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关于汉娜阿伦特政治思想研究的对话〔1〕

　　江宜桦，1960年生，台湾基隆人。台湾大学政治系学士、硕士，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助理研究员、剑桥大学访问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现为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政治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台湾大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政治思潮、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国家认同理论等。其博士论文为阿伦特政治思想研究。著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自由民主的理路》，编有《政治社群》、《洛克作品选读》等。
　　陈伟（以下简称陈）：江老师您好，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当面聆听你的教导。我的导师李强教授很早就跟我们提过，您是华人世界中为数不多的出色的阿伦特专家，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在大陆学界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我目前也正在着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有一些问题想向你请教。
　　江宜桦（以下简称江）：请教谈不上，相互交流吧。你们李老师是过奖了。不过，据我所知，香港是没有人做阿伦特的专门研究，台湾除了我，还有东海大学的蔡英文教授做过阿伦特的研究。我不知道大陆最近的研究情况怎么样？以前是没有。
　　陈：大陆学术界有一些关于阿伦特的论文，也有对她的部分著作和论文的翻译，但比较系统专门的研究，目前还没有，这也正是我选阿伦特为题的主要原因之一。首先我想问一下，您当时是如何想起选阿伦特做博士论文的，您又是从哪个角度来写阿伦特的？
　　江：好的。关于选题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个题目与我当时所关注的问题有关，作为政治系的学生，我不免把台湾的现实政治与所学功课联系起来，我一直困扰于什么是政治，政治的价值在哪里这样的基本的问题，阿伦特给了我答案，至少在那个时候是这样。至于我在耶鲁做的论文，它的题目是《无须栏杆的思考：阿伦特审美式政治思想研究》（ThinkingwithoutBanister：HannahArendt’sAestheticPoliticalThought），从题目可以看出来，我主要是从审美式政治的角度来写阿伦特的。不过，我的论文没有出成书，因为在我刚通过答辩不久，DannaVilla出了一本论阿伦特的书，提出“审美式”政治的观点，所以我想再出版我的论文价值不大了。
　　陈：关于阿伦特的政治的定义，你曾经用“凡事政治化、政治空洞化，一方面过于宽泛，公共的和政治的划了等好，另一方面过于狭窄，对凡人要求太高”来概括，那么我想问的是，你觉得公共的和政治的有哪些区别？
　　江：关于政治的概念，阿伦特确实提供了一种和常人理解不同的界定。但是，阿伦特的政治观，并不就是唯一的正确答案。因为，象暴力、战争、支配压迫等现象，都不在阿伦特的政治概念的范围之内，那么请问，这些现象不是政治现象，又是什么现象呢？而有些公共活动，比如公开的学术研讨，并不是政治活动，却又在阿伦特讲的政治范围之内。所以，我那样来评论她的政治观。但其实，阿伦特是从规范的意义上讲什么才是政治。我们只能说她给出了一个充满睿智的一种说法，但是不是最终的政治的定义呢？
　　陈：关于权力，阿伦特也有自己的解释，她是否定马克斯韦伯式的支配意义上的权力的。她认为那是把私人领域中的原则用到了公共领域，社会领域吞噬了公共领域。
　　江：是，她把权力看作是集体共同的能量。但政治中能排除支配现象吗？命令和服从、强制现象，如果不是政治现象，又是什么？
　　陈：那么，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使得阿伦特把政治从其他一切领域中分离出来呢？她那么强调政治生活的价值，可是，我们知道，极权主义社会也是一个政治泛化的社会，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天天讲政治，时时讲政治，可阿伦特又是激烈批评极权主义的。是否她研究极权主义的同时，感染了极权主义的病毒？
　　江：她实际上在追求一种纯而又纯的政治生活，至于原因，很难说。这与她的研究经历、知识结构和个人独立思想，都有关系。西方确实有学者发表论文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中本身就有极权主义的狂热因素，阿伦特当然会说这是严重的误解。比如她的行动理论，有人说阿伦特讲的行动，和极权主义运动中的行动，没什么区别。
　　陈：阿伦特在《极权主义起源》一书的帝国主义部分，写道帝国主义本质上就是为扩张而扩张，它鼓励年轻人“只是去做，不要问为什么”，行动证明一切。但我以为，这里的行动，不同于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讲的行动。
　　江：是，也有人由此研究得出几个阿伦特的结论的，但其实阿伦特思想内部的矛盾没那么严重，而是一以贯之的。
　　陈：提到行动理论，西方研究阿伦特的学者，比如MartinJay，GeorgeKateb批评阿伦特的政治行动缺乏道德考虑，你是怎么看的？
　　江：你觉得呢？
　　陈：我觉得她所说的行动是有道德考量的。因为她一直强调“共同感”或“常识”（commonsense），她说政治思维和政治行动，和审美活动相类似，都是在寻求一种他人的同意。她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理论为自己立论。
　　江：你说得对，并且，除了这些方面，她还强调原谅、宽容、守信等犹太教传统的价值。所以，把她和极权主义挂钩，是没什么道理的。
　　陈：西方有学者，比如BhikhuPareku，认为阿伦特政治思想中贯穿着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紧张，你是如何看待这一观点的？
　　江：关于精英论、民主论，这对理解阿伦特来说，是个老问题，也是个假问题。其实，阿伦特是看不到这二者间的冲突的。并且，政治生活中追求表现，并不成其为精英主义。选出杰出人物做政治领袖，反过来说是政治领袖必须民选，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更多的还是一种平民政治理论。
　　陈：你在《自由民主的理路》一书中，有两章写阿伦特，分别是讲她的公民参与思想及审议式民主思想。我想问的问题是，公民参与和审议式民主在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中到底有多大的分量。因为我读了阿伦特后，觉得这两点都不是她所着力的内容，所以
　　江：你的判断是对的。我在处理阿伦特时，是着力挖掘她的政治思想中，可能对于我们更有启迪意义的因素。象你说的一样，她其实对公民参与讲得不直接，对审议式民主，或者说协商型民主，也只是几段文字提到。
　　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还有协商型民主的理论，显然受阿伦特的影响，哈贝马斯自己也这么说过。你怎么看哈贝马斯与阿伦特的这些思想间的关联呢？
　　江：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的。实际上，哈贝马斯背叛了阿伦特，当然，这只是这么一说，因为哈贝马斯没有义务要忠实于阿伦特的逻辑的。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阿伦特的政治中没有理性的限制，而哈贝马斯，还有罗尔斯，都讲沟通理性、公共理性，同是审议协商，但条件不一样。阿伦特强调自由思想，不依靠什么栏杆去思想。阿伦特在她的著作中很少谈论理性。
　　陈：据你的体会，阿伦特对现代性的态度是怎样的。因为大陆学者常常把阿伦特与激烈批评现代性的列奥斯特劳斯相提并论，西方学者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争议。
　　江：要看哪一种现代性。一般讲的现代性，是包含了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分野的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讲，阿伦特对现代性的态度，其实是爱恨交加，对古希腊也是这样，她和斯特劳斯不一样。我们都知道本哈毕伯用“勉强的现代性”来概括阿伦特。实际上，我更倾向于把阿伦特的努力理解为对现代性的一种超越，不是批判现代性，不是回到古希腊，而是要超越现代性。这使她和后现代主义更有相近的地方。比如，她对美的价值的强调，就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关注的方面。当然，这里还有更复杂的问题需要探讨。
　　陈：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我们往往要考察思想的前后渊源。关于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渊源，我想请问在你的理解中，阿伦特与谁的联系更紧密，当然这是相对而论。有人说她与马克思，有人说与德国存在主义、现象学，她是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学生，还有说与康德哲学、亚里士多德、法国共和主义，等等。
　　江：阿伦特自己说，她主要是受德国哲学传统的影响，我的理解她受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政治思想、希腊悲剧、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历史影响更深。不过我们要知道，思想家自己会独立思考，她会看各种书，很难说哪一个思想家对她影响更深，包括她的老师怎么影响她，也不好断言。就好像说李老师怎么影响了你的思想，太难说了。
　　陈：关于西方世界对阿伦特的批评，你怎么看？她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会如何定位？或者说，她的贡献在哪里？
　　江：西方人对阿伦特的批评，我想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受了以塞亚伯林的影响。伯林是极力贬低阿伦特的。其中绝不仅仅是观点上的论争。伯林对阿伦特的评论是极其不公正的。伯林也没有讲到底是什么原因。这其中是否存在私人恩怨，我们不得而知。他们是见过面的，这点毫无疑问。至于她在思想史上的定位，有人说她是共和主义者，归入共和主义大传统。我觉得她更象卢梭，不同的流派可以从中挖掘不同的思想资源，多少年后，我相信对阿伦特的理解还是会存在争议的。
　　陈：依据你的研究体会，你认为阿伦特著作种哪一本最重要？
　　江：《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陈：最后的问题是关于阿伦特对中国读者的启迪意义。我在阅读阿伦特的过程中，常常发现阿伦特政治思想与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类似之处，比如，她强调政治的审美价值，这和中国古代的礼治思想、重政治形式而轻实质、主张行政要有美感、当官如同在舞台上演戏等，有诸多相似之处，在比如对政治的重视，传统中国就是政治本位。
　　江：有相似之处，但有根本的不同，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阿伦特强调展示真性，中国古代政治中展示的不是真性，而是“面具”，只是做给人看的。阿伦特对中国读者的启迪，我以为还是在于她的审议式民主、政治观、人权观等等。
　　陈：如果你重写阿伦特，你会从什么角度入手？
　　江：也许是审议式民主，也可能是她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联。
　　陈：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
　　2003年10月12日于北京大学勺园
　　〔1〕谨以此文表示对江宜桦教授于2003年10月份来北大做的学术报告和指导的感谢。江先生的思路清晰、学识渊博、谦虚谨慎，堪称人师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