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维斌：“年关”为何成了“廉关”？

　　过年是中国人合家团圆，互致问候，享受亲情的时候，是朋友聚会、共叙友情的时候，是人们总结一年，休整身心，筹划未来的时候。每个民族都有自己隆重的节日，都有各自独特的庆祝方式。过年，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最隆重的盛大节日。无论人们身处何处，这个时候总是想着与自己的父母、子女团圆在一起，能够一家人围坐一起吃上年夜饭。亲情、友情、乡情在此时得到体现、得到凝聚、得到加强。无论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如何变化，年在中国人心中的意义永远没有褪色。但是，对于经济状况不好的人来说，过年往往会成为一道令人尴尬和痛苦的关隘。随着国家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相当一部分人过上了小康甚至富裕的生活，年真正成为欢乐的时刻、亲情友情涌动的时节。
　　但是，曾几何时，过年成了一些领导干部难以逾越的“廉关”。一些本来非常优秀的领导干部被年关的“人情”、“面子”击倒。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在谈到自己蜕化变质时说，第一次收人家钱是过年时别人以给小孩压岁钱的名义丢了千儿八百元。他第一次收受数额较大的贿赂是，一个老板利用过年拜年之机送了一箱牛羊肉，里面用报纸包着一万元钱。客人走后他才发现，开始也觉得不应该收，没有及时退还给人家。时间一长，也就心安理得了。一些官员、老板在春节利用给老领导、老同学、老朋友、老乡拜年、联络感情之机，在亲情、友情的掩护之下，行行贿受贿之实。
　　哪些人送礼？官员、老板、普通群众。官员之间还有大官与小官、京官与地方官、上级与下级、同级，关系复杂。如果是相互送礼，有来有往，礼尚往来，人之常情，倒也无可厚非。谁给谁送？主要是把礼送给比自己级别高的官员。如果是上级给下级“送礼”，那就成了慰问，成了看望，成了领导访贫问苦，成了领导关怀。有以个人交往之名送的，也有以集体表达感谢关心支持之名送的君不见到逢年过节，外地进京的车辆会大大增多吗？有个人掏钱送礼的，也有集体报销的。过去是上级给下级发赏钱，现在是下级给领导送红包。送礼队伍中，有主动送的，也有被动送的，还有随大流的；收礼者中，有主动接受的，有半推半就接受的、有无奈之下接受的。有的先拒绝，后半推半就，再到来者不拒，再到主动暗示。送礼的主要功能在于联络感情，在于表达感激之心，在于表达尊敬之心，也在于表达某种意图。求官、求财，官运亨通、财源滚滚。送礼和收礼者目的不同，心态各异，色彩斑斓，构成了一幅幅现代版的浮世绘，演绎了一出出当代的“官场现形记”。中国的某些官员似乎一下子成了文明礼仪之邦的代表。送礼与收礼成风时，它就变成了一种生态、一种文化，一种独特的官场生态、一种独特官场文化。
　　人既是讲感情的，更是讲理性的，讲利益得失的。大多数人在送礼之前都要经过精确的“成本收益”计算的。天下没有掉馅饼的。过去人们常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而现在则常有“在台时宾客盈门、车水马龙，下台后人走茶凉、门可罗雀”。凭什么人家要给你送礼？无非是要想达到某种目的。人也是有尊严的。送礼除了物质的贡献之外，还要付出尊严的代价面子也是有价值的。为什么社会地位较高的干部和老板还愿意放下架子，付出情感、自尊和物质的代价，加入难以“礼尚往来”的送礼者大军呢？用经济学的话说，人们寄希望于用较少的投入达到较高的回报。不过，送礼者不会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是以感情加物质的方式，希望得到的是期货。收礼者拿什么给送礼者以回报？无非是手中的权力。收礼者用手中的权力为送礼者谋取更大的利益，或者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因为官员手中的权力不仅可以用来为送礼者谋取不正当的更大利益，而且还有权合法地伤害你。所以，在送礼大军中有些人是为了保住现有的利益，或者避免受到伤害。有人调侃：一些领导干部不清楚送礼者的名子，但是清楚那些没有送礼者的名子。
　　常言道：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交往的是感情、是思想。官员拜年交往难道就不能做到君子之交吗？君子之交，贵在思想相近，志趣相投，地位相似，“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问题在于，现在的官场送礼者与收礼者大多并不处于同一个职级。社会学家彼得布劳说过：当一方占有另一方希望得到的稀缺资源，而另一方又找不到其他提供这种稀缺资源的人时，社会交换就有可能开始。处于较高职级的领导干部往往掌握着较多的资源，他们掌握着下级升降去留的大权，掌握着项目审批的大权。权力越大资源越多，交换的吸引力就越大。人们趋之若鹜地向他们拜年送礼就不难理解了。
　　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吗？好像没有这样壮观。他们不同层级的官员掌握的资源也不一样啊。是他们没有过年送礼这一习俗？日本人、韩国人都有过年送礼的习惯。美国人、英国人也有过圣诞节送礼的传统。为什么他们没有发展成我们这样的景象？一是与他们的官员手中的权力资源有限有关，二是与他们手中的权力不能随意私用有关。
　　在计划经济时代，“走后门”一词十分流行。有一个小学生老师让他用“只要就”造一个句子，他不假思索地说“只要有了人就能开后门。”那时物质匮乏，是一个票证的年代，什么都得凭票供应。买肉要凭肉票、买粮要凭粮票、买糖要凭票、买布要凭票谁能多弄一点糖、一点布、一点肉，那就是本事。于是，食品站、粮店、商店的营业员往往成为托关系、走后门的对象，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高。80年代电视剧《新星》里面有一个公社党委书记，对一个小学女教师说：“好好干。以后提拔你当营业员。”党和政府三令五申禁止“走后门”，营业员们也往往成为群众运动的对象。但是，效果并不明显，营业员们照旧享有很高的职业声望。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物质丰富了，商品供应的渠道多了，营业员变得平常了。买肉、买糖、买自行车再也不用“走后门”了。后门不用堵自然就关上了。
　　说到底，官场拜年送礼成为“廉关”是官员权力太大、掌握资源太多，而权力的运用又不能受到有效制约造成的。在公共权力很容易成为私人物品的时候，拜年送礼就会是必然。简单地反对或者希望通过道德的自律，效果都不会太好。人的腿痛可能是多种原因引起的。如果是腰椎压迫坐骨神经引起的腿痛，在腿上贴膏药，药就用错了地方。这时就需要在治疗腰病上下功夫。
　　领导干部要想过一个真正洋溢着亲情友情的、文明的健康的年，功夫在年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