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民主是妥协的制度

　　乌克兰总统下令解散议会重新大选而引发的政治危机，已经持续了近两个月。总统尤先科和总理亚努科维奇，在经过了5月25日晚3个小时无果而终的密谈后，又在26日继续进行长时间会谈。7个小时后，两人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于9月30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尤先科总统在会谈后称：“我们已做出了决定，那就是妥协。我们现在可以说，乌克兰的政治危机已经结束。”亚努科维奇表示，“在过去的几天中，我们相信任何人都必须立刻停止将导致暴力冲突的行动。”这一决定缓解了人们对于乌克兰政治冲突升级将导致暴力的担忧。
　　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一直是冤家对头。他们之间冲突的公开化始于一个多月前。尤先科四月份下令解散由亚努科维奇总理领导的政府，称亚努科维齐和他的支持者企图篡夺总统权力。议会对尤先科的命令进行了抵制，称总统令违宪。以亚努科维奇为首的议会多数派拒绝接受总统的解散令。尤先科命令千余名内卫部队士兵前往首都基辅。不过，忠于亚努克维奇的警察力量将他们全部阻拦在首都之外。乌克兰由此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现在，由于双方及时妥协，这一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的政治危机终于化解了
　　如果追问这一事件何以和平落幕，我们不难从中找到两个关键词。这就是冲突双方共同表达的“妥协”和“避免（陷入）暴力”。为什么在暴力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候，妥协和避免暴力成了双方共同的需要？我以为，这个功劳首先要记在乌克兰的政治制度上。乌克兰是个新兴民主国家。其刚刚蹒跚起步的民主政治就及时启动了其内在的妥协机制，使自身经受了一次重大的考验。
　　没有冲突，就没有政治；没有妥协，政治就只能以暴力冲突收场。民主政治不能取缔冲突，但是可以化解冲突，变恶性冲突为良性冲突。民主政治正是妥协中炼成的，以冲突始，以妥协终。其实，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妥协也是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妥协精神也是民主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妥协意味着发生冲突的政治家在政治过程中，尤其是在政治冲突中，通过彼此在谈判过程中共同做出让步来和平解决冲突，而不诉诸暴力。妥协是暴力的替代品。没有妥协，就只剩下暴力。暴力是一切专制政体保存自己的根本手段。妥协则是暴力以外唯一的选择，拒绝妥协必然是暴力的前奏。
　　民主政治是制造妥协的政体。专制是制造暴力的政体。民主政治极大增加了不妥协的成本。对执政者来说，在非民主政治下，妥协的成本很高；在民主政治下，不妥协的成本很高，会受到法律、选民和道德的三重制裁。妥协的制度安排，包括对少数派的保护，都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而在非民主制度下，就没有促成妥协的制度安排，对冲突中占下风的人和少数派没有保护机制。民主化的过程也是政治家们学会如何掌握妥协艺术的过程。这次，乌克兰的政治家们给自己上了一堂重要的民主课。
　　由此联想，中国人传统上既缺乏妥协的制度机制，也缺乏支持妥协的文化观念。中国的主流文化传统甚至是反妥协的，统治者习惯于“毫不妥协”并暴力回答一切挑战。在中国主流政治文化中，妥协意味着无能、软弱、受挫、丢面子等等。即便是两败俱伤，也在所不惜，决不妥协。妥协意味不彻底。在政治教科书中，妥协与不彻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中国历史上的官与官、官与民的冲突总是充满了杀戮，腥风血雨。没有制造妥协的制度，就难有妥协的行动。中国社会最缺乏的还不是妥协和宽容的观念精神，而是缺乏制造妥协与宽容的制度安排。没有这种制度的地方，妥协很难成为解决冲突的根本方式，因此，政治上的重大妥协就显得更加精贵了。
　　阿克顿说，“妥协是政治的灵魂，如果不是其全部的话”。在民主政治下，妥协不仅是一种制度安排，而且是一种文化，一种行为方式。民主不是政治力量和政治家们之间的你死我活。民主政治实际上是通过妥协与合作来解决冲突的政治机制。乌克兰最近的事件表明，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民主是妥协的制度。只有在民主政治下，妥协的艺术才有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