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福利思想的演进

　　【摘要】本文分别考察了位于政治谱系两端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福利思想演变进程，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极端的福利思想很难迎合大众的需要，第三条道路在西方国家的兴起便是明证。但第三条道路并没有超越“左”、“右”，而是不同政治派别的相互妥协的产物。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新保守主义；第三条道路；福利理论
　　按照韦伯的理想类型学，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谱系上，一端是无政府主义（完全没有国家，社会自主治理），另一端是全能主义国家（完全受国家控制），位于两端之间的有最小国家、有限国家、法团主义国家和福利国家。而在吉登斯的分析中，位于政治谱系两端的分别是“左派”和“右派”，“左派”是社会主义，“右派”是保守主义。吉登斯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空间的角度，将保守主义划分为“老保守主义”，“哲学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将社会主义分为“革命的社会主义”和“福利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形式揭示了保守主义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传统，反对新生的资本主义，一直发展到激进的“新右派”的历程，以及社会主义从一种革命理论发展为保守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演变。继承了保守主义主要思想的新保守主义自然被划归于政治谱系的“右端”，而民主社会主义由于其一贯的左派风格而被划归为政治谱系的“左端”。从横向看，受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占有很大市场，而保守主义在美国比较流行；从纵向看，20世纪5070年代，民主社会主义得到普遍承认和广泛流行；但是70年代后，新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到了90年代，处于政治谱系两端的两个派别似乎都在向中间线靠拢。本文旨在考察在欧美影响广泛的两种意识形态，自上个世纪中期以来社会福利思想的演进和发展趋势。
　　一、从“左”到“右”：民主社会主义福利思想走向
　　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至今已历经了四个阶段，即1848年革命与第一国际（18481888）阶段，第二国际至一战爆发（18891914）阶段，“一战”爆发至“二战”结束（19141950）阶段，以及1951年社会民主党国际《法兰克福宣言》的诞生至今。虽然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各国社会党共同的思想理论体系在第三阶段就已基本定型，并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民主社会主义基础〔1〕（pp321）。但是，对当代影响较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形成是在1951年“社会党国际”的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发布后〔2〕（p10）。同样，虽然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思想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但其福利思想的广泛传播却始于英国福利国家的建立和福利国家在欧洲的流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充分体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思想，宣言指出，“社会主义政策是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障和推行收入与财产的合理分配”；“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基本的政治权利，而且意味着经济和社会权利”〔3〕（p207）。
　　这一时期，德国、瑞典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在《哥德斯堡纲领》中提出，“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不断增长的社会富裕，使人人都能从国民经济的收益中得到公正的分配，过上一种摆脱了不光彩的依赖关系和没有剥削的自由生活”〔4〕（pp105108）。1969年，执掌政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将其福利理念付诸实践。在福利政策方面，在勃兰特担任总理的5年内，社会民主党政府前后共颁布了40多个改革法令，使福利国家制度范围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得到增强。在瑞典，20世纪50年代，社会民主党主席塔格埃兰德提出“20年内实现充分就业”的口号。60年代，重点发展了健康服务和家庭住宅福利，改革了教育，制定了旨在增加收入与受教育机会平等等措施。经过多年的努力，瑞典社会民主党建成种类众多、覆盖面广、补贴额度大的“全民福利国家”体系。在社会保障方面，有医疗保险（病人津贴和医疗费用补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等等；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失业补贴、培训津贴、妇女儿童保护性规定等；家庭福利，包括父母保险、子女保险、免费教育和学习补助；住房政策，包括房租补贴、自建住宅和修缮住宅贷款等等。
　　民主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平等和公正仅仅局限在弱势群体，认为只要为弱势群体源源不断地提供实物及现金等福利直至他们摆脱贫困境地，就可以减少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实现社会公正的社会目标。民主社会主义十分强调国家和集体的责任，认为创造一种能给予人们真正的安全保障感的社会保险制度是国家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对个人回报社会的责任却鲜有提及，将个人权利奉为根本，认为福利是社会成员不需要履行任何义务和责任就能享用的“免费午餐”。这种思想在经济繁荣时看不到其背后隐含的财政危机，因而在一片拥戴声中，西欧和北欧的社会民主党所向披靡。尤其是19741975年间，社会民主党占据了英国、西德、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瑞典和芬兰的总理之职。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叶，西方经济增长缓慢，通胀率加速上升，失业率居高不下。面对这种形势，西欧和北欧的社会民主党缺乏灵活的治理手段，没有应对危机的有效政策，社会民党的执政理念遭遇普遍质疑。在货币主义的凌厉攻势下，社会民主党节节败退，1979年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撒切尔夫人领导的右派政府上台，随即西德、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甚至具有浓厚民主社会主义氛围的北欧国家（除瑞典外）相继更迭了执政党。这一进程在南欧稍晚。1993年，法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一败涂地；1994年，意大利社会党也在执政党中出局；西班牙社会民主党也被对手打败。这样，到了90年代中期，南欧也转向了“右”端。
　　二、从“右”到“左”：新保守主义在英美改革之后的走向
　　在艾斯平安德森（GostaEspingAndesen）的福利国家分类体系中，英美同属自由主义型的福利体制，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浓厚。事实上，偏向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英国工党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但是这并没有使其持续赢得选举。在美国，虽然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很难找到其生存的土壤，但是，20世纪60年代民主党执政期间，美国对福利制度的扩张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做法如出一辙〔5〕（p118）。70年代后期，世界遭遇两次石油危机，英国和美国经济增长下降，生产率下滑，投资不足，失业率、通货膨胀率迅速上升。在这种形势下，新保守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如日中天之时突然间收复了失地。
　　与传统保守主义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新保守主义更自觉地把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及其在20世纪的新发展当作其主要的思想根源，主张政府不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让市场经济自主运行，带有典型的“反国家主义”色彩。在福利国家制度上，新保守主义展开了无情的批判，他们认为福利制度是“蠕动蔓生的社会主义”（creepingsocialism）〔6〕（p183），使贫穷者更为依赖，并造成财政开支庞大，经济效率受到损害，削弱了垄断资本的国际竞争力。他们主张实行剩余式的社会福利模式，极力推行志愿主义（voluntarism）〔7〕（pp6162）。主张福利给付从“公共部门”向“民间的市场部门”转向，由民间慈善团体来承担〔8〕（pp183185）。同时严格受助条件，要求贫困者必须经过严格的资格调查后才能接受政府的帮助〔9〕（p12）。
　　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对英国、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和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升为主流经济理论和政策取向。
　　在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提出减少国家干预，增强经济活力，提高发展效率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撒切尔夫人砍的第一刀是退休金。撒切尔政府在基本年金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降低“附加年金”的数额，即把原来规定的以投保人一生中收入最高20年的年均收入为标准计算附加年金，改为按一生的平均收入为标准计算，这样附加年金数额就会从收入的25降到20左右。同时，英国政府也将病人、失业者、以及失去工作能力者的短期津贴降低了5〔10〕（p5）。撒切尔夫人砍的第二刀是将普遍性福利转变为选择性福利，将有限的资源向最需要的群体倾斜。撒切尔夫人砍的第三刀是政府职责，使政府从社会福利领域“淡出”，福利责任向个人和家庭转移。主要措施有：调高社会税的征收额度；鼓励雇员参加企业举办的保险和自行购买商业保险；取消部分家庭津贴，增加家庭责任；尝试社会福利私有化，在社会福利领域加入市场经济成分。在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在社会政策方面，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降低货币供应增长率，减少政府开支，削减社会福利及各种补贴。1981年预算中减少开支128亿美元，1984年减少176亿美元，其中近60的削减是中低收入补助项目。二是实行“新联邦主义”计划，将福利保障事业由联邦中央政府转入州和地方政府，以消除福利项目管理上的官僚主义，提高社会保障的效率。三是推动私营福利事业的发展。里根强调调动私营保险业的积极性，给予私人养老金计划以更多的税收优惠，并使更多的人参加个人退休储蓄账户〔11〕（pp223226）。
　　从政策实施的效果来看，美国通过减税等比较灵活的“收放并施”的政策调节，使“滞胀”并发的恶劣局面较快地转化为高增长、低膨胀的好形势，从而也使里根总统得以连任。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进一步减轻了联邦政府在国民福利方面的支出负担，明确了中央政府的角色和责任，增加了各州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责任份额，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尤其是随意性开支，民间福利事业得到迅速发展〔11〕（p23）。英国撒切尔政府的福利改革也遏制了社会福利开支迅速增长的势头，提高了个人和家庭的福利责任感。但是，无论是英国撒切尔政府实行的“撒切尔道路”还是美国里根政府实行的“新联邦主义”的福利改革，其实质都是维护私有制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撒切尔政府强调政府减少对全面社会福利的承诺，社会政策实行从普遍性向选择性转变，有工作的人应当自己购买保险，自付更高的社会服务费用；里根政府在紧缩联邦政府社会福利费用支出的同时，在州政府层次上，通过代用券，购买服务契约，引进私人部门提供服务，删减政府支出等措施，由强调公平改为强调效率，大量社会福利方案被市场化了。而这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拉大。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新保守主义经济学“一方面承诺看不见的手具有造福人类、促进繁荣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范围内人为的史无前例的大众贫困”〔12〕（p9）。1992年，美国选民抛弃了共和党，选择了民主党；1997年，英国选民选择了工党。这预示着新保守主义思想逐渐失去其魅力。
　　三、“左”、“右”汇合：“第三条道路”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福利改革
　　90年代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多事之秋：瑞典的“第三条道路”改革失败，政权交至保守党手中；随后，在欧洲的大选中，欧洲的左派看到的只是接连的失败和日暮黄昏的失落。更为严重的是，社会民主党遭遇了空前的信誉危机：部分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陷入无尽的丑闻，领导人或辞职，或自杀，或逃亡，或被起诉。面对这种困境及选民的碎片化，欧洲社会民主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进行了反思，并与激进的左派（如绿党、共产党）划清界限，力图树立其中性立场的形象。同时，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民主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其核心是以积极福利（positivewelfare）替代消极福利（negativewelfare）。
　　1998年9月，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将这种思想概括为“第三条道路”。同年11月，欧元区11个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共同签署了名为《欧洲新道路在经济货币联盟框架中的经济改革》的文件，表明“第三条道路”思想已被欧洲社会民主党普遍接受。
　　第三条道路认为，福利制度不仅不应该放弃降低不平等的努力，而且必须设法制定策略来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要达到这种目的最关键的是教育和培训〔13〕（p110）；对于老年人福利，在第三条道路看来，老年人不应当被看成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责任的阶段，集体性养老基金制度正是以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伙伴关系为前提构想出来的，符合老年人既是权利的享受者也是义务的承担者这一要求；对于社会救助，第三条道路认为，传统的福利计划所提供的扶贫项目必须被以社区为中心的方式所取代，社区的建设必须重视支持网络、自助以及社会资本的培育，目的在于使这些因素成为低收入社区经济复苏的重要资源，帮助贫困的社会成员真正走出贫困，走向自立；对于政府和个人责任的划分，第三条道路认为，政府有责任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及提高公共教育的质量，维持一套资源充足的保健服务系统，推行安全的公众娱乐方式及控制犯罪率等等对福利的影响，但个人也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失业者必须努力寻找工作，争取获得胜任新工作的技能。此外，原先被唾弃的私营化也逐渐被接受，民主社会主义者开始承认私有化能带来效率，促进增长，而国有化则应该适度〔14〕（p15）。欧洲各国社会党比以往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社会福利政策客观上受经济承受力的制约，因此在追求社会公平的同时也开始强调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性。在欧洲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在野的社会党在要求维护和扩大既有的社会福利方面不得不表现出克制的态度，而执政的社会党则迫于形势不得不自行削减自己一贯维护的社会福利开支。
　　总之，第三条道路关于福利改革的核心思想是“无责任即无权利”，一方面认为政府对公民负有保障其基本生活的责任；另一方面个人权利不断扩张的同时，个人义务也应不断延伸。
　　以撒切尔为首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实行的激进社会保障改革，使当时迅速膨胀的社会保障支出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是，也正是因为撒切尔政府在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广度与深度方面的推进，受到了意在维护既得利益的英国民众的指责，并成为导致撒切尔政府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布莱尔为代表的新工党在1997年的选举中，充分把握了选民们对激进社会保障改革的不满情绪，大事抨击保守党的社会保障政策，并提出各种社会保障允诺，最终在大选中获胜。布莱尔上任之后，就先后在经济模式、福利制度、教育体制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撒切尔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更多地强调个人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希望尽可能地减少政府责任，提倡社会保障的市场化和私营化。而布莱尔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在强调个人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应该承担合理责任的同时，也强调国家在为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方面的责任不能因强调个人责任而削弱。
　　但是，布莱尔政府与撒切尔政府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实质性的，反而存在明显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在大选连连失利，以及工党支持者的思想明显远离工党传统立场，人们对公有制、工会权力以及社会福利的支持在明显下降〔15〕（p108）的情形下，工党不得不修正政党理念。早在1983年金诺克就任工党领袖后，英国工党就已明确认同市场经济的优势，认同了私有制，主张放弃国家大规模管制经济的思想，并在1992年的大选宣言中放弃了重新国有化的承诺。在福利领域，也抛弃了同样落伍的通过再分配与普遍福利来实现平等的思想。布莱尔1995年修改党章时持有的某些主张与金诺克任工党主席时的主张如出一辙。但是，与金诺克相比，布莱尔政府显然呈现了更为明显的右倾化，在具体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上与新自由主义信条趋同。在社会政策领域，布莱尔时期福利制度相比金诺克时期更加严格，它严格限制领取救济金的标准，并制定了“从福利到工作”的计划。
　　布莱尔执政时期提出的许多新政计划，如“青年新政”、“长期失业者新政”等，都体现了“社会投资模式”福利中对个人责任回归的要求。但是，在布莱尔政府大力削减各项福利开支的过程中，对贫困儿童和教育的投资却在大幅增加。此外，显著增加的教育和培训投资也符合新工党“社会投资国家”的理念。正因为教育政策对经济效率提高存在的促进作用，使新工党一直把教育当作最大的经济问题，不断增加教育和培训支出，试图建立一个开放的、真正以个人才能和平等价值为基础的社会。以此为基础，工党政府在放松对劳动力市场以及私有化管制的同时，却加大了国家对教育的干预，特别着力解决因为贫困、种族、社会地位等原因不能接受平等的教育机会的“社会排斥”。19992003年新工党政府的阶段性教育支出年均增长达创记录的6，20042005年度英国的教育支出达630亿镑，占GDP的5。4，是仅次于国民医疗保障的第二大公共支出〔16〕。
　　迫于经济发展的压力，英国工党从金诺克开始呈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右倾化趋势，对福利制度的改革力度也放在了工党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但是，工党福利国家的核心理念仍然没有变化，这样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对矛盾：一方面大力改革福利制度，紧缩福利支出；另一方面，却是福利支出的显著上升和提升税率的潜在压力。这种局面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及批判，工党内部有些成员要求这种局面在2008年得到有力的控制〔17〕（p1）。这也是布莱尔的继任者面临的一个难题，即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紧缩福利支出的同时，又坚持工党的中左立场，坚守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观，维持、促进国民福利水平。
　　在美国，1992年民主党人克林顿入主白宫，流行于美国达20年之久的新保守主义遭遇阻击。在“新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克林顿政府在福利方面采取的改革措施有：为人们提供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提高他们进入市场的能力，帮助他们适应就业，以防止一些人滥用福利；改“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改“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socialinvestmentstate）〔18〕（pp1720）。具体说来，主要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1）劳有所得。在第一个预算案中，克林顿提议迅速扩大劳动所得税抵免，明确个人所得税减免水平，以确保工资、劳动所得税抵免和食品券三者的综合作用，使一个有一位全年全日制最低工资工人的四口之家摆脱贫困。1996年，克林顿又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从1992年以来的每小时4125美元增长到1997年的5115美元。（2）实施州儿童健康照顾计划。儿童抚养费的执行包括几个基本的步骤，即认定父子关系，确定恰当的抚养费，核定抚养费的数额，确定无监护权父母的所在地，征集抚养费。（3）以工作为导向的福利改革。1996年克林顿签署了“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折中方案”（ThePersonResponsibilityandWorkOpportunityReconciliationAct，PRWORA），并以贫困家庭临时救助（TemporaryAssistancetoNeedyFamilies，TANF）代替了AFDC（AidtoFamilieswithDependentChildren），还在社会救助中增加对工作的要求。克林顿政府的福利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据美国政府最近提供的统计数字，1996年美国依赖福利制度生活的人口高达1220万人左右，2002年已经减少到500万人〔19〕。
　　小布什入主白宫后，在国内经济社会政策上开始实践新保守主义的理念，推行其减税政策。为了改变共和党在美国人心目中缺乏热情和麻木不仁的形象，小布什政府开始实施“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社会政策，承诺将对公立学校、社会保障体制和联邦税制进行改革〔20〕（pp4950），在福利改革上采取了比民主党更“左”的措施。如，1996年的TANF原本于2002年9月30日到期，小布什签署HR4589法案立法，把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计划延长到2004年9月30日〔21〕（p43）。但是，随着财政赤字和婴儿潮不断给医疗及社会保障带来压力，美国国内对布什减税政策和应对财政赤字政策的争论也越来越多，布什的社会福利政策面临改革〔20〕（p259）。
　　再次当选后，小布什把社会保障改革提到其议事日程的前面，准备去触及美国政治中的“第三条高压线”〔22〕。为了这次改革，布什班子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计划让布什在60天内走遍全国，向公众说明美国养老保障面临的危机以及养老保障改革的理论，最重要的是希望公众接受其社会保障私有化的改革方案。布什上台后成立的“加强社会保障总统委员会”（PsCommissiontoStrengthenSocialSecurity）设计了从温和到激进的三种账户运作模式供国会选择，即自愿的个人账户（VoluntaryPersonalAccount）、与通货膨胀指数相结合的自愿累进个人账户（VoluntaryProgressivePersonalAccounts）以及与工薪税相匹配的自愿追加账户（VoluntaryAddOnAccountswithMatchesfromPayrollTaxes）。社会保障私有化方案与共和党的福利价值观不谋而合：由市场和家庭来承担救济因失业、疾病、残疾等原因造成的贫穷者的责任，国家和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只是在市场和家庭救济失灵的情况下，才承担有限的救济责任，因而得到共和党大多数成员甚至部分民主党成员的支持。但是这些方案遭到退休者和美国退休者协会的反对，另外由于转制成本巨大，立法者不敢冒风险投赞成票，所以美国的私有化方案只能束之高阁。
　　尽管布什的减税政策与共和党的正统相一致，但是在社会政策上却突破了共和党对福利国家的接受程度，提高美国的福利水平，显示了布什的政治策略和在社会问题及穷人问题上新的保守主义立场〔23〕（p169）。这并非共和党福利理念的转变，而是妥协。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福利改革是一场政治较量，而不仅是社会保障本身的可行性考量〔24〕。
　　四、“超越”还是妥协简单的评论
　　与民主社会主义初兴阶段相比，欧洲各国社会党所处的时代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出现一种由社会福利型向竞争型转变的趋势”〔25〕（p103）。因为各国社会民主党清楚如果没有经济这一坚强后盾，他们所持有的福利观点根本无法实现，所以为了吸引国际流动资本，不得不将政策的重点转到以服务的方式为企业行为创造有利条件，不仅无法强制企业或者投资者在其非自愿的情况下尽社会责任，甚至还通过赋税改革为企业和雇主减轻财务负担，使企业更多地从互助的义务中解脱出来。同时，国际间的竞争又迫使政府减少财政赤字，减轻债务，使政府不得不将有限的资金从社会福利中转移到基础建设和控制通货膨胀上来以吸引资本，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在福利支出不断增长的背景下，企业与政府对福利基金供给的减少必然造成福利享受者福利水平的下降，并要求社会成员个人承担更多的福利责任。所以，“全球化在促使欧洲左派离开其传统领域建立在福利国家和充分就业基础上的民族国家社会民主上，有着重要的意义”〔26〕（p11），“他们必须放弃老政策，不是因为他们丧失了自己的价值没有哪个党会承认这一点而是因为世界的变化”〔27〕。在这一形势下，民主社会主义建立积极的福利制度，使之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风险，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便成为其福利改革的发展方向。当然，他们没有放弃传统左派社会公正的价值原则，
　　但是又吸收了新右派的效率原则，并试图通过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使二者结合起来。
　　应该说，“第三条道路”仍然属于左翼。虽然因为时代所迫，第三条道路舍弃了许多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所持有的福利观点和福利制度，但是，“对公正确实还有一份情”〔28〕（p199）。正如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所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他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13〕（p2）；“平等始终是一个中心命题”〔29〕（p182），“社会公正必须建立在每个人的价值平等的基础之上”〔29〕（p8）。此外，较之右翼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对劳动者、对穷人始终更友善，更富有同情心一些。正如施罗德所说，“社会民主党是对劳动者承担义务的”〔29〕（p35）。尽管第三条道路改革的方向是明确倾向于更多地运用市场的优势，但也并非凡是市场的东西就照单全收。换个角度看，右翼保守党也只谴责第三条
　　道路剽窃了本来属于右派的东西，并不认为其改变了左的本质。当然，认为第三条道路的产生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选择，并不意味着第三条道路就是完美的，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没有解决的问题它同样没能解决，例如财政赤字问题、老龄化问题等，“而且第三条道路本身也是个问题”〔28〕（p195）。虽然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要比不顺应好，然而顺应并不是无条件的推波助澜，“第三条道路”在推行市场化方面已存在过头之嫌，如果未来无法坚持现有的中左立场，无节制地吸收新自由主义关于效率和市场的理论，不断背离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所持有的福利观，民主社会主义自身的存在价值必然将遭到削弱并容易出现被同化的危险。
　　而且，应该看到，新保守主义思潮在欧美仍有一定的市场。在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福利改革中，强调个人责任的越来越多，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小。这不仅能从日本、西欧等国的改革现实中可以看到，在美国的改革中，也明显体现了这一趋势。克林顿的获胜，是他标榜自己即非保守派又非自由派的“新民主党人”，并高举“改革”旗帜而赢得选民的。其在执政的头两年仍实行民主党传统的政策，将共和党总统里根和老布什的政策“向左转”，要求增加政府财政开支，实行增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新保守主义此时在美国已经失去了市场。事实上，新保守主义在美国仍具有相当的实力。在1994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人一举夺回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共和党保守派的政治影响上升和以美众议院新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Gingrich）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势力崛起，克林顿政府难以继续推行民主党的传统政策，于是不得不改弦更张，推行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和共和党的保守主义之间的中间路线。实际上，新保守主义重新取得影响美国内政治发展进程的主导权〔31〕。在克林顿第二次入主白宫后，开始执行他的所谓的新的治国策略：节制政府开支，争取平衡预算；签署了停止向社会福利提供联邦津贴的议案，取消实行已有60年之久的资助贫困家庭未成年子女的计划，减少合法移民享受的社会福利，削减赤贫家庭领取食品券等等〔31〕（pp2732）。实际上，从这些政策中不难看出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子。随着小布什的当选，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得以加强。
　　但是，随着西方国家的人民在西雅图、布拉格、华盛顿、达沃斯等地不断举行反对新保守主义主导下全球化的大规模抗议示威的发生，思想的、学术的和理论的批判开始转变为实际行动。近年来，委内瑞拉、巴西和阿根廷等南美国家，在推行十多年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而碰壁之后改行中左政策，使新保守主义经济理论失去了试验地，缩小了影响〔32〕（pp97106）。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和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激化，共和党的右翼治国政策已无力回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力图在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实行所谓的“新经济”、“新福利”、“新政治”和“新治理”〔33〕（pp3638），西方两种主要政治思潮更显日趋接近的态势。
　　“第三条道路”的精神领袖吉登斯在对保守主义的各种形态和欧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得到的结论是：保守主义在它自己的演进中已走向了反面，社会主义也走向了只注重福利的保守主义，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已不存在左派与右派的陈词滥调〔34〕（pp29）。第三条道路对自己的定位是：超越左右，属于中左而不是中右。但是，超越“左”、“右”是不可能的，可能的只是达成了妥协。政治就是一门妥协的艺术，第三条道路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也未尝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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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