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武：当代思潮系列评说之三十三

　　（一）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描述上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是明显的，而他们二人也多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对立的方面来阐述其间关系的但是，这种阐述往往使人们忽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统一的方面，以致把社会主义的特征孤立起来，陷入了无条件排斥资本主义的独断化的境地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主义者，过分强调了两者相互对立的方面，不但在理论上陷入了困境，而且在实践上带来了损害其实，就思想理论层面而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就同科学社会主义有一致之处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吸取其合理内涵的同时，将其置于更为牢靠的基础之上，使之成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从他们对十七、八世纪英法唯物主义，十八、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分析中即可看出资本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诸多原理，特别是对价值规律的揭示，也与科学社会主义相通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吸取其优秀成果的同时，将其置于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这从他们对十八、九世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性评论，以及马克思在解决资本和劳动按价值规律交换所出现的矛盾，并进而创立剩余价值学说中即可看出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观念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是同科学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精神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吸取其精华的同时，将其置于更为实际的基础之上，这从他们对十七世纪以来洛克的个人自由主义和十八世纪以来边沁的个人功利主义的批判性评价中即可看出就政治运动这一层面而言，在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百余年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政治力量常常显出一致来年席卷欧洲的革命运动是什么性质的？从革命的发动者、组织者和主力军来看，是一场社会主义的民主运动，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内的各国社会主义者是这一革命的最积极、最坚定的参加者和最有影响的活动家，但从革命的社会背景、条件和实际后果来看，这又是一场资本主义的民主运动，沉重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统治和王公贵族的势力，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曾同主张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向人类文明的敌人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希特勒法西斯集团及其盟友意大利法西斯集团和日本法西斯集团，进行了殊死的、持久的正义战争并取得了胜利，保卫了人类既有的文明成果就社会制度这一层面来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有诸多共同点和一致之处在当代，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指导思想上，都是要发展本国的社会生产力和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建设物质文明乃至精神文明这样，两类国家在法律制度、管理制度上就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也正因此，两类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中，能以制定和遵守共同的规则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大气、海洋、河流的污染，爱滋病与非典肺炎、埃博拉病毒等疾病的传播，恐怖活动的猖獗，核武器的扩散和核战争的危险，两类国家能以联合起来共同防范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行程中，出现了这样的事实：一方面，当年资本主义美国的总统老罗斯福（狄奥多罗斯福）在推动“进步主义思潮”时，就要求防止“过度的资本主义”。后来，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体制、政策和经验年召开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发表的资本家宣言，就要求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的某些长处，增加劳动者的社会福利，取消选举权上的财产限制等另一方面，当年俄共领导人列宁在内战结束后，一改他长期以来只从与社会主义对立的视角谈论资本主义，并对资本主义表现出极端厌恶的态度，转而要求苏维埃政府借鉴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制度，告诫布尔什维克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不能无条件地认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不要只是关怀共产主义的纯洁性，指出实行他所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了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至页，第页）半个世纪后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借鉴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体制、政策和经验，建立了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致力于向民主与法制国家迈进近些年来，在中国大地上，流行着诸如接轨、包容、双赢和国际社会、全球利益、“在同一片蓝天下”这类新的话语，不是偶然的这反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共性的认识，已深入人心了姓社与姓资的界限，本来就是相对的，可变的
　　（二）如何认识和评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取代呢？事实表明，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者，都是在发现和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病的过程中，才提出和指明社会主义这一目标的在这种发现和揭露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无疑是做得最为深刻、最为出色的因为他们首次运用唯物史观，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指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导致的分配悬殊和两极分化，以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终将使其被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所超越和取代他们同其他社会主义者一样，将这种先进的社会生产方式取名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但是，历史的局限性使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者，往往把这种超越和取代局限在革命上马克思与恩格斯早年强调了只有用暴力，晚年又强调了和平方式而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却使这种革命是否具有普遍性遭到了质疑其实，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世时，已经注意到：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信用制度是转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甚至在政治领域中，马克思也看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出现和增长，曾明确地指出：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英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实行普选权将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股份公司以当年马克思难以想象的空前规模发展起来，许多工人握有股票，合作经济也普遍存在，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积极地、有益地干预也增强了，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也有了一定的计划性和调控性在国民收入中向低收入的劳动群众倾斜，使那里的基尼系数甚至低于当前的社会主义中国政治领域中的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和完善，文化领域中的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也都在向社会主义所要求的目标前进应当说，这就表现出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取代”而实现这种超越和取代的方式，并非就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常说的革命，更非列宁主义者所说的战胜，而用曾被人们讥讽过的和平长入，也许更为恰当
　　（三）一般说来，特别是从历史的大尺度上看来，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取代，但就现实的世界和当代的中国来说，两者又是互补和互渗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取代包含着对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文明成果的肯定和继承、发扬，其中就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一重要内容，以致有些学者，包括一些美国青年，把今天的美国呼唤为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在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样，它就不但在经济生产上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政治和文化上也必然显出某些方面的落后来在这种情况下，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任务也正是由于执政党和领导人长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拒绝学习和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造成了众所周知的恶果在八十年代初，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行，中国有部分学者提出了补资本主义的课的政治言说，就是针对着那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否定互补、“互渗”的必要性的左倾错误的但由于没有真正解决好姓社与姓资的关系，主流话语开展了对所谓补课论的批判，这种“批判”是导致人们至今还在体制改革上畏葸不前的原因之一这里涉及一个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一类语言或概念的语义学的理解、解释、运用的问题，而对于解决这一问题，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和现代解释学所提供的方法论，会给人们以启发。（可参阅系列评说之六）很明显，这种对所谓“补课论”的批判所表现出来的是多年来流行的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的绝对化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过度和对资本主义的“厌恶过度”的社会心理，而这一问题又突出表现了人们在名词信仰和“名词厌恶”上所陷入的某种方法论上的误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发生的一件小事，引起了知情者深深的思考。有一位负责同志在考察了被公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英国的社会状况后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尽管这种说法，表现出了在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的理解、解释、运用上的某种偏差，但却体现出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具有相互补充性、相互渗透性的认可，因而在实践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有些英国和美国的学者就把资本主义国家中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叫做人民资本主义，美国政论家加尔布雷斯则称其为新社会主义现时代，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这种“互补”和“互渗”，使人们很难分清哪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哪个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有学者所说的身份混乱这里的身份，其实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特别是在基于生产关系理论的语境中的一种陈述，在其它的语境中，未必是混乱的各国的政治家们甚至普遍认为做出这样的划分，并无重要意义，至少不比划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更有意义在现时代，某些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文化的状况，比某些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文化的状况，更接近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不是有目共睹的吗？其实，名词并不总是主要的，叫什么主义，甚至是叫不叫主义，并不象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有多么了不起的意义。这里，让人想起了当代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的那个“怎么都行”这一“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的命题，所具有的某种合理性。在左倾错误泛滥年代的中国，曾被众人公认的社会主义，就有理由被邓小平叫做“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在“文革”中叫得最响的社会主义，原来是“整人社会主义”（政治）、“贫穷社会主义”（经济）、“愚昧社会主义”（文化）。而当时被掌权机关攻击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却常常是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快速提高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的体制和举措。这里既有一个“正名”的问题（绝对性），又有一个对名词的理解、解释、运用的问题（相对性），需要进行深入地研究和讨论，以推动对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辩证关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