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中国需要建构自己的批判理论

　　如果我们把批判学术定义为以现代社会或现代文明批判为目标，以哲学、社会学、
　　历史学、法学、经济学或以上学科之综合为学术支撑的理论体系，且该理论体系满足反省性、科学性、原创性和实践性这样四个本质特征，那么，在刚刚过去的100年中，中国没有产生符合上述界定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批判学术。
　　反省性：批判思维之第一要则在于对现存社会及其自我标示系统、自我阐释系统的理性怀疑，对构成上述系统之知识的、存在的、“历史的”各种前提的理性反思。因此，反省性的批判思维首先是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或当权者有意为之、刻意雕琢的意识形态的前提批判，同时，也是对此类意识形态由以呈示或掩饰的社会存在本身（包括它的结构原则及其历史表达方式）的前提批判。
　　科学性：科学性通常指理论把握对象达到的客观性与系统性。科学的批判思维必须具有独立的、非依附性的品格。社会科学理论的客观性、系统性之有可能获得，乃以研究者心灵的自由、研究主体自由意识的充分展开为前提，为基础，虽然该自由对研究结果本身的科学性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原创性：批判思维的原创性指研究者并非简单地模仿、照搬、甚至挪用外来思想资源，而是立足于对本土社会结构、历史、各行动者集团的关系之内在张力性质的深刻把握，创造性地、构建性地发展出独属于自己的批判话语系统，形成既能包容人类文明统一性、又着力于本土社会批判与文化省思之特殊项的强有力的解释框架和知识体系。
　　实践性：批判地反思历史的目的在于批判地重构历史，对这一点，从马克思（KMarx）到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到萨特（JeanPaulSartre）各式各样的批判主义者都不曾讳言。二战期间的卡尔波普尔（KRPopper）虽安处远离战火的新西兰，仍以《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写作、出版“为战争尽了一份力”。可见，以思想表达行动（就思想者本身言）、影响行动乃至推进行动（就思想者置身其中的历史言），实为思想者之天职，用霍克海默的话说就是批判理论“不仅仅是人类当下事业中显示其价值的一种研究假说，更是创造出一个满足人类需求和力量的世界之历史性努力的根本成分。”
　　按照这四条标准，中国迄今尚无自己的批判理论，是一个无须多论的事实。
　　然而，20世纪的中国又是一个对思想者而言充满刺激、诱惑的国度。在这100年中，这个古老民族经历的变革、痛苦，面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挣扎，仿佛如喷薄欲出的红日般给人以希望的新生，以及乌托邦工程破产后重构现代制度体系的反复，把历史进程的复杂、多变和历史逻辑内在的狡黠演绎得淋漓至尽。这样一个巨大的、丰富的、活生生的从前现代专制主义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变革场域，为思想者生产“思想”，提供了不可多得又不可穷尽的原始素材。
　　首先，中国在这百年中的变化、进步是不可否认的。北京有个紫禁城，是至今保存完好的中国最大的皇宫建筑群。站在太和殿的三层石阶上环顾四周，你才会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华夏前现代社会绵延数千年的皇权威严。就是在这座金銮大殿上，迄今不过95个光阴的1908年，由清王朝最后一个专制主义当权者慈禧太后把年仅3岁的幼童溥仪送上了皇帝宝座，接受群臣、百姓的朝拜；而这样的故事，慈禧已经是第三次导演了（前两次一次是她的亲儿子、不成材料的同治，一次是她的亲侄子、因支持变法维新被置于死地的光绪）。今天，这一切似乎已成历史，成为影视作品表现的对象；紫禁城已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对中外游人开放，原属皇城一部分的太庙如今被称为“劳动人民文化宫”成为情侣们出入的场所。
　　谁能说，这不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清末民初，中国人口总数为4个亿；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12个亿。用今天“党和政府”的说法，中国用不足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总量22的人口。这的确是个事实。不仅如此，中国还把自己的卫星、飞船送上了太空。国际舞台上，中国如今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综合国力”的增强使中国在国际事物中有了越来越重的分量。那张画于20世纪初、给人深刻印象的列强如群兽般分割中国的“时局图”，如今只是在中学生的历史课本中才能见到，意在提醒后人，不要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
　　这难道不是巨大的进步么？
　　当然，世界在这100年中也变化了许多。横向比较，中国的变化也许并不象中国人自己感觉的那样明显。但衡量中国变化有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却是世界许多国家所没有的，那就是她的5000年之久的文明史。一个拥有5000年漫长历史的前现代社会在我们刚刚经历的100年中开始了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迈进，这难道不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事实么？
　　以上所论固然都没有错，但它们只是中国百年沧桑的一个方面，一个令人感到“光明”的方面，一个执政者喜欢张扬（或者，用今天时髦的语言，喜欢“做秀”）的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当政者不愿意提及、甚或千方百计加以掩盖的方面，就是我们在过去100年、尤其是过去50年中遭到的挫折和失败。
　　中国人在20世纪最大的失败是什么？我认为，这个百年记录中最大的失败乃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失败。由于民主化乃制度现代化的核心，民主政治建设的失败从根本上反映、呈示了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的扭曲。
　　诚然，从1912年开始，中国就已经进入了“民国”时代；1919年五四运动的口号之一就是呼吁“民主”；孙中山的宪政构想也曾激起一代人对中国民主未来的可预期性的渴望。但北洋政府和把孙中山尊为“国父”的蒋介石南京政府却没能兑现民国庄严的民主承诺。列强干涉，外敌侵入，连年不断的内战使民族陷入空前的浩劫；救亡形势之急迫亦在客观上强化极权体制的同时，使民主进程的内在要求退居幕后这些当然都是民国时代中国民主政治遭遇挫折的现实原因。正因为此，人们有理由期望新的执政者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得到民众支持的合法性基础上，有效而实际地推进民主化进程。
　　然而，这个期望又一次落空了。政治建构方面，“新政协”所呈示的多党协商、合作建国的格局不过是中国共产党一党垄断权力的对外掩饰工具；1957年“反右运动”时毛泽东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彻底葬送了本来已很微弱的中国公共领域。当然，最足以表现历史之诡秘的，还是毛泽东建立在激进、空想基础上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这个以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为空间、近10亿人口动员的巨大规模建构的“共产主义”实验场，以其悲壮的结局给全世界留下了一份难以释读的遗产。文革后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虽然承认了市场经济的合法性，但政治体制改革却迟迟不能进入轨道。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失衡引发了多层面的社会冲突，其标志性结果则是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从五四到六四，时光已过去了70年，但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似乎并没有变。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似乎仍在原地踏步。中国似乎仍在世界发展大势的边缘徘徊。
　　那么，在如此强烈的对象刺激、如此丰富的研究素材面前，为什么没有激发出堪与对象本身的深刻性、复杂性相媲美的中国现代批判学术呢？
　　有一个答案似乎是明摆着的：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本身造成了反思行动者及其产物中国现代批判学术的缺位。
　　专制主义从来都是与思想自由水火不容的。以“党治”为特征的现代专制主义可以制造激情，也可以制造平庸，但就是不允许思想。一方面，当权者利用手中的传媒工具向公众灌输党“一贯正确”的形象，有意抹掉自己历史上的污点，冀图靠淡忘历史记忆、甚或篡改历史的办法来消灭历史；另一方面，又对有可能产生异见或叛逆主张的社会阶层（特别是知识阶层）实施思想监控。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专制主义淫威下知识阶层的“阳痿症”将不可避免？也不尽然。批判客体的性质本身扼杀了批判主体出现的可能，固然是专制主义语境下大部分经验事实呈示的真理，然表达乃人类之天性，生动地表达苦难更是处于苦难中的人类心灵的崇高要求。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在前苏联劳改营里度过了11年光阴的亚力山大索尔仁尼琴要费尽千辛万苦，结合本人的亲身体验和227名有同样经历之难友的口述、回忆和书信写成那部不朽的《古拉格群岛》。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的《古拉格群岛》，但中国并非没有同样胆略与情怀的勇士。回到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的1967年，当时的《中学文革报》第1期登载了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文章“出身论”。此文的真实作者叫遇罗克。文章对当时盛行的“血统论”进行了批判。正是因为这个批判，遇罗克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死刑。
　　我个人对当代中国民主事业的先驱者深表敬意；现在的问题是：类似“出身论”等中国当代史上的重要文献固然是作者内心情感、勇气与人格力量的真实表达，但这些作品达到的理性认知水平却不能不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作品所张扬的批判主旨是非常明确的；但批判所内具的历史力量、深度则有赖于客体（批判对象）和主体（批判者本身）是否达到了历史所能容限的成熟度。
　　这样，我们的讨论又深入了一层：造成现当代中国反思行动者及其批判性学术成果缺位的原因，除了现代专制主义的制度性限制以外，行动者作为反思主体与他（或她）所面对的对象本身的历史成熟程度、矛盾展开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知识（批判认识活动）和存在（专制主义现实）之间的内在张力性质，乃是理解缺位现象之更深层的哲学历史根据。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看个例子：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在其晚期批判斯大林主义的专著《辩证理性批判》中，曾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从从事辩证理性的批判？此乃因为先前已经有了黑格尔（FHegel）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尔后又有斯大林主义的唯心主义彻底僵化了认识论的方法与实践。正因为如此，只有在今天这个后斯大林主义时期，批判经验才能够作为思想重整的唯理论表现而发生。萨特特别指出“假如总体化产生出一种作为它的总体化实践的必然体现的批评意识的契机，那么很明显，这一契机只能出现于特殊的时间与地点。在它的深层实在以及在它的显现模式中，它受到这种特殊的总体化的综合规则特点的制约，也受到它必须根据这条规则而在自身超越和保留的先期环境的制约。”回到我们的问题，必须注意的是下列两点：首先，批判客体自身的总体化（这里我们借用了萨特的术语）是反思行动者作为批判主体形成思想的前提。很清楚，如果没有毛泽东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军政治构架和落后、乃至原始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大众动员水平场域内的发生，人们就不可能理解现代专制主义何以会成为浪漫的社会改造工程的制度化形式；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时代和后邓时代经济开放与政治垄断并行的威权主义社会矛盾发生到如此炙烈的程度，人们也不会理解一党专制之现代专制主义的逻辑终局是什么。这是一个方面。其次，对已经充分展示其内在矛盾与张力的批判客体之把握，又要求批判主体的认识、认知、洞察与感受能力达到与其自身使命相当的水平，而该能力获得的前提则是社会开放达到一定程度，使得外来学术的译介（作为必要的可参考思想资源）和本土信息的获取（作为批判主体的认知体验平台）成为可能。显然，这是一个历史性条件。无论对批判客体或批判主体历史意义上的生成而言，这个条件都是必须的，不可逾越的。
　　我们现在已经、或正在获得这些条件。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