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精英威权左右中国改革

　　中国的改革正在进入争夺话语权的阶段，精英主义处于强势地位，主导著中国改革的方向，而威权主义则决定著中国改革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中国的改革正在承受著精英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双重左右。
　　中国的改革正在进入争夺话语权的阶段，改革正在受到精英主义与威权主义的挤压。在许多方面，精英主义处于强势地位，主导著中国改革的方向，而威权主义则决定著中国改革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中国的改革正在承受著精英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双重左右。
　　莫让社会两极分化
　　中国的精英分子有别于西方国家的贵族，也有别于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暴发户，中国的精英分子大多脱胎于官宦世家，普遍有海外留学背景。他们有的身处高位，直接参与决策；有的在大学等研究机构担任要职。精英分子在上个世纪末期先后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教育，他们把发展资本主义作为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虽然他们承认官方的表述，赞成政府推进的改革，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更渴望激进的市场经济改革。他们把价格作为市场经济最灵敏的信号，并且把放开价格作为改革的首要目标。然而，当价格逐渐放开之后，由于缺乏成熟的市场竞争机制，有些领域的改革并不成功。
　　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这些精英分子把目光集中在模拟市场、创造市场上面，试图通过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安排，解决资源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但是，这些精英分子很快意识到，在中国最庞大的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如果没有政府官员的支持，那么改革将会前功尽弃。于是精英分子很快设计出赎买方案，试图通过对政府官员腐败性的赎买，或者采用管理层收购的方式，继续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这种为了发展市场经济而不惜代价的制度设计，很快将中国带入到两极分化的状态。贫富不均、资源分配不公在社会上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矛盾。为了平息矛盾，社会上又出现了一种回归计划经济的历史逆流，威权主义应运而生。
　　威权主义不问权力来源的合法性，而只关心权力的有效性。当整个社会矛盾激烈冲突，难以调和的时候，威权主义者希望借助于国家的力量平息矛盾，继续推进改革。当精英主义与威权主义合流之后，整个社会就呈现出倾斜状态，社会的集体博弈变成了零和游戏。
　　当前中国的现状是，精英主义者在掌握话语权之后，依靠掌握国家公权力的政府官员，快速推行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而威权主义者由于过分相信精英主义者，在决策的时候忽视了必要的程序安排，甚至忽视了宪法和法律的存在，通过不文明甚至暴力的手段，强行推进所谓的改革。而这样的改革必然会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弹，社会矛盾更加突出。
　　改革不能脱离公众
　　正因为如此，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提出的宪法修正案建议中，要求将政治文明写进宪法，目的就是为了提醒决策者，在决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到宪法和法律的存在，必须按照程序正义原则，推行各项改革。但是，由于精英主义者扮演著幕后推手的角色，而威权主义者掌握著国家的权力资源，所以，这场转变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改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每当社会出现群体性事件的时候，最高决策者不得不借助于各级权力机关平息矛盾，化解纠纷。改革的对象最终变成了改革的领导者。
　　在精英主义和威权主义的挤压下，中国的改革出现了严重变形现象，改革的决策越来越脱离公众的实际要求，改革的结果与改革的目的相距甚远。我国在教育、医疗、住房改革方面之所以弊端丛生，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利益格局，摆脱传统的改革路径依赖，通过扩大民主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改革的决策中，分享改革的成果，那么中国的改革注定要失败。
　　当前，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著手，进一步深化改革：首先，必须打破传统的零和游戏规则，建立合法的利益博弈平台，为社会各界提供表达意见、争取利益的机会。
　　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当前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以股份制形式逐渐演变为私有化改革，管理层收购只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后一步。当走完这一步之后，国有企业就彻底改变了性质，不再成为国有企业了。所以，决策者应当尽快制定国有资产法，对那些即将或者正在进行改制的国有企业严加防范，防止国有企业改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其次，必须重新寻找改革的目标，把建立和谐社会作为中国今后发展的方向。
　　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改革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公共产品随著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在公众越来越注重物质享受和精神需求的今天，政府必须随时体察公众的感受，提供更加广泛的公共产品。在我国，随著经济社会发展，公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但是，他们只能直接出资购买公共产品（每个家庭都必须购买防盗设施，如果发生暴力抢劫案件，公民必须出资悬赏公安机关破案），丝毫没有主人翁的感觉。在这样的社会，改革缺乏凝聚力、向心力，每一次重要的制度安排，必然会产生激烈的争论；每一次利益博弈，都会造成社会分裂。
　　所以，为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需求，我们须抛弃头脑深处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和威权主义，把改革的主导权交还给公众，让每个公民都能分享改革带来的成果。
　　财富只是我们追求幸福的手段，而幸福才是我们改革的根本目的。如果在改革的过程中，社会一部分群体陷入到贫困状态，甚至面临绝境，那么，中国的改革就没有成功。当前我国改革之所以产生激烈的争论，原因不在于是否继续改革的问题，而在于如何改革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改革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那么，我们的改革就是失败。我们必须走出追求财富的窠臼，在改革的路径上，关注公众的需求，把改革变成一场追求幸福的共同行动。
　　同舟共济，不应该仅仅成为改革的口号，而应该成为改革的决策和各项具体的措施。只有在凝聚共识的前提下，共同决策，共同改革，中国的未来才会充满希望。（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