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谁人不仰原前老

　　近日广东教育出版社专人送来《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一书，并邀我参加5月26日为此书发行的座谈会。由于身体不适，我只能写几句话，作为一个发言吧。
　　任仲夷同志在大学读书时投身革命，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我们有过十分相似的经历，然而我们之间过去并不熟悉。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时，虽同他有过接触，但对他的认识多来自他人之口。
　　大家最早称道他的一件事，是关于张志新的平反。1977年3月，任仲夷调辽宁省主持工作，其时，“两个凡是”的影响还相当大，他顶住压力，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积极平反冤假错案，反对“两个凡是”。他佩服胡耀邦为平反冤假错案时提出的“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精神，决心为平反冤假错案要“敢上刀山”，不惜冒政治风险。1979年1月，张志新的问题提出后，他批示“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清查这一案件”。2月，再次强调：“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这时华国锋正在辽宁视察工作，有人请华为张志新题词，华未予理睬。华的态度没能阻止任仲夷为张志新平反昭雪的决心。他说：“不题词可能有别的考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干。”3月，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召开平反昭雪大会，追认其为革命烈士。4月，《辽宁日报》刊出了《为真理而献身》的长篇通讯。《人民日报》的编辑看过这篇文章后，都极为感动，决定转载。稿子送胡乔木审查，乔木压了一个月不退回，经报社一再追问，才说，这事太惨了，对党的形象损害太大。后来报社将这一情况报告胡耀邦。耀邦说，张志新是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人民日报》应该刊登。于是《人民日报》不仅加编者按转载了《为真理而献身》一文，同时还组织了一些文章，连续报道。此后《辽宁日报》则在任仲夷的支持下，对张志新的宣传持续了5个月，编出了20多个专版。当年宣传张志新，推动了全国揭批“四人帮”，为思想解放加了一把火。
　　没有2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今日之中国。打仗要有先锋，办大事难事又何尝不如此。任仲夷是改革开放真正的先锋之一：他是最早支持批判“两个凡是”的三个省委书记之一；他较早提出“由穷变富”是革命的目的；他较早提出“生产力标准”问题；第一个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他是第一批支持松绑的省委一把手他在辽宁工作期间提出要把大连办成“特区”。当时中央考虑，特区办在与港澳台毗邻地区更有影响力，没有同意任仲夷的建议。但不久由于这个“特区情结”，1980年中央就调任仲夷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此时中央已批准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办三个特区。创办特区是决定中国新的命运的一着高棋；由谁来主其事，则关系此举的成败，这盘棋能否取得胜利。这就是说，这个广东的新领导，必须彻底解放思想，必须冲破重重禁区，必须顶住种种压力。任仲夷以“敢上刀山”的精神，充分利用中央给予的政策，顶住来自各方的非议，甚至要顶住被某些保守人士、高层领导批评为“搞殖民地经济”的压力，他带领省委、特区市委和全体干部闯过一道道难关，在几年时间内，将特区办得有声有色，进行了多种大胆尝试，创造出许多“全国第一”，带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如果只是飞进了几只苍蝇，就要把窗户关住，那就谈不上什么改革开放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就要推迟许多年才能实现。如果当时屈服于种种“左”的认识、“左”的教条、“左”的压力，就不可能出现我们今天的新局面。由于有了特区的成功经验，我们才开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才使邓小平理论有了实践的基础。因此，可以说，任仲夷功莫大焉。
　　1985年任仲夷从一线退下来，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我也差不多同时退出一线，都转到了中顾委，从这时起，我们接触的机会多了，才比较熟悉起来。由于我们有着某些相似的经历，使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老年朋友。他来北京开会，或是我因事去广东，我们总要安排时间见见面，交谈交谈。记得他同我谈过他的“安全着陆”。这是说他退出一线时，同主持福建改革开放的项南的命运有所区别。当年他们两人被那些“左倾”思想严重的人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那些人抓住改革开放中的某些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从延安抢救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我们真是吃尽了“左”的苦头，对这些历史我们都有过认真的反思。抢救运动时，我在延安坐过一年多牢，任仲夷在太行也挨整一年半，他同我谈过挨整的情况，并不亚于延安。尝过这种苦果之后，对“左”的东西，我们自然有特别的敏感，也好比种过牛痘，产生了免疫力。由于真正透彻接受了前车之鉴，任仲夷才能如此始终坚决站在改革的最前列，而且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把握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创造出大量新的经验。这方面书中有详细的记录，值得细细品味。
　　任仲夷不仅是一位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的经济方面的改革家，同时也是一位不断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老干部。他家里珍藏着一幅“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的照片（据说当年他挨过1000多场批斗），将之称为自己“最宝贵的财富”，定要牢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永远不再重犯“给我们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因此，他不断地提出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还是要实现民主化与法治化。
　　广东有特色，同有任仲夷这样的老领导分不开。我到过全国许多地方，只有广东令人感到上上下下一片生机，一种希望所在。任仲夷在广东享有很高的威望，可以说，他的作为已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19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原中顾委委员只是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只有已退下来12年的任仲夷仍被选为十五大正式代表（十六大他仍是广东选的正式代表）。
　　1998年，吴南生邀请我和老伴并王若水夫妇等到广东参观，在汕头住了几天，又同仲夷见面，相谈甚欢。吴南生也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先驱人物，我为他写了一首诗，同时写了这首《赞任仲夷》：
　　无限风光满眼前，南天一柱立南天。谁人不仰原前老，说古谈今犹少年。
　　诗后有注：“离休后，常不免自称职务冠‘原’或‘前’字。‘原前老’昵称于是传开。任仲夷主持粤政，有大功于改革开放，至今报刊仍常发表他的言论。上世纪80年代后，四下广东，这回又得同原前老长谈。”
　　在已经退下来的十几年中，任仲夷人退心未退，仍然十分关心广东的改革开放，关心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为广东和全国的改革真正发挥余热。我们时常在广东和全国著名的报刊上，见到他的文章和访谈录。像仲夷这样至今还起作用的老同志，环顾全国，已经不多了，我希望所有的老同志都向他学习。这本《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我希望老中青三代都来读一读。
　　最后我想用仲夷的话来结束本文：“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需要有一批不怕任何风险，英勇无畏地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有这样一批人，党、国家和民族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据人民网2005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