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让“政工”改行做“社工”好吗？从一个被虐待儿童的悲惨

　　写完一篇东西，头不舒服，打开电视，想放松一下，结果，头更痛了：一个身上的伤疤比鱼身上的鳞片还多的7岁男孩，像一枚钉子，钉到了我的脑子里。我看的是中央电视一台的半边天节目，说的是丢失的黎明，也就是流浪儿童的故事。这个孩子叫谢小龙，披着满身伤痕在街头流浪时，被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路巡访队员发现的。
　　被送回家，过两天他又出现在街头上。他没有家吗？有，其实还不如没有。他有爷爷，来领他的时候，吼了一声，孩子吓得把刚吞下去的包子全部吐了出来，而且浑身发抖；把爸爸叫来了，他走进门就去扭孩子的耳朵，而且试图打孩子的头（那头上旧伤累累，新伤可见头骨），嘴里还恶狠狠地喝道：
　　“我叫你还跑！”
　　妈妈呢？跟人跑了。
　　邻居们说，这孩子经常在家里被打得惨叫，被烟头烫，被火钳打，被棍子抽
　　老师说孩子爱上学，他从家里逃出来，先去上学，放学后才去流浪。一个镜头让人心酸：上学的路上，鞋在他脚底下张着嘴，书包在他身后张着嘴，一走路，像打快板一样，噼哩吧啦
　　那么，他是拣来的孩子吗？也不是，据说，他妈妈和他伯母，也就是爷爷的两个儿媳都跟人跑了，一家人郁闷，打不着妈妈打孩子，出气。
　　有这样的父亲和爷爷并不希奇，任何社会和国家都可能有这样不称职，甚至更恶劣的父母和长辈，希奇的是我们社会对这种状况束手无策，被虐待的孩子得不到及时救助。谢小龙也是这样，巡访队员除了要求孩子的爷爷和父亲善待他并写下保证书之外，就不能做任何事情。
　　如果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孩子早被社会工作者（“社工”）带走了，或者送进儿童救助机构，或者让别的家庭抚养。曾经有一部好莱坞电影，好像叫“刮痧”，一对中国父母给孩子刮痧，把身上刮红了，邻居报了案，说孩子受到虐待，结果孩子被社工带走。影片当然不是在歌颂社工，而是暗讽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不过，一个有待文化解释的小伤就可以导致父母失去抚养权，表明在那个国家，孩子有自己的守护神。
　　我们虽然叫做社会主义国家，但把孩子当作父母的私产的观念仍然不可动摇。曾经有个报道，四川有个父亲，不让女儿上学，把她关在家里，接受自己的教育，连孩子的亲生母亲（已与她父亲离异）都管不了，社会对他也没有办法。这样的父亲应该被送进精神病院，而不是任由他把孩子关在家里。
　　我们虽然“社工”短缺，但“政工”（政治思想工作者）却过剩。政工是干什么的？肯定不是救助儿童身体的，而是“救助”青年思想的，让他们的思想不要走偏了政治方向。
　　要我说，建设阶级斗争社会需要大量政工，建设和谐社会则需要大量社工。让政工改行做社工，不仅不幸的儿童有福了，社会和谐也有望了。
　　2008年4月11日于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