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静：中国古代改革及其启示

　　摘要：中国古代改革、变法众多，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变法成功者，国家富足，军队强大，成为当时的强国；变法失败者，国家都走向衰微，以致灭亡。无论成败每次改革都有激烈的斗争，这无数次革新与变法实践表明，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今天改革开放是时代的主旋律，学习古代改革史，总结改革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其中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古代改革；规律；启示
　　一、中国古代改革或变法的类型
　　中国古代历史上革新与变法无数，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是奴隶社会内部富国强兵的改革，如管仲改革等。二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化政治改革，如商鞅变法、李悝变法等。三是少数民族为汉化而进行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耶律阿保机改革、清初皇太极改革等。四是封建统治者为挽救统治危机而调整统治政策的改革，如王莽改制、周世宗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五是开国的相对贤明君主对统治政策的调整和改正：汉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康熙帝等对统治政策的调整。
　　二、改革或变法成败的规律
　　一场改革的成败，通常有四个决定性的因素。
　　（一）改革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改革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最根本的因素。当政治、经济制度不能保证国家实施有效管理，从而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就要改变这种制度，也就是对上层建筑中的某些老化腐朽的环节进行必要的调整，更新和改造，并相应的对生产关系中的某些环节做局部的调整，更新和改造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因而，改革与变法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否则，改革虽能藉强力强制颁行，但最终行而不远。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正是顺应了当时那种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实行汉化政策。改革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加速了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融合。可以说是历史上比较成功的改革之一。但是，历史上的王莽改制却是和历史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王莽改制以“王田私属，不许买卖”的策略对当时土地兼并剧烈、人民沦为奴婢、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弊开了一剂对症药方，而结局适得其反，即是因为当时的历史事实已雄辩地证明封建土地私有制是能促进封建经济走向初步繁荣、推动当时的生产力向前发展的，“王田制”则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必然为历史的进步所唾弃。
　　（二）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对比
　　有些改革虽然也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但由于顽固派势力过于强大而导致夭亡，如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即为典型例子。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王安石变法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却被废除，因为新法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而最终失败。为了维护整个地主阶级长远利益而改革，免不了要触犯某些官僚地主的利益，他们必然站出来反对改革。当宋神宗打算重用王安石针砭天下弊政时，一些元老重臣就起来反对。唐介说，王安石不可大任，“若使为相，恐多变更”富弼、韩琦、司马光等也反对起用王安石。王安石执政后，在宋神宗支持下，先后制定和颁行了一系列新法，更引起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激烈反对。几乎每颁行一项新法，都要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在政治上，他们指责变法派不守“祖宗之法”，甚至说当时发生的天灾也是实行新法所招致。在学术思想上，指责王安石“背儒崇法”。总之，保守势力对王安石主持的新法，处处攻击非难，致使决心励精图治的宋神宗也动摇了，变法派内部也分裂了。
　　（三）有无触动当时的政治基础
　　封建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地主阶级，北魏孝文帝在不触动各族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推行改革虽遭遇顽固势力阻挠却最终成功。而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均因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致失败。
　　（四）改革在王朝所处的时期
　　一般而言，王朝初期的改革往往易于成功，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很多王朝的建立者都经历过农民战争的洗礼，而农民战争又基本动摇或摧毁了旧秩序，“建章立制”的阻力较小。例如汉高祖刘邦，通过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发展了经济，通过和亲匈奴政策改善了民族关系。二是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大多亲历战乱，深谙民生疾苦，易于吸取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调整统治政策以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亡的教训，调整统治政策，善于纳谏，知人善任，加强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再就是王朝初期，皇权都比较强大，成为改革的坚强后盾。汉武帝刘彻加强皇权，解决王国问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派张骞出使西域，发展同西域少数民族的关系。
　　然而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则频频“流产”，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对“旧制”进行局部修补。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一是王朝中后期，顽固势力日积月累、十分强大，改革的阻力极大，难以深入。例如庆历新政：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改革时弊，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度；限制官僚子弟亲友通过恩荫做官；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严肃中央政令，取信于民。新政触犯了保守派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阻挠，改革措施仅一年左右即被废止。还有就是清朝的戊戌变法，守旧派势力强大，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维新派手中，而紧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几位掌实权的显赫人物恭亲王、庆亲王，刚毅几乎无例外地守旧。维新派只少数几个人，而且在朝中没有实权，最终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废除了新法，戊戌变法失败。
　　二是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往往着眼于缓和矛盾，稳定政局，只能是对“旧制”的局部修补，改革的幅度较小，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由来已久的统治危机。例如自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以后，张居正从整顿吏治开始，逐步推行以振兴明王朝统治为目标的全面改革措施。张居正的改革并不是彻底的，有很大的局限性。16世纪的地主阶级经过漫长的岁月，已经迈过它的黄金时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代的历程，使得统治阶级的眼光愈来愈趋向保守，即便像张居正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这个阶级局限，提不出远大的政治理想张居正以近民便俗为改革的依据，是超群出众的见解。但他在接受国事委托时又表示：“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高度赞扬“政必法祖”的精神，给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变法，“法祖”是反对改革的旗号，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誉青史，但这旗号到张居正手里却变成新政的法宝。虽然张居正改革起到了使明王朝“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的作用。甚至明末有人说他是“救时宰相”，这是褒奖，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时者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那发生在衰老机体上蓦然一现的迥光，并不能招还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灭了。
　　最后是王朝中后期，皇权相对衰落，中央集权式微，起不到强有力的保证作用。元英宗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汉族封建文化。十八岁登基的他眼看元朝就要走进历史的死胡同，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挽救尚未病入膏肓的朝廷。他采取了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广泛起用汉族地主官员和儒士；发布《振举台纲制》，要求推举贤能，选拔人才；罢徽政院及冗官冗职，精简机构，节制财用，行助役法并减轻徭役；颁行《大元通制》，以加强法制，推行汉法；清除铁木迭儿余党，查处他们的贪赃枉法事件。在这一系列雷霆手段的重击下，元朝似乎朝野上下焕然一新。这些措施理所当然的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古贵族的反对，但年轻的皇帝对此并没有足够的警惕。至治三年八月，元英宗由上都启程返京，途中宿营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这时，蓄谋已久的铁木迭儿余党御史大夫铁失突然发动了政变，年轻的皇帝被铁失一刀杀死，而他蒙汉共治的思想也惨烈的画上了句号。
　　三、古代改革给我们的启示
　　（一）改革须先从权贵中推行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情况看，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上层，要实行改革，必须首先统一上层的认识和立场，这就要造成强大的舆论。商鞅变法，与当时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从而宣传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太子犯法，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其阻力也来自上层，所以赵武灵王让王谍告公子成说：“行政先信于贵”，通过做工作，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其法才得以推行全军。中国自古是个人情味浓厚的国家，人们常常禁不住以情代法。范仲淹大刀阔斧地裁减地方上贪污而又无能的官员，就遭到了一些官员们的反对，连曾赞成改革的富弼都说：“你大笔一挥，可知就造成一家哭啊！”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比一路人哭怎样？”意谓宁让庸吏贪官一家哭，也不让在他们治理下的一路人哭。所以变法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贵们的反对。综观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情况，一些人们反对改革的主要动因，一是囿于认识，二是羁于利益。囿于认识主要是指其认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因循守旧，对所谓“祖宗之法”缺乏辩证的分析，羁于利益主要是指其为保护其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而反对变法，其反对变法的理由可以讲得冠冕堂皇，骨子里乃为保护其一己之私利而已。二者又是互动的，其由于认识短浅而羁于私利，由于羁于私利而认识短浅。变法必然伴随着一些利益调整，权贵们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往往会竭力反对变法，他们有时也会讲很多变法的好处，但一旦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时，其立场和态度就会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
　　（二）制定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是否可行，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故古人主张，改革必须要有独智之虑，即要有独到的见解和思虑，制定出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如商鞅为秦孝公首先制定了先富国强兵，夺占黄河和崤山之固，后东向以制诸侯，最后成帝王之业的宏伟规划，取得孝公的支持后，开始变法。宋代王安石的《言事书》、《上时政疏》，亦是其施行变法的纲领。清代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等也是当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总之，有无高明而可行的方案，是改革能否施行以至成败的前提，这就必须进行深入调查，充分论证，精心思虑，反复推敲，努力使方案趋于完善，步骤合于形势。
　　（三）最高统治者必须具有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
　　改革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中间难免出现矛盾、曲折和反复。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改革的决心如何，往往是改革成败的关键。管仲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得到了齐桓公的支持，他自己又掌握了国相大权。商鞅变法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性原因也是取得了秦孝公的支持，而其最后被杀，也是因为最高统治者易人，他失去了“靠山”。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取得成功，也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雄材大略，变法态度坚决，又取得了一些重臣的支持。因此，顽固的保守势力在他面前最终都败下阵来。至于宋朝王安石变法之败，清代康、梁维新之亡，都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权威等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商鞅在看出秦孝公真正有变法图强的决心后，才讲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范睢对秦王“三问而不敢对”，就因为变法事关重大，而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又关系着变法成败。
　　（四）变法时机的选择要适宜
　　《吕氏春秋察今》中说：“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移时移，变法易矣。”讲的就是要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历史上的一些成功的改革者，都是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时机，适时进行改革的。如商鞅选择在“诸侯卑秦”，秦孝公感到“丑莫大焉”，决心继承先人之志，变法图强，下达求贤令之后，西行入秦，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于是决定在秦国实行变法。变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成功。相反，历史上一些王朝的统治者由于缺乏应有的敏锐，盲目骄傲，和平麻痹，看不到“世易时移”的新特点，丢掉了改革的机会，导致最后被动挨打。如近代以来，西方经过工业革命后，火器有了很大发展，在武器装备上已将清帝国远远抛在后面。但醉心于“天朝”、“中心”的清朝君臣们对此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一味关着门称老大。五十年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大清帝国的君臣们尝到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厉害，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这才手忙脚乱起来。这一历史事实证实了古人“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不可以持国”训言的正确。
　　（五）军事改革要系统运筹并周密施行
　　军事改革是国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上有一些比较单纯的军事改革，例如魏舒的毁车以为行，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等，
　　但是大部分军事改革都是被纳入到整个国家改革之中的，是国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都是如此。从中国历史上军事改革的情况看，军事改革必须系统运筹，周密施行。宋神宗和王安石在讨论变法时，都讲到“措置得兵”的问题，即是指此。王安石说：“西事稍弥，边计正当措置。天下困敝，惟为兵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国可以富强。余皆不足议也。”强调了利用和平间隙进行军事改革的重要意义和基本要求。
　　（六）改革者要有义无反顾、勇于献身的精神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情况看，那些改革的积极倡导者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这是因为改革必然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而这些保守势力往往都握有重权，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对改革始则反对、继则扼杀、不行则韬晦，进行打击报复。所以历史上很多人对改革望而生畏，随波逐流者多，敢挽狂澜者少；讲大道理者多，真行实干者少；善始者多，克终者少。但是历史证明，中国不能没有这些改革者。没有了他们，中国就真的失去了希望。他们往往是当时富国强兵的先行者，上层建筑的修补者，缓和阶级矛盾的调停者，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历史前进的推动者。谭嗣同云：“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被捕后，在监狱墙上题诗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在临刑时又慷慨陈词，大意是为了救国，我愿洒了我的血，以唤醒千百人站起来继续进行维新事业。谭嗣同这种为了改革而义无反顾、勇于献身的精神感天地，泣鬼神，是应大力弘扬的。改革者没有这种精神，其改革大都半途而废。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还有一重要特点，就是人存政在，人去政息。究其原因，除了是否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新制度之外，还有一极为重要原因，就是变法坚持时间之长短。变法没有不建立制度的，但中国是个人治的国家，即使变法建立了新制度，人们也可照样将其废除。习惯势力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变法实施时间一长，人们习惯，后人再改也就难了。商鞅变法，“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行之十年，秦民大悦”，新法实行时间长了，人们习惯了，后人再想改就难了。但新法长期不改，也会变成“旧法”。只有不断变革，社会才会进步。这就是《易传》所谓的“生生不息”。我国的先人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变易是永恒的，不变是相对的。治国、理军必须遵循这一客观规律，适时进行改革，切不可墨守成规，求稳怕乱，反对变革。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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