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要紧的是界定权利

　　说基尼系数不重要，在於划下了两条线。其一是以现金收入为基础的收入测度，离实际的收入和分配状况尚有不小的距离；其二，即使得到公认准确的度量，收入差距与分配不公也不是一回事基尼系数高，不一定收入分配不公就严重；基尼系数低，也不一定分配不公就不严重；即便收入差距的程度恰好反映了分配不公的程度，基尼系数本身也并不能指证分配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合并起来，我们没有理由把基尼系数作为研究分配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什么才是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见仁见智，本文的看法，最要紧的还是财产权利的界定。讲过了，不能离开财产来谈收入，否则我们的注意力就被引向无源之水。财产问题的重点又何在？也讲过，在於关於财产权利，即人的经济行为的许可和限制。是的，人们获得收入总有所依凭，这依凭不是别的，正是关於财产的行为权利。观察到收入分配方面出了问题，不妨单刀直入，到财产权利的釐定方面去寻找原因。
　　从以权谋私说起吧。没有谁否认这是当下我国收入分配方面的一个严重问题，无论全国的顶级大案，还是各地方公开披露的级别不高的以权谋私案，都是执掌公权力的机构和个人以权力谋得数额特别巨大的不义之财。那些谋私所得，数目动辄以百万、千万、数千万人民币计，是普通人穷其一生也赚不到的钱财。
　　这个现象逼人思考：凭一点公权在手，就能够谋得数额如此巨大的私利？问题不浅。本文的答案是，转型经济里相当数量的资源，因为供求形势而在市场上值大价钱，可是这些资源的权利谁属，界线十分模糊，於是很容易就成为公权掌控者的囊中之物。
　　结合一些实例来谈。胡长青案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一件小事：一位经营运输业的民营企业家欲在南昌市得到一个停车场，无法从市场得到，却发现可以通过向胡长青挥毫泼墨的书法作品支付巨额的润笔费，来交换批地的权力。据说胡副省长的字真的有点看头，不过要是停车场的土地可以在公开市场上竞价而得，其墨宝绝不可能如此昂贵最后连性命都搭了进去！
　　事理简单不过。经济有苗头，停车场就是稀缺程度很高的经济资源。甲要乙也要，鹿死谁手？这就取决於权利界定人们争夺稀缺资源的行为边界和行为准则究竟是怎样的。就算南昌城中的那块土地真是什么无主财产谁也没有排他性的行为权利甲乙之间也一定要争出一条产权边界来：谁跑得快就是谁的，或者谁武力强就是谁的，或谁的年资深就是谁的。争、争、争，就能把无主财产争成有主财产。资源一旦名花有主，再争者非出价不可。横竖土地是张三李四的，要是王五不出一个合适的价，人家不让就是了。市场就是这样来的。大名鼎鼎的科斯定理，按五常教授阐释的正版，不过就是指明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
　　比较麻烦的是，资源产权在名义上有归属，而实际上又含糊不清。很不幸，这正是胡长青掉脑袋的产权制度背景。是时，南昌城中的那幅土地以及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范围以内的土地在法律上属於国家所有。国有者，全体人民所有也。从这一点看，说那幅土地产权不清似乎没有道理。明明属於全国人民嘛，怎么说产权不清？
　　真的是全国人民拥有、全国人民享用所谓肉烂在锅里倒也罢了。问题是人民和人民之间也存在资源利用的竞争。回到南昌城里那幅地，张三要停车场，李四要开酒店，哪个不是人民了？究竟哪一位人民可以如愿以偿呢？要是权利清楚，他们只好凭出价高低定输赢。可事情偏偏还有另外一面：对於国土而言，到底把土地资源配置给谁，由政府和官员看得见的手来决定！
　　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全民的城市土地百分之百由行政之手无偿划拨。公元1987年以降，城市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由政府向市场批租是重要的改革和历史性进步。无奈改革的步伐不均衡，时至今日，城市国土的供给方式还是多轨制：公开拍卖有之（包括彷彿是公开拍卖）；关门划拨有之；私下授受亦有之。结果，正因为胡副省长有权低价向私人老闆批出土地，私人老闆才愿意按高价向胡副省长支付润笔费。很清楚，如果城市土地财产是也的处置权利得到清楚的界定，胡长青想打主意也无从下手。推下去，他的润笔收入不可能离谱，更谈不到最后要丢掉性命。应该没有人不同意胡长青的这部分收入实属不公。追根寻源，真正的祸根就是国土在事实上的产权不清。祸根不除，要私人老闆不寻租，官员不贪污，怎么普遍行得通？
　　本专栏研究过的汉口火车站站长刘志祥案，问题也如出一辙。据法院判决，刘站长任职九年期间共获取非法所得5000万人民币，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火车票差价。何谓差价？就是政府管制的票价与乘客在市场上愿意出手的票价之差。不少论者认为政府人为压低票价就可以帮助学生、打工者和其它低收入人群。不过仔细研读刘案，我们不难看到，差价犹如公共资源一样，究竟谁属未经清楚界定。刘站长拥有的低价车票的控制权，使他在抢夺权利不清资源的竞争中胜出。
　　举一反三，当下最刺激人的分配不公，首先来自财产权利界定的模糊。无论煤矿开採权的取得，农地非农转用权的确认，还是仍然蔚为壮观的差价资源的分配，传统的权利边界已经失效，新的权利边界又尚未形成。你争我夺之际，公权力总是佔尽了上风。部分由於需要明确产权的资源数额依然十分巨大，部分由於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我们这个转型社会，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的效率尚低，引发公权私用、以权谋私现象的氾滥成灾。
　　小结一下，收入分配方面最严重的问题，根源在於权利界定不清。要解决这个难题吗？治标之策不需要我来谈，治本的办法惟有产权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