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民粹主义的三只手

　　民粹主义思潮越来越引起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关注，绝非偶然。健康的学术思想之于社会，如同白细胞之于人体，对任何入侵的病毒总是很敏感。就像感冒病毒借助气温的突然变化广泛流行一样，古已有之、但盛行于近代以来世界的民粹主义思潮，则借助社会急剧转型而大量繁殖。
　　民粹主义思潮对于社会，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但对于制度化程度越低，转型越不彻底的社会，负作用越大。一个世纪以前，它携带着无政府主义和西伯利亚寒流抵达中国，后来又寄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变形为极左思潮，不仅造成了两次大革命的失败，还造成了建设时期的急躁冒进，想从人民公社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比俄国民粹派想要做的跨越动作还要大，结果自然是鼻青脸肿、骨折筋断。
　　一，变形金刚与政治调料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让历史欺骗了自己：以为民粹主义就等同于价值上的平等、思想上的激进和政治上的极左。从秦晖刚刚完成的《怎样的“左派”和“右派”读林达〈西班牙旅行笔记〉有感》一文来看，他好像有被蒙骗的嫌疑，这不仅从标题上可以看出来，从下面这段引文可以看得更清楚：
　　“从西班牙的具体情况来讲，它在1930年代的悲剧有一些偶然因素。第二共和时期特殊背景下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既得利益阶层和社会下层的冲突特别严峻，加上当时国际背景不利于自由民主，极左的和极右的极权国家都分别在拉这西班牙的左右两翼。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来看，造成这种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互相反馈放大机制。其实也不光是西班牙有这种情形，拉美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寡头主义统治的时候用专制手段来掠夺大众，使正常的市场经济、正常的利益博弈不能够形成，等到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们的机会，就又做得特别极端。要避免这个过程，我觉得要提倡一种非寡头主义的右派，也提倡一种非民粹主义的左派。”
　　虽然有“非寡头主义的右派”和“非民粹主义的左派”存在，但在秦晖看来，寡头主义是极右，民粹主义是极左，则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民粹主义是变形金刚，它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看似在左，倏然在右，今天要平等，明天就要特权，一会儿是民主主义者手里的讲稿，一会儿又是独裁者，比如庇隆脚下的阳台，这个国家的民粹主义者要加税，那个国家的民粹主义者要减税，甚至拒绝缴税，比如法国的鲍杰德主义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在西欧兴起的“新民粹主义”，就不仅在“新左派”政党（融合了老左派平均主义的自由主义）的领口和袖口上喷了自己品牌的香水，还为极右翼政党，特别是“新法西斯主义”政党制作了灰色制服，穿着这套制服的有法国的让玛利勒庞领导的“民族阵线”，奥地利的约克海德尔领导的奥地利自由党，虽然陈水扁领导的民进党尚绿，但那是外套，里面的制服也是灰色的“新民粹主义”，因为它和法国的“民族阵线”、奥地利的自由党一样，都患上了“恐外症”，前两者反新移民，后者反老移民，共同特点是本土民族主义，将其发展到极端，就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奥地利的海德尔发表臭名昭著的支持希特勒政策宣言，就是这种主义的极端表现。
　　这说明民粹主义不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它的价值既不是平等，也不是自由，还不是公正，它只是反对对它的主张者的不公正，并不反对、甚至制造被他们妖魔化的集团和族群的不公正，比如排外的民粹主义不担心对被排斥者的不公正。因此，有人（保罗塔格特）把民粹主义称为价值“空心化”的政治工具。它像适用于各种菜肴的调料一样，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它像要附体的孤鬼游魂一样，到处找其他意识形态的替死鬼。它是政治调料，自己成不了一道菜；它是政治幽灵，自己成不了行动者。它在政治上的最大作用，就是把一种比较温和、无论左右的政治思潮和立场推向极端。
　　极端，是所有民粹主义思潮共同分享的特点：左是极左，右是极右，保守是极端的保守，激进是极端的激进，民主是极端的民主文革式的“大民主”，或陈水扁式的“全民公投”，独裁是极端的独裁希特勒和斯大林式的独裁，暴力是极端的暴力美国三K党、俄国民粹主义暗杀派，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暴力
　　二，“颠簸稻谷”与剩余主义
　　民粹主义者的价值为什么是“空心”的？因为它是一种崇拜“人民”，以“人民”的名义说话，甚至自称自己就是“人民”的思想派别，而“人民”这个概念却是“空洞”的。价值的“空心化”来源于核心概念意义的“空洞化”。从下面这个对话，你很容易看出这一点：
　　问：你们不是标榜要“为人民服务”吗，怎么是这个态度？
　　答：是啊，我是为“人民”服务。请问你是人民吗？
　　问：我不是人民，但我是人民中的一员。
　　答：你是人民中的一员？你怎么证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员？
　　问：（语塞）
　　答：如果你无法证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员，那你能代表人民也行？你能代表中国人民吗？
　　问：（语塞）
　　答：你既不能代表人民，也不能证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员，我能接待你就不错了。我可是只为“人民”服务的啊。
　　问：（彻底语塞）（该案例引自刘军宁相关文章，引用时作了文字上的修饰）。
　　这个对话发生在某地人民政府机关。该机关墙上高悬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鲜红大字的匾牌，匾牌下的一个窗口前，一位前来办事，却被慢待的“主人”，与一位在窗口里很不耐烦、脸色难看的“公仆”之间发生了上面这番对话。在具体生活情景里，你可以找到任何一个张三李四，但你绝对找不到“人民”，为人民服务，结果就变成了为无人服务。
　　在另一篇文章里，我运用维特根斯坦的两种语言意义诊断法（图像诊断法和语境诊断法），以及索绪尔的语言价值诊断法，对“人民”这个词进行了诊断，发现“人民”这个词，是一枚面目不清、你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棋子，一个与现实不发生摩擦力、自我空转的词，一张无法兑现其承诺价值，从而也花不出去的大额钞票。
　　那么，民粹主义又为什么那么忽左忽右地善变呢？
　　由于“人民”概念的空洞，不可能事先被定义或被识别，因此，民粹主义者一般不是先识别“人民”，而是先识别敌人，把敌人排除出去后，剩下的才是它所谓的“人民”。这种工作，就很像过去农民用簸箕颠簸稻谷的工作，在开始颠簸之前，他并不知道哪些是该留下的好稻（道德饱满的人民和平民），哪些是该扬弃的瘪稻（道德堕落的腐败分子，反动精英，主流经济学家，汉奸，殖民主义，自由化分子，外国掠夺者等等），每颠簸一次，好稻就退后一点，瘪稻就推前一些。越在后面的稻粒越饱满，道德越高尚，也就是说越是“人民”的核心部分，这部分“人民”被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称为民粹主义者想象的“心脏地带”（heartland）。处于心脏地带的“人民”，道德高尚而又团结一致。由此可见，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剩余主义者，从整个簸箕的居民中颠簸掉少数集团，剩下来的就是它要代表的“人民”。
　　不幸被颠簸到最前面并且要被颠簸到垃圾堆里去的瘪稻，就是那些被民粹主义者妖魔化的集团或族群。由于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面对的社会危机不同，同一时期同一国家持不同观点的民粹主义者对要颠簸掉何种妖怪的认识也不一样，结果，敌人的多样性决定了民粹主义的多面性和多变性。
　　在19世纪末的美国人民党民粹主义者看来，要被颠簸掉的瘪稻是来自北方的腐化官僚，贪婪的金融资本家和铁路当局，剩下来的“人民”，当然是南方农民；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纳粹分子看来，要被颠簸掉的瘪稻自然是犹太民族，剩下来的“人民”主要是血统优越的雅利安人；以20世纪末期及21世纪初期的北欧新民粹主义者之见，要被颠簸掉的瘪稻，是那些靠高税收维持生活的贫民，和沾本国高福利便宜的移民，剩下来的“人民”，则是那些本土有产阶级。如果说美国人民党民粹主义要求的是平等的话，德国纳粹和西欧新民粹主义要求的则是特权，它们唯一没有要求的东西，是自由。因此，说民粹主义是反自由的整体主义，也并没有错。
　　三，左手，右手与后手
　　因此，如果把民粹主义思潮当作一个人，他应该有三只手，左手，右手和后手。左右手好理解，什么是后手呢？所谓后手，就是把社会拉向倒退的手。几乎所有的民粹主义思潮在实质上都不是面向未来的，而是怀念过去，就像簸箕里的稻谷一样，饱满的稻谷都向后退，堆积在簸箕后部和底部，只有瘪稻才浮在上面，跳到前面。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有道德的人在底层，理想的社会在过去。俄国民粹派是这样，美国人民党民粹义和欧洲当代新民粹主义也不例外，中国当前的民粹主义思潮也大体相同。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往后看的远近不同。往后看得比较近的中国当代新民粹主义者，一般是党内传统左派及其情绪的继承者和将其表述现代化的“新左派”，在他们看来，现在的一切都不对劲，毛泽东时代才是黄金时代，没有腐败，没有卖淫，没有毒品，没有卖国的金融资本，也没有不平等，道德也不这样堕落，中国在世界上也不像现在这样被老美牵着鼻子走，那时，只有别人怕咱，咱怕谁了？往后看得比较远的中国当代思想家，把目光一直投射到帝制时代，甚至先秦，他们推崇的是所谓“政治儒学”，是《春秋公羊传》里宣扬的“大一统”，要破除对民主的迷信，对先秦文献里提到的以天朝为中心的所谓“天下体制”十分着迷。
　　但是，民粹主义者不像螃蟹和蜈蚣那样，同时用所有的腿，他们一般一次至多用两只手，比如新老左派，用的是左手和后手；政治儒学派用的是右手和后手，三只手同时并用的还没有见到。显而易见的是，新老左派是中国当代新民粹主义的左翼，因为它不反对民主，它反对的只是当代西方主流自由民主政体代议制民主，他们想要的是直接的民主和彻底的民主，所谓直接的民主就是经过打磨的文革那样的大民主，崔之元博士对此有充分论述；所谓彻底的民主就是在政治民主之外，还要有经济民主，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产权的平等，这是对财产公有制的另一种说法，汪晖先生有文章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政治儒学派”和“天下主义派”则是中国新民粹主义的右翼，这一翼的代表人物崇尚的是“选贤任能”的精英政治，反对现代西方民主。在一篇题为《超越西方民主，回归儒家本源》的长篇文章里，蒋庆先生写道：
　　“当代儒学面临的问题首先不是西方民主及其思想是否可欲与可能的问题，而是中国儒学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如何保住其自性特质与文化自我的问题。即使西方民主及其思想是可欲的与可能的，但出于保守中国文化特性的立场，西方民主及其思想也不是当有的与必须的”。
　　不过，右翼民粹主义并不承认自己是民粹主义，但它知道别人是民粹主义。想从中国传统里寻找“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资源的盛洪，这样写道，“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精英全被打没了。虽然我们看到台湾的民主那样混乱，但是如果大陆实行民主可能不如台湾。因为中国多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它是彻底打垮中国精英的运动。那是民粹主义，中国现在的危险也是这个”。
　　表面上看起来，政治儒学派确实很像民粹主义的对立面精英主义，实际上，它和新旧左派共用着一个身体向后看，反西方、反现代化。所不同的是，要求平等和文革式大民主的“平民”，被左翼民粹主义当作“人民”；而赞成“天下为公”政治理想的“所有人”（蒋庆的用语），被右翼民粹主义当作它的“心脏地带”。
　　这就是说，中国新民粹主义思潮的左翼反自由，但也不要代议制民主；右翼反民主，但也不要平等的自由。不幸的是，这两种民粹主义不会互相抵消，只会相互加强，一个存在是另一个存在的理由，一派走向极端是另一派走向极端的催化剂。
　　但是，左右两翼民粹主义都无法回答各自的问题。对于右翼的问题是，假如我们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中都没有做到“天下为公”，你如何能做到？对于左翼的问题是，假如像毛泽东那样的伟人都搞不好大民主和公有制，你如何能搞好？谁能保证我们跟随你们回到过去，不是重蹈覆辙？
　　2008年4月10日
　　原载2008年4月24日《南方周末》E31版，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