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现代化”是必须承受的“宿命”

　　（2006年6月2日5日，由海南省作家协会《天涯》杂志社、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当代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在海口召开。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香港、日本的学者、作家温铁军、曹锦清、康晓光、贺雪峰、刘健芝、武藤一羊、孙晓忠、薛毅、雷启立、周立、陈应松、摩罗、毛尖、倪伟、黄灯、张炼红、冷嘉、朱善杰、徐志伟及海南本地的学者、作家弘陶、韩少功、蒋子丹、孔见、李少君、邱建生、崽崽、单正平、孙绍先、晓剑、伍立杨、王雁翎、朱东海等四十多人与会。会议期间，与会者就中国乡村建设的诸多问题展开讨论，还实地考察了海南的生态文明村建设。下面刊载的，就是本次研讨会的部分内容，以期更进一步的深入思考与探讨。）
　　我对时下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不敢抱过份乐观的态度。这是因为，我觉得今天农村的困境是由一系列非常强大的力量造成的，所以这些困境也是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变的。其实，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三农问题”就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而“现代化”几乎就是人类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人必须承受的“宿命”！
　　如何解决当下的农村问题呢？一种思路是“进一步现代化”。最典型的话语就是“只有消灭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在这类口号的背后，还是城市化和工业化，更准确地说是把城市化和工业化进行到底，借此彻底解决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农村问题。另一种思路就是“反现代化”策略。我觉得温铁军的观点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目前的“新农村建设”有点中庸之道的味道。它承认必须进一步现代化，但是同时也承诺要对“现代化的自然进程”进行更多的人为干预，特别是政府干预，通过各种“非自发机制”改善农村的处境。实际上，这也是新一届政府“以人为本”国策在农村的具体表现。
　　那么，现代化的含义是什么呢？从政治上看，现代化是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这个民族国家要承担起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维护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空间和权利。从经济上看，要么是建立一种市场的体制，要么是建立一种计划的体制，但无论如何追求的都是城市化和工业化。所以，现代化确立了城市和工商业的支配地位。从文化上看，它表现为一种世俗化的东西。在现代化过程中，进步主义、科学主义、消费主义逐渐摧毁和取代了传统的文化模式。在意识形态上，要么是自由主义，要么是马克思主义。从全球层面来看，现代化也就是持续了五百多年的“全球化”。可以说，这些因素、力量和过程，对于传统农村和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农村来说，负面的影响大于正面的贡献。例如，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全球化”，它导致了一些发达国家的获得大量补贴的农产品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的打压。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在计划体制下，还是在市场体制下，都是城市掠夺农村，工业掠夺农业。而且无论是科学主义、进步主义，还是消费主义，都在摧毁农民的自信心，给他们一种自卑感，使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还有民族国家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也为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提供了精神和制度上的保证。因此，可以说，正是这种现代化的力量，造成了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三农问题”。农村的困境是城市追求自身利益的后果。这种不平等格局符合强者的利益。从国际上来看，它符合强国的利益。从国内来看，它符合强势集团的利益。这里的强势集团，或是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官僚，或是掌握了财富的资本家，或是掌握了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甚至还包括普通的市民集团。在这个世界上，一种格局只要符合强者的利益，那就很难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解决“三农问题”，对“新农村建设”不敢过份乐观的根本原因。
　　让我举一个远一点的例子。我们知道“组织”是一种资源，而且我们常说“组织起来是保护弱者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只想到弱者会利用组织资源保护自己，而没有想到强者同样可以利用组织资源扩大自己的利益，而且强者会比弱者更好地利用这种资源。在结社权利有限开放的社会里，结社权利的分布是高度不平衡的，与弱者相比，强者的结社权利得到了更好的保障，或者说，强者更好地利用了“组织”这种稀缺资源。在这种情况下，“结社”实际上是在加剧不平等，而不是在缩小不平等。实际上，即使在完全开放的背景下，强者也会比弱者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所以，不要简单地认为“让农民组织起来”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要忘了，让农民组织起来，也得让别人组织起来！除非你说，只允许农民组织起来，不允许资本家组织起来。但是，你凭什么这么说呢？在现实情况下，这可能吗？因此，“组织”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一个高度分化、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这样一种新资源的开放，到底是有利于促进公平，还是加剧不公平？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刚才，有人谈到“东亚模式”，我觉得这个“东亚模式”的确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是不一样的，而且和我们在南美、南亚、非洲等地看到的模式不一样。那么，“东亚模式”的根基是什么呢？当“东亚模式”取得成功的时候，大家都来抢夺这个解释权。最先抢到手的还是西方的学者，他们用新自由主义来解释“东亚模式”，也就是说是以市场经济、出口导向、比较优势等等这一系列东西来解释东亚的成功，顶多再加上一个发展导向的、由一群负责任的精英来支配的“权威主义”政府。但是，李光耀认为这样一种解释是非常肤浅的。实际上，很多南美国家、南亚国家、非洲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过世界银行总结的那种“东亚模式”，但是它们并没有获得东亚所取得的成功。那么，使得东亚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李光耀提出了一种文化的解释，也就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还是一个空间概念，还不是非常确切，后来人们把它进一步界定为“儒家价值”。李光耀以及新加坡的一些理论家对此作了非常系统的阐述，这些阐述也都很成熟。
　　那么，我们中国能不能比这些东亚邻居做得更好？能不能超越东亚模式？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其实，我们现在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不清什么样的生活是一种好的生活，由谁来决定好生活的标准。比如，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管理民主、乡风文明、村容整洁，这样一些东西应该由谁来规定？规定的依据在哪里？再如，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什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新农村建设就一个农民也没有，都是我们在这里告诉农民应该怎么怎么生活，恰恰又是我们这些人在强调要以农民为主体。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荒唐的局面。在这样一种格局下，能够真正以农民为主体吗？甚至是以农民为主体就是合理的吗？以他们为主体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吗？不见得。我本人还是比较主张精英主义的。我觉得如果有一批把家国天下担在肩上的社会精英，由他们和农民一起来解决问题，可能最有希望。
　　在此我想多说一句。如何看待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人在乡村发展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努力，如何系统地总结像晏阳初先生、梁漱溟先生他们的探索，如何看待国民党搞的那样一些探索，还有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需要我们继续探讨的问题，还没有答案。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到底是仅仅需要一场科技革命，还是需要一场经济革命，还是需要一场社会革命，还是需要一场政治革命同样没有答案。我本人对晏阳初、梁漱溟的那一套不是太感兴趣，我觉得靠他们那套东西，解决不了中国农村的问题，三十年代解决不了，五十年代解决不了，七十年代解决不了，二十一世纪照样解决不了。我们对他们还是需要有一种批判性的超越，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继承。在今天，最需要的还是继往开来，推陈出新。
　　时至今日，面对农村问题，一方面是现代化的解决方案，一方面是反现代化的方案，在这里，我想应该警惕一种“逆向乌托邦陷阱”。“逆向乌托邦”这个概念是我在九十年代读一本小册子时发现的。我觉得这个概念很有启发性。他说当人们对现实不满的时候会进行批判，然后提出一个乌托邦理想来解决问题，但是他提出这个“乌托邦”的时候，完全是用“非此即彼”的对立方式考虑问题。比如，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有很多弊端，他认为这个弊端是与不平等相联系的，而这种不平等是由市场和私有制造成的，所以他就提出要用计划和公有制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完全是一种对立的、逆向的思考方式。但实际上当这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变成现实的时候，他又发现原来他所批判的那些弊端，可能都以不同的形式又产生了，有的甚至更加严重。因此，当我们在批判现代化模式带来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最好不是用一些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例如不要用现代化反现代化、主流非主流这样一些概念来思考问题。而且，我希望，当我们在面临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能够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否则的话，就总是在两极之间摇摆，总是找不到现实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