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冉：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问题研究

　　与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政策的出台相比较，促进中部崛起政策在制定方面的意见分歧最大。产生分歧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促进中部崛起要考虑与其他区域发展的关联，从而增加了政策制定的难度，但更在于许多研究局限于部门视角和地方视角的特点比较突出，大家并不是在一个共同的政策功能的前提下进行相关讨论的。鉴于此，本文力图在厘清中部问题的实质和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政策的基本功能与主要边界的基础上，对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政策的设计原则及主要的政策选择问题做一些探讨。
　　消除二元结构：促进中部崛起政策的功能定位
　　笔者认为，研究中部问题要有宏观的视野和历史的眼光。从推进中国现代化整体进程的战略角度重新审视促进中部崛起问题，可以得出许多新的理解和发现：
　　非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政策带来的最大负面外部效应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和二元结构日益强化：在收入水平上，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个世纪年代早期的，年代，扩大到年的。有学者认为，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要用于生产性投入，考虑到城市居民在住房、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的国家补贴，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在以上。在生产方式上，与改革开放以来工业经济沿着规模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道路迅速发展的状况相反，我国农业长期在小农经济的轨道上运行，无条件进行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产业的差距逐步扩大，农业与非农产业人均创造的，由年的扩大到年的。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工业化、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但是，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使得在总的资源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工业化、城市化对资源的占用增长过快，加剧了农业资源的流失：一是土地制度缺失，城市扩张所用土地大都是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用的，造成了巨额的土地收益流失；二是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受限，农村资金流失严重。从结构演变的角度分析，工业化大大快于城市化，工业化在大量抽取农村资源的同时，却排斥农村劳动力的充分进入，造成农业和农村经济资源利用份额的大幅度下降。致使我们虽经历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不仅未能缓解，反而呈现出凝固化甚至是强化的迹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经历了“温饱”和“基本小康”两个阶段，按照“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现在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所谓现代化，意味着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和深刻变化。世界经济的发展经验表明，当人均达到美元，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后，如何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历来被视为是“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的凸显期”。一些国家比较顺利地渡过这个发展阶段而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但包括拉美地区在内的一些国家因举措失当而使自身的现代化进程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如果说发达国家往往要用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如果说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被转型问题阻挡住了迈向现代化的脚步；那么作为一个有约亿人口生活在农村的农业大国，中国要消除二元结构、实现经济转型，其困难程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中部省份普遍具有农村人口多，第一产业比重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缓慢，就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转换等特点。年，除山西外，中部其他五省第一产业的比重为，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个百分点，而且高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是全国第一产业产值占比重最高的地区。中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为，除比西部高个百分点外，分别比全国、东部和东北地区低、和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为，比全国平均水平高约个百分点，比重最高的为河南省，不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个百分点，而且高出西部平均水平个百分点。同时，中部地区又是一个人地矛盾十分尖锐的地区，通过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内生性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比任何一个地区都要大得多。
　　中部问题的实质是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实现经济社会转型问题，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如何实现由“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社会的转型。目前我国不断扩大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表明，如何实现由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保证中国顺利到达现代化的彼岸，仍是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待于破解的一个历史性难题。
　　弥补市场缺陷：促进中部崛起政策的基本着力点
　　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提出了“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之后，有关区域经济的研究，总是依赖于优势理论，大都是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去谋划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思路。笔者认为，如何发挥比较优势，这只是研究促进中部崛起的一个角度。正如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既有比较优势，又具有内在缺陷和制约因素，在许多方面比较优势和制约因素是紧密联系、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具有明显的双重性特征：
　　中部地区经济区位的双重性。人们提起中部，往往把区位优势摆到十分显著的位置，认为中部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经济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其实，经济学在分析和解释产业布局的区位选择时，都立足于贸易理论，离开一定的市场联系和流通成本，无法对一个地区的区位优劣进行分析和评判。因此，中部在发展经济方面有没有区位优势，具有多大的区位优势？要看你站在何种角度去观察。如果说中部地区在面向国内市场时有某些区位优势的话，那么，在我国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经济重心日益向沿海转移的情况下，中部地区不仅不再具有我们一向以为的区位优势，相反，地处内陆腹地所造成的与国际市场距离远、运输成本高的地理空间经济格局，反而使其处在不断地被边缘化的过程中。年，中部六省实现进出口总额亿美元，仅占全国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亿美元，仅占全国的。区位因素造成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滞后，是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
　　中部地区资源优势的双重性。中部地区具有相对的资源优势，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年中部六省的原煤产量占全国的，发电量占全国的，钢产量占全国的，水泥产量占全国的。采掘业和初级加工业在中部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近年来，随着上游产品价格上涨，中部资源型工业的经济效益也在不断提高。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无论耕地、淡水、森林等自然资源，还是铁矿、铝钒土、原油等加工性资源，中部的人均占有量都处于很低的水平。区内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些重要资源如原油、铁矿石、铝钒土等严重依赖进口。由于远离海岸线，进口资源的运输成本高，极大地削弱了中部进口依赖型企业的竞争力。
　　中部地区农业优势的双重性。中部六省用占全国的土地面积，为全国提供了的小麦和的稻谷。年全国粮食增产的和年增产的来自中部，中部六省输往省外的粮食占全国各省粮食纯输出量的以上。随着人口增长和耕地面积减少，粮食和畜产品成为日益紧俏的经济资源，中部地区在发展食品和轻纺工业，将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方面存在着巨大潜力。但另一方面，中部又是中国农民最为集中的地区，年底，中部六省共有乡村人口亿，占全国乡村人口的，占中部地区总人口的，城镇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个百分点，“三农”问题十分突出：一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仍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年，中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贫困人口占全国的，相对贫困人口占全国的。二是县乡村债务负担沉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部地区乡镇一级平均负债万万元左右，村级平均负债万万元左右，许多基层政权组织缺少履行执政职能的财力保证。三是农业基础设施保障能力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严重不足，防洪灌溉设施普遍老化，病险水库数量多，土地开垦过度造成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严重，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中部的稻谷单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建设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的要求极不适应。解决中部地区“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城市化。按照中部六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规划，大致需要将亿农业人口转移为非农人口，按的就业率计算，需要将万人转移到二、三产业。目前我国每转移一个农村劳动力到第二产业，能带动人到第三产业就业。届时，中部地区需要分别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万人和万人。
　　除此之外，中部地区还有一系列优势和劣势同根同源的矛盾，如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与受教育程度低、普遍缺乏转移就业技能的矛盾；如全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的产业优势，与采掘业的刚性约束，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难度较大的矛盾；如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拉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力量强劲，与土地资源约束趋紧，土地利用指标与申请用地指标之间缺口巨大的矛盾等。
　　实际上，不仅中部，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都是发挥比较优势和克服内在缺陷的结果。在许多情况下，克服发展的困难和矛盾往往比发挥比较优势更重要，因为，妨碍发展的制约因素得不到解决，比较优势也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总的来说，发挥比较优势是企业的事、市场的事、社会的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弥补市场机制失效，是解决市场的“外部性”问题，是提供市场难以提供的公共服务。因此，国家促进中部崛起政策的基本立足点不在于如何“锦上添花”地发挥中部的比较优势，而是运用有效的布局政策、调控政策和财税政策，消除制约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的困难和矛盾，从弥补市场缺陷、纠正市场失灵、帮助中部地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难题入手，“雪中送炭”，为符合中部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因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充分有效地完成各自角色，尽量避免或努力减少二者的相互挤出和相互替代，应成为中央政府促进中部崛起区域政策的基本着力点和主要的政策边界。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