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掌握改善中美关系的主动权

　　美国总统布什于11月19日晚到达北京，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访问期间，他同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等就中美关系、经贸合作、及其它两国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
　　会谈取得一定的成果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双方都有改善关系、加强合作的愿望。但我认为，更有意义的，是布什的这次访问本身，它标志着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
　　随着中国的振兴和崛起，中美关系越来越成为世人瞩目的国际问题。香港《南华早报》不久前发表蒂姆约翰逊的文章《剑锋更利》，其中就指出：“21世纪的发展方向，将部分地取决于中美关系的走向。”俄塔社在10月18日发自莫斯科的电讯中也谈到：“当今世界上许多最重要的发展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北京和华盛顿双边关系的稳定程度”。因此，中美关系的走向，牵动着全球各界人士的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进入2005年后，美国政界要人连续来华访问，先后有美联署主席格林斯潘、财政部长斯诺、贸易代表波特曼、太平洋美军总司令法伦，甚至包括两位著名的鹰派人物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前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布什来访，使美国政要的访华热趋于高潮。
　　中美关系近期转暖，是同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分不开的。任何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都把自身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美国当然也不例外。美国对华关系的改善，说明美国的政治家认识到，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是符合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近几年中美两国经贸合作的进展，把两国的国家利益，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两国人民受益。据摩根斯坦利公司的一份报告透露，过去十年，廉价的中国商品为美国的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俄罗斯政治评论网11月16日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中，受益最多的是美国和德国。美国民主党众议员里克拉登今年7月接受我国《参考消息》记者访问时说：他最近读到一篇文章，作者列举美中之间的38个不同的领域，认为两国在大多数领域都有着共同利益，只在很少的几个领域两国利益相左。正是对国家利益的清醒认识，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微调。据《洛杉矶时报》10月11日的文章透露，美国国务卿赖斯称自己奉行的是“实用理想主义”。这是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最好概括，也完全符合于对华关系。
　　从“实用理想主义”出发，美国政界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不时发出比较清醒的声音。副国务卿佐利克9月21日在纽约发表讲演时说：对中国的崛起不应该持戒备态度，而应该敦促中国加入到国际体系中来，让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承担责任。美国国际政策太平洋委员会主席加勒特最近在《世界新闻报》上撰文指出：打击中国最终将损害美国的利益，只有与中国发展经济往来，才是美国的正确战略。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在10月出版的《国家利益》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也认为：如果奉行与中国对抗的政策，将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
　　当然，在美国政界，反华势力的存在仍然是一个严酷的事实。据著名政治评论家南方朔在香港《明报》上撰文介绍，美国华裔精英组织“百人会”不久前委托组格比国际民意调查公司调查对华民意，美国公民对中国好感者由1994年的46增至59，而国会议员有好感者仅占19，认为中国对美国有经济威胁者占54，认为有军事威胁者占36。这就是为什么从国会里经常传出反华叫嚣的原因。这股势力是危害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就是说，在美国国内，在对华友好、主张改善中美关系的力量不断加强的同时，还存在着以中国为敌、反对改善中美关系的政治势力，值得我们注意。
　　迄今为止，改善中美关系的趋势主要是由美国方面促成的。从布什第一次当选总统时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到这次来访以改善关系、加强合作为目的，改善中美关系的主动权基本上是操在美国的手里。我们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夺取中美关系的主动权，应该成为我国在处理对外关系、特别是改善中美关系问题上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外交政策的一切动向，都可以在国内的政治现实里找到根据。因此，要在对外关系中取得主动，就需要看清我国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所在。
　　我国最大的优势是经济发展迅速，开创了二十多年来GDP平均增速达9的世界记录，并且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溶入了全球化，从而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振兴作出贡献。正是有目共睹的国力增长，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我国在国际问题上的话语权。但是，我国的政治现实却远没有经济实力那样受到尊重。布什在这次东亚之行的第一站日本时，曾在讲话中对我国的政治民主和人权状况提出批评，可以说是击中了我们的软肋。其实，这个指责表现的不是布什个人或美国一个国家的观点，它反映了几乎所有民主国家的共识。民主和人权，这两大问题是中国人民的心头之痛，也是在对外关系中、包括中美关系中难以变被动为主动的根本原因。例如，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问题，虽然有法德两大国为我们力争，但仍然一再被否决而推迟。反对者所持的最大理由，便是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显著改善。
　　我国缺乏政治民主和人权状况不佳，确实是我们备受诟病的重大缺陷。没有充分监督制约的现行政治体制，使那些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吏有可能为所欲为；宪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公民各项自由权利，几乎每一项都遭到无情的蹂躏。民主不足与蔑视人权，带来社会的极不稳定、极不和谐。与遍地腐败同在的，是数不尽的冤假错案，关在监狱、拘留所里的，不但有真正的罪犯，而且有大量因炼功、传教、上访申冤的无辜公民，甚至还有揭露真相的报人、仗义执言的律师；各地派遣到北京来捉拿上访群众的公安队伍，更为共和国首都抹上耻辱的印记。尽管近年查处腐败的力度有所加强，法制建设有所进步，但民主和人权的现状，同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还相距甚远。更为严重的是指导思想上对这个问题的漠视，或视而不见，或封锁消息；更有甚者，则是文过饰非，巧言诡辩。几次关于人权问题的白皮书和最近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都是这种思维定势的产物。如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前言里，就大言不惭地说，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真正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这岂不是自欺欺人吗？至于所谓“中国的民主制度不断健全，民主形式日益丰富”，究竟产生多大效果也有待于实践检验。即以白皮书和近一两年来媒体大加赞颂的基层民主村委会民主选举来说，且不谈许多乡镇党委指定候选人的事实，就以明文规定民选的村委会须受党支部领导这一条，就暴露了以党主代替民主的假民主实质。
　　我们近一两年来不断宣传“和平崛起”，国际上却仍然疑虑重重，根源就在于缺乏政治民主和人权记录不佳。它为各国反华势力提供了反对我们的把柄，使我国在全世界面前丧失了更多的尊敬和支持。改变这种状态，将会大大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使我们在对外关系领域获得更大的主动权，不但中美关系可以大为改善，而且将会有效地加强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据路透社10月9日报道，拉姆斯菲尔德当天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曾说：中国可以通过开放政治体制来打消各国对其战略意图的疑虑，并确保未来的繁荣。这句话说得比较含蓄，它不是好战的美国鹰派的恫吓，而是反映了民主国家的共同期望。
　　由于现行政治体制的专制性和特权化，加强民主和改善人权状况都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我们可以先从难度较小而影响较大的事情做起，例如，放松对新闻出版的控制，加强舆论监督；平反彰明昭著的冤假错案，如《华南都市报》案、郑恩宠案等；释放无辜的炼功、传教的公民；允许持异见的知识分子归国效力；废除村委会受党支部领导的规定；彻底查处全国人民瞩目的两大要案福建远华案和上海周正毅案，严惩涉案高官等等，都是有助于推进民主，改善人权记录的好事，虽然做起来难免会有阻力，但只要下定决心就不难实现。以此为开端，不断加强政治民主化，改善人权状况，就会剥夺一切反华势力的借口，获得全世界的尊敬和信任，在应对国际关系、包括中美关系时能够取得主动，进退裕如，并且在国际上充分发挥一个民主大国的应有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和平崛起！
　　2005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