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继学：必须理性降低对收入分配改革过高期望

　　也许是当前贫富差距太刺激社会心灵，也许是收入分配制度存在太多的不公不平，也许是那个该死的基尼系数“洋光”折射出了中国本土贫困中的富饶，此次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经济生活中引起了极大的反映乃至震荡。其中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全体社会成员无不对此次改革寄予莫大的期望。从各种媒体反映出的社会情绪看，人们的热望的大大超出了本次改革能够给予的。似乎改革以来积累的种种有关收入分配中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次收入分配改革得到解决，似乎此次改革可以给每个社会成员、每个经济阶层都能派发出大礼包。这不是一个好征兆，这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心理。我们必须呼吁每位社会成员都应理性对待此番收入分配改革。当然，如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路径正确，它不失为一次值得人们有限期待的制改。
　　我的这种忧虑决非杞人忧天，新近广为流传的一则报道印证了我的担心。“从目前的方案来看，这次改革将覆盖1。2亿人。根据我们发改委的资料，其中包括5000万离退休人员，3000万事业单位人员，3000万低保和优抚对象，600多万公务员及部分和军队有关的人员。”作为改革专家组成员、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如是说。（2006年7月13日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这则报道给我们开出的大礼包就是：此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惠及1。2亿人群。比较以往的制改，这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不过，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比之经济学家们炒了很久的所谓“二八原理”的数据还有一大半的距离。试想想，十多个人里才有一个获得这份礼包的机会，几人欢喜几人忧？难道这里面没有潜伏某种负面作用？
　　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形势下进行本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跨越国际警戒线，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劳动者之间分配不公，农民工收入过低，农村贫困人口又加新都市贫民，全民社保体系极不完善，全体公民未能公平分享经济改革与发展成果，近来来已经成为严重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成为深入经济改革的最大障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收入分配制度问题，给社会成员传达了如下信息：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足见此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所承载之重。
　　许多人都对当前进行的这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行了正面评价，都对其将在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抑制贫富分化上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估量，我在一定程度一定方面也认同。那幅“织锦锻”已经足够夺目，我不再为其“添花”，只打算分析一下这场制改可能难以达到的，也是社会成员心目中十分热望达到的那些目标。就是说，减压那些本次制改不能承受之重。
　　首先，本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造成贫富差距的大格局。是什么原因酿成目前贫富收入差距日益加大的局面？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背面，换句话说，分配关系是由生产要素所有权以及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决定的。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出现贫富差距而且继续着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趋势，真正的根源在于原生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本质变化。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如果不从这里下手，就分配调分配，或者仅仅在再分配问题上调控，是治标不治本，治小不治大，治眼前不治长远。既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路线图没有这个深入路径，我们不可能达到经济关系调整的深层目标。我这样说，并不否认这种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只是说治标的改革不可能达到治本的目的。
　　其次，本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不直接涉及农民的收入分配问题。各种迹象表明，本次收入分配改革正在成为国家公务员、各种事业部门、以及种种由国家全供单位人员的利益调整与加薪运动。毫无疑问，此次改革不直接包括广大农民阶层，不包括以资本盈利的那个阶层，也不直接包括私人资本下的雇佣劳动阶层，应该与各类个体劳动者也无直接关系。就是说，在1。2亿受惠人群的大盘子中，不包括农民阶层。我并不是说，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一定要包括农民阶层，我只是说，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农民收入问题不在本次制改考虑之内。
　　最后，本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不能解决灰色收入、不合法收入乃至权力收入这类问题。这种制改，是对合法的收入分配进行的利益调整，反对腐败、打击非法收入与灰色收入，那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但在普通老百姓的善良愿望中，希望通过改革遏制以至消灭非法收入，也在情理之中。我曾经说过，腐败如今可谓大普及，从有权有势的各级公权掌握者，到拾垃圾大嫂、看大门的老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权商品化资本化现象。大的一端不说，太多被揭发出来的案例无人不知晓，说说小的一端。我亲自观察到的现象是：比如在京广铁路线上，那些沿途上车清理列车上垃圾的大嫂门，时不时地会给她大约固定的车厢列车员送上一小袋柑橘或者一捆甘蔗什么的；一个单位看大门的老头，会因为接受小到一支烟而为上门推销员放行，会为临时借地停车开门。
　　如果辩证地、联系地、历史地看，本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终也还是会影响到上述三个方面的。因为分配关系最终会反作用于原生经济关系，最终会渐渐地改变生产要素所有权以及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比如，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不仅会带来资本对这个行业的觊觎，也会引起劳动对这个行业的强行进入，从而最终会改变行业的垄断地位。进一步讲，“吃皇粮”队伍收入提高，会带来对农产品的新的消费，会影响社会对农民负担的关注，直接地讲，1。2亿人群中与农村家庭的血缘关系也会这样那样地贴补他们的农民亲戚。至于国家公务员收入提高，会影响权钱交易成本与风险的重新估量，提高腐败成本，或多或少地减少权钱交易的成交量。这就是过去所说的“高薪养廉”。
　　我们知道，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前此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在本次制改中实现全民低保，引起了社会成员的一片赞同。他指出：“实现全民低保，是国家财力完全可以做到的，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补偿问题，国家财力也是可以支持的。”他认为，“我国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在这个基础上，‘结果不平等’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北京晨报》2006年06月26日）我不知道吴先生的这个建言有没有引起决策层与高管层的重视，有没有依据这个提议调整收入分配改革的路线图？如果本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能将全民低保纳入其中，这幅路线图将是光彩的，耀眼的，影响深远的，如果没有全民低保为背景，它的作用它的社会影响力都将是十分有限的，影响时限也是相当短期的。
　　本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只是一次经济社会的局部抑或某个层面的制改，它承载不了那怕是经济社会的主要问题，我们也不可能通过一次制度性改革就解决过多过重的问题，因此，必须理性对待本次制改。事实上，徜若通过此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能够遏制贫富差距拉大的势头，减缓收入悬殊发展的速度，那都将是感念天感念地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