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自成：《习近平用典》中的治国思想精蕴

　　【摘要】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是习近平治国理念的重要来源。在习近平倡导的“中国梦”、以民为本、依法治国、人与自然和谐一体、新型国家义利观等重要的治国理念中，都能看到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厚重的历史影响。习近平的治国理念，大量地借鉴了中华历史文化的精华，具有中国思想主体性；紧密结合当前的现实情况，并赋予其新的意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既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实践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获取正能量，反过来又使中国的历史文化精华在新的实践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具有培育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性。
　　【关键词】《习近平用典》治国理政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中国梦
　　总书记文风与用典为何成为时尚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中，大量引用中国历史经典中的名篇名句，并形成了独具特点的个人风格。无论是在国内谈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还是在国事访问中表述中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观点立场，习近平总能从诸子百家和历代文豪政治家的经典中，旁征博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恰到好处和鲜明地表达中国人的思想、立场，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仅让人爱听、爱读，而且给人以启迪。
　　由于笔者持续关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平时也特别注意收集整理习近平所用过的经典文献，从中了解习近平总书记研习中国经典的精华，久而久之，日积月累，这一方面的材料越来越多，不免生出一种愿望，如果有人把习近平总书记使用经典的情况进行汇编整理，会更加方便人们学习领会。所以，当收到《习近平用典》一书时，不禁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
　　由人民日报评论部编撰的《习近平用典》一书，收集和整理了习近平引用的134处经典，其中大部分是十八大后引用过的经典，也包括部分习近平20062007年间在浙江工作时所引用过的经典，最早的资料是1992年间在福建工作时的用典情况。
　　《习近平用典》一书，根据习近平用典的内容，分为《敬民》、《为政》、《立德》、《修身》、《笃行》、《劝学》、《任贤》、《天下》、《廉政》、《信念》、《创新》、《法治》、《辩证》十三个部分，共134篇。每部分少则七八篇，多则十四五篇。每篇包括引语、解读、原典和释义四个内容，文字简约，用词精湛，恰到好处，既能从中看出习近平用典的主要意义，也能了解原典的来龙去脉和历史背景，可以帮助人们熟悉和了解习近平的思想。
　　在这些引用的经典中，从著作来看，既有一般读者耳熟能详的《论语》、《老子》、《孟子》、《韩非子》、《荀子》等名著，也有许多人不熟悉的《官箴》、《周官辨非》、《仿连珠》；从作者来看，既有孔子、老子等大思想家，也有许多人不太熟悉的杜荀鹤、万斯大、吴兢、唐甄、吕本中、王粲等人；从时间来看，涵盖了上自西周、春秋战国，下至清、民国、新中国的各个时期。当然，从习近平用典的内容来看，他引用最多的，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经典，尤其以道儒法三家的内容为多。全书选编的134处经典引用，春秋战国时期的占54篇，其中孔子9篇、老子6篇、礼记6篇、孟子4篇、韩非子4篇、周易4篇、荀子3篇、左丘明3篇、《管子》3篇、庄子2篇、晏子2篇、《尚书》2篇，墨子、吕不韦、孙子、尸子、尹文子、《黄帝内经》各1篇。
　　除此之外，从习近平用典的情况也能看出一些他个人的阅读偏好，比如除孔子外，苏轼是习近平引用经典最多的名人，全书有6处之多，与老子相同。习近平不仅引用苏诗苏词，也引用他的思想，比如“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人们引用经典，或是引经据典加强自己的思想论证，或是引名人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易被大家所接受，或是经典名句的语言清新隽永而使其文风活泼，或引民间格言而使其内容深入浅出为人们所记诵。这些当然都是习近平用典的风格和效果。习近平频频引用经典，为中国政坛带来习习清风，一改严肃、呆板、官腔气十足的官风官气，大大拉近了他与民众的距离，他的讲话也因此为民众所喜爱，他的文风也成为一种时尚。
　　习近平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思想是与其治国理政的实践紧密相联的。因此，人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习近平用典与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可以从习近平用典与中国思想主体性、习近平用典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习近平用典与培育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性三个方面来分析。
　　习近平用典与中国思想主体性
　　有些人常言必称古希腊罗马，或言必称马列，不能说古希腊罗马和马列不好，但如果外来的好东西不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国情结合，就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不能持久的。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一定要形成自身思想的主体性。习近平用典的历史意义，只有放到中国历史文化大变迁的大背景之下，才能看得更清楚。
　　中国的历史文化，到近代已经不能适应国际社会的变化和国内变革的需要，中华民族的精英，不得不重新反思中国的文化思想，一次又一次地引进外来思想，以图民族自救和国家振兴。自1840年到20世纪，中国几乎学遍了世界上所有被认为可学的国家，引进了世界上主要国家的主要思想，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影响之大也是空前绝后的。中国文化也在这一大背景下，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这就是从晚清的以夏变夷到学习西方，从维新时的中体西用到体用皆变，从五四时的体用、制度要变到更主要的是变革人的思想。
　　在学西方的百多年中，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学西方的一个负面结果，就是中国文化自信心全无，丧失了文化主体性。我们一会儿学日本，学德国，一会儿学苏俄，学美国，我们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何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何在？钱穆先生曾沉重地指出：“中国一百年来，经不起西方文化强有力的冲击，把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文化自信心扫荡一空，不仅军事、经济、政治都向外国学习，连文学艺术，甚至日常人生都要学外国。”因此，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必须回归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自体性、原创性。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既强调中国应继续学习一切外国的好经验好思想，也大力倡导应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且身体力行，在自己的国务党务活动中大量引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实际上是在发起一场新的文化革新，旨在恢复中国思想的主体性、自体性、原创性。
　　习近平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以及“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习近平用典所彰显的文化革新，与过去洋务派的体用论不同，与维新派的制度全变论不同，也与五四之后的以外来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论不同。习近平主张，无论中外，也无论古今，只要好的、适合中国的，适合现代的，都可以采用借鉴，该厚则厚，该薄则薄，中国的好思想可以为体，外国的好思想也可以为体，古人的好思想可以为体，今天的现代的好思想也可以为体，彻底打破了过去的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两分观点，也打破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的两分，充分表现出习近平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所以，习近平用典，是建设中国文化强国的需要，也是中国百多年来学西方的思想文化发展内在的逻辑需要。
　　习近平用典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文化上就是实现中国的文化强国梦，要实现文化强国，就必须立足中华传统文化。可是，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既博大精深，又泥沙俱下，如何继承、如何立足？因此，习近平用典，只有放到秦汉之后中国历史文化演进的大背景之中，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它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进入春秋战国之后，先后出现了管子、老子、孔子、孙子、墨子、荀子、孟子、韩非子、商子等大思想家，并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名家等不同的学派，把中华文化推进到繁荣和鼎盛时期。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最深远的，还是道儒法三家。从战国末期到晚清，中国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三个转型。
　　其一，是法家思想大蜕变：从法治蜕变为人治。其二，是道家思想大蜕变：从无为而治蜕变为丛林思想。其三、是儒家思想大蜕变：从以道事君变为专制工具。总之，从战国晚期到晚清，中国的思想文化的转型是内生型的，其共同的突出问题，一是去精华化，三家的精华大多被抽掉了，因此三家的思想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倒退了停滞了；二是三家的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结合，但总体上是互相排斥的。因此，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必须要打破原来的文化格局，对过去的历史文化进行大梳理大融合。习近平十八大后大量引用各家经典，对这种融合创新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提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第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所谓创造性的转化，关键在于继承什么、批判什么，在于肯定什么、否定什么。他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习近平一方面高度评价儒家思想，指出“有进步的合理的精华”，但也指出，“孔子思想既有唯心的，保守的一面”。不光是儒家，所有“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搬照用。第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要公平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家各派，打破各家各派的区隔，无论哪家哪派，只要是好的，都可以继承，不搞独尊。
　　所以，习近平在十八大后大量用典，也是本着这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想展开的。习近平用典常独辟蹊径，如王勃被大家所熟悉的是他的诗句“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但习近平却引用的他的法治思想“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苏东坡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本是描写观赏庐山风景时的感受，但习近平引用此诗却在于希望人们换个眼光看问题，表达的是一种辩证思维。他引用的经典，反映了他对各家思想的梳理和批判性继承；他引用了各家各派的思想，把不同的思想巧妙地融合于一体；他以道儒法三家为主，但也广泛引用其他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思想；他引用的是几千年几百年以前的思想内容，反映和论证的都是当代的现实问题；他引用古人不是为了守旧，而是为了创新；他继承过去不是倒退，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这些都是习近平对中华历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用典与培育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性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又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时，习近平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
　　因此，习近平用典，
　　是围绕如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中心目标来展开的。这也体现在《习近平用典》一书的篇章安排结构上，在十三个篇章中，其中的《敬民》、《为政》、《立德》、《修身》、《任贤》、《天下》、《廉政》、《法治》这八个篇章都是围绕着爱国、诚信、友善、法治、富强、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展开的。
　　比如，习近平同志在阐述“爱国”这一核心价值观时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遭遇各种苦难而“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并进一步指出爱国这一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就是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
　　再比如，法治是习近平的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组成部分。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目标。《习近平用典》也反映了这一重要治国理政思想。从《习近平用典》可以看出，习近平先后引用了韩非子的“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以及王安石、张居正、包拯、诸葛亮、王勃等人关于法治的思想。此外，他还先后引用了文子的“法者，天下之准绳也”、司马迁的“法之不行，自干贵戚”、东汉王符的“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等思想。
　　所以，习近平用典，虽然是习近平的文风、个人兴趣爱好和讲演的风格使然，但更主要的目的和意义还不止于此。如何恢复中国文化思想的主体性，如何创造性转化中国历史文化资源，如何立足于传统培育核心价值观，才是习近平用典的真正意义。
　　《习近平用典》一书对帮助读者们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很有裨益，但这本书的编者们也有必要继续努力，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内容更新等客观原因。《习近平用典》一书收集的材料截止2014年9月出版之前，但习近平用典的素材还在不断增加，编书的速度赶不上习近平用典的速度。短短的几个月，习近平又在许多讲话中用典。例如，2014年10月习近平引用了老子的“以百姓心为心”和“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2014年11月引用了老子的“上善若水”显然，过不了多久，《习近平用典》可以出续篇了。
　　其二，内容准确度有待提高。比如，《习近平用典》引用的孔子为9处、老子为6处、孟子为4处，但实际上习近平引用的孔子的次数至少有30多处，仅在北大讲话一次引用孔子的思想就有8处之多；引用老子的思想不下11处，引用孟子的思想也有11处。2012年至2014年底，习近平用典总数至少应当有300多处，书中只选用了130多处，选入的资料不能显示习近平用典的全貌。
　　其三，应纳入的内容有缺失。习近平引用孔子最多的是“和为贵”，至少引用过六七次之多，但《习近平用典》却没有选入。老子的“以百姓之心为心”非常重要，对理解习近平的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也非常关键。习近平十八大后第一次与记者见面时讲话的中心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以百姓之心为心”呼之欲出。其后，习近平2014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直接引用老子的话说，我们要坚持“以百姓之心为心”。在此之前，习近平至少也有两次直接引用了这句话。在“学习中国”APP中，可以发现早在2007年，习近平所写的《之江新语》中已经引用过“以百姓之心为心”；更早则是1989年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的著作《摆脱贫困》一书，他在《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一文中已经引用过“以百姓之心为心”，以此说明，“只要我们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的周围就会吸引和凝聚起千百万大众，还愁什么社会不稳定”。
　　其四，有些引语还应该援引更早的出处或加以说明。比如，《习近平用典》收入了明朝张居正的“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而读过《商君书》的人，都知道这句话实际上源于商鞅的思想，是著名的“商鞅难题”。习近平在2006年5月写的文章，没有点名地用了商鞅的“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的名句，并解释说，使法必行之法就是法治精神。编者在处理时，如果加几句对商鞅思想的解释就会更好。再比如，《习近平用典》收入了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习近平以此说明爱国主义的核心价值，这当然是很好的解释。但在解读部分，编者如能再进一步说明，这句话源自于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子产所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就能使读者更好的理解这种爱国情怀厚重的历史渊源。
　　今天，“四个全面”宏大战略布局与“一带一路”等重大国际战略正在逐渐展开，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也在不断丰富、不断发展。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习近平用典》将不断修订充实，内容必将更丰富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