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曾宪：如何缩小导致社会“断裂”的四大“剪刀差”

　　建设和谐社会，不仅是一个治国口号、一项政治任务，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政治和谐、社会和谐与经济和谐互为条件、互补共存。近百年来，西方发达国家都形成一套把社会裂痕用经济方法熨平、把经济危机用政治手段化解的治国方略。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之所以在这些国家没有敲响，关键就于在此。反观南美某些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危机互为因果、彼此放大，其主因也就在于缺少推动政治、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机制。
　　中国目前处在发展的关键时刻，既保持经济崛起的旺盛势头，又暴露出种种问题和矛盾。诸如三农问题、内需不足、贫富差距、卫生教育住房难题、人民币汇率、行政浪费、社会腐败、环境污染以及某些地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形势严峻等等。由于这些问题分属不同领域，专家们往往会按不同学科原理给出相应对策。我却认为，上述多数问题其实彼此联通，是可以连带解决或缓解的；社会原本就是系统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事倍功半。拙文无法充分阐述这一观点，只能简要论述我提出的破解路径。这一路径就是，政府采用积极稳妥的财金政策与行政措施，从尽快缩小四大“剪差”入手，推进和谐中国建设。
　　这四大“剪差”是：城乡收入增长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企业退休与机关退休职工待遇“剪刀差”、GDP增长与工资所占比例“剪刀差”、税收增速与GDP增速“剪刀差”。需说明的是，这四大“剪差”有些典型、有些并不典型、甚至正在形成中。但防止它们“典型化”、造成社会断裂，对建设和谐社会而言，可能更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一、解决城乡收入增长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无庸置疑，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城乡贫富差距，而且，有资料显示，近十年来城乡收入“剪刀差”还在不断扩大。造成这种“剪刀差”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国内工农业产品价格比的巨大“剪刀差”。这一点我是通过出国考察体会到的。在西欧，经常会见到卖1欧元1个的苹果，他们的蔬菜水果按“个”、“只”出售的情况非常普遍。因此，如果把蔬菜或水果做等价物，人民币与欧元的比价不是10：1，而是1：1或1：2。中国的多数农民，如果把他的产品放到西欧出售，其生活质量几乎可立刻改观。撇开汇率，完全按实物比价，中国的农副产品（不包括大宗可贸易类粮食畜牧产品）对工业品的购买力只有西欧同类产品的15110。譬如，西欧农民用5千斤水果蔬菜可换1辆普通轿车，中国农民则需要5万斤才能交换。因此，即便目前工农业结构不变，如果农副产品对工业品的购买力能提高35倍，“三农”问题就可破解了。
　　长期以来，各级政府的农业发展指导思想进入一个误区，坚信“无工不富”，千方百计招商引资，村村办厂，处处冒烟，结果是低效益高污染，得不偿失。必须扭转这种趋向。农村就是农村、农业就是农业，农民就应靠农业致富。我在荷兰、法国乡村旅游，发现他们田野里的电线杆比我们东部农村少得多，更没有工业项目。中国解决“三农”问题要走正路，必须在农言农，把工作着眼点放到提高农副产品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上。
　　那么，怎样才能缩小这个“剪刀差”呢？靠市场调整是个办法，但短期难见成效。因为农副产品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决定其价格升降的，不是高收入阶层，而是中低收入阶层。因此，眼下应采取积极措施，大幅增加农民工、城市普通职工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这对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可起立竿见影之效。此外，便是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进口工业品大幅降价，带动国内工业品降价，农副产品的比价就可相对提升，所谓“剪刀差”就可缩小。
　　二、解决企业与机关退休职工待遇“剪刀差”
　　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包含范围很大，其中，当然包括享受低保家庭、也包括失业人员。但对年轻失业人员大幅提高救助金，脱离国情，也不利于促进就业。目前最应优先解决的，除低保家庭的生存困境外，就是约5千万原国企退休职工退休金过低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由“退休职工双轨制”造成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剪刀差”问题。在2000年至2004年的5年间，全国企业职工的退休金以年均6。31的速度缓慢增长，而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增长速度分别是13。45和11。67。
　　这个问题之所以应优先解决，是因为它已成为一个影响数亿人利益的严重社会不公问题，也是一个严重影响党群、政群关系的政治问题。国有企业老职工，为国家建设和国企改革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现在，他们的退休工资却仅为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1214，这于情于理于法都讲不通。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并不大，只要政府下决心，按每人每年增加5千元计（人均年退休金增加到约1。3万元），每年拿出2500亿就可基本解决问题。这2500亿从哪里来？
　　其一，从行政开支中节省1000亿。目前，行政支出高浪费已是各界批评的对象，有人估计，2005年政府用在公款吃喝、盖豪华办公楼的财政支出便在1万亿元以上。其实，各级政府之所以能如此豪华开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有钱。减少行政事业经费，就可迫使政府节约，公车浪费、公款旅游等问题都可部分解决。
　　其二，从国企红利中支出1500亿。国有退休职工原本就服务于国企，用国企红利回馈他们，属“正当防卫”。
　　其三，如以上路径不通，则完全从国债中支出。严格讲是国家借债发放退休金，将来由国家偿还。把国债用来搞基建，会导致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成为受害者。把这笔钱让城市低收入家庭消费，只能拉动农副产品价格上涨，即便这将造成通货膨胀，农民却是收益者，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生活也不受影响。
　　必须看到，无论这笔钱出自何处，只要投放给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其消费拉动的边际效用最大，发挥的经济乘数效应最大，对解决住房教育卫生难题的作用最大，其综合经济社会效益绝对高于资金“跑冒滴漏”严重的豆腐渣工程。
　　三、解决GDP增长与工资所占比例“剪刀差”
　　造成中国城乡收入“剪刀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工与城镇工“同工不同酬”，同类工作岗位的月工资可差500至800元。如果加上城市的各种社会福利，差距更大。南方一些城市，20多年来，当地人工资上涨十多倍，农民工工资却长期“稳定”。但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它涉及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同时，在城镇职工工资总水平偏低的情况下，即便实现“同工同酬”，农民工也难以改变城市边缘人地位。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居于城市的民工二代，是绝不会像他们父辈那样，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打工20年再返乡的。如果他们不能接受良好教育、不能在城市获得有尊严的生存空间，那么，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成为社会隐患目前大城市犯罪成员身份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当务之急，是普遍提高我国企业职工工资总水平。城镇工人工资大幅提高了，农民工工资便也有了上涨空间。而这就要缩小GDP增长与工资所占GDP比例“剪刀差”。
　　有资料显示，我国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这两年虽略有反弹，但并没有改变下滑的局面，而在美国，据说工资占了GDP的50。这个问题，同样也关系到经济稳定。中国经济要持续高速发展，靠外贸、靠投资拉动，都非长久之策，惟有扩大内需，才是永恒驱动力。而扩大内需，归根结底，就要靠提高职工收入水平；如果我国工资占GDP比例的增幅超过GDP增幅，逐渐缩小这一“剪刀差”，那么，即便外贸、投资疲软，中国经济也可持续增长。
　　那么，如何大幅提高职工工资水平呢？其一，是较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线、并严格依法保障执行。需提请注意的是，中国是劳动力严重过剩的国家，劳动力市场调节失灵状况将长期存在。如果不采取强制措施，中国职工的低工资状况长期内难以改变。因此，强制性提高工资水平，“看得见的手”必须出手。
　　其二，是支持工会组织通过谈判提高工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做法是很正常且有效的。特别是对外资或民资企业而言，健全工会机制，维护企业和工人双方利益，可获得多赢结局。
　　其三，还是人民币稳步升值。由于中国涉外企业比重甚大，人民币升值，可直接、间接提高职工工资。这里涉及到汇率问题。汇率问题，往往被经济学家搞得非常神秘。其实，撇开投机因素，从本质上讲，汇率反映的是两国经济效率。今天，人民币被严重低估，是因为中国的生产效率已大大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保持低汇率，是等于我们以透支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把廉价的劳动或财富让渡给西方国家。因此，我主张人民币在不给金融投机家机会的前提下，持续稳步升值，直至外贸平衡为止。
　　内提工资、外升币值，这会不会影响“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工人工资是西方的120，只要我们工人素质和生产效率持续提高，即便与西方工资水平比例缩小到15，还是有竞争力的。那么，这会不会影响扩大就业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制造工人低工资、高就业的纯粹外向性经济，绝非良性经济结构。制造工人工资大幅提高，即便就业人数减少（如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可能搬到越南），但他们自己可购买产品、购买服务，这就也可以扩大二产、三产就业，并提高全社会的生存质量。这种能形成良性循环的经济结构，才是良性经济结构。对此，我们绝不能短视。特别是对农民工而言，只有其工资能解决其教育住房医疗需求，才能城市化，三农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城市安全才有保障。
　　四、解决税收增速与GDP增速“剪刀差”
　　近10年以来，中国税收增长太快。据数据显示，中国的税收增长速度已相当于GDP增长的两三倍。譬如，1995年税收年增长17。8，2004年增长25左右，2006年增长22左右。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这种情况很不正常。尽管税务官员给出种种合理性解释，但这种持续扩大的剪刀差毕竟不合理，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并不利。个中道理，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拉弗曲线”已给出解释，此处不论。鉴于内外企业所得税率统一后，内企税负将下调，所以，目前不存在调整的问题。但有一块税负，我认为应该大大减免，这就是个体户（或小企业）的实际税负。
　　这是因为对个体户（或小企业），基层税务部门往往都采取定税办法。由于事关地税收入，许多地方都把提高个体户户均税负水平作为突出政绩；又由于定税和税收过程不透明，结果往往是老实人税负最重，善于主动、被动腐败税务人员的纳税最轻。最终的结果，便是个体户不堪重负干脆歇业，导致全国个体工商户总量1999年到2004年，6年间减少了810万户。如果按每户2个从业人员计，这意味着1600万人加入失业大军。同时，如果个体户生存环境宽松，6年中没减少反而净增800万户，则可解决1600万人就业。如此一合算，就意味着全国每年可减少530万人的就业压力，而这与国家制定的每年解决500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指标正好相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个“剪刀差”，个体户生存环境宽松，国家早放下了这个大包袱、社会也解决了大难题。
　　反之，竭泽而渔，干个体不如吃低保，国家收上的税，不够社会保障的开支，最后，还得政府花钱“买岗位”，安排再就业，这才叫得不偿失！因此，我认为应大幅减轻个体户税负，同时透明定税，一定5年，减少腐败滋生空间。对于小本经营者，失业人员或大学生自谋职业者，只要能给自己投保，也可一律免税5年。当然，大中城市应该恢复夜市、早市，给个体商业户以经营空间；建设文明城市，不应做表面文章，市民安居乐业、和谐共处才是真正文明。
　　发表于《中国经济时报》2007、3、9，发表时略有删节。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