活间的选择的问题。韦伯几乎是另一个西门尼德，他明智地引导暴君或潜在的暴君倾听他关于政治的劝告，通过只谈兴趣和权力，而对道德保持缄默。两者都巧妙的运用自己的智慧，为了城邦的最大利益，指引和调和愿意听取他的意见的统治者们。然而，我们可以想象到，在西门尼德审慎的沉默背后，他的确有一个伦理教义，而韦伯则没有。（OnTyranny，《论暴政》，pp。5556）。也就更不用说施密特了，毕竟，他是韦伯的私生子。而在将神话元素融入政治生活方面，施密特则迈出了登峰造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