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王道政治优胜于民主政治

　　儒家网按：1月24日，台湾儒家学者李明辉先生接受媒体专访，直斥“所谓的‘大陆新儒家’，主要是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这一评判引发了大陆学界的持续争鸣。曾亦、干春松、白彤东、唐文明等大陆儒学研究者纷纷作出回应，指出“港台新儒家”对传统中国政治肯定得太少，未必切近大陆现实，儒学复兴需要代际接力。此外，清华大学也举行了“港台新儒家与大陆儒学发展方向研讨会”，赵广明、黄裕生、赵法生、李存山等西方哲学、宗教学、中国哲学方面的专家借此对蒋庆先生的“政治儒学”展开了评议，指出大陆儒学必须面对西方的挑战，做出自己的合理解释。蒋庆先生作为此次事件的风暴眼，他会对此作出怎样的回应？儒家网联合新浪历史，有幸专访了阳明精舍山长蒋庆先生，以下是专访实录，特刊出以飨读者。
　　何种政制：民主政治最不坏，但王道政治更好
　　儒家网：李明辉在访谈中，说您对“港台新儒学”和“大陆新儒学”做了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的分判，对此他深不以为然，他说张君劢和牟宗三等所讲的政治儒学在台湾已经落实到宪法层面了，台湾不是没有政治儒学，而是已经落实。您是“大陆新儒家”中最明确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对于李先生所标榜的所谓落实了政治儒学的台湾政治，您作何评价？
　　蒋庆：对于这一问题，需要先对何为“政治儒学”进行界定。我所提出的“政治儒学”，不是一个泛泛的名词，而是一个专门的术语，即专指源自孔子《春秋》经的“改制立法”之学。我在《政治儒学》一书中曾对“政治儒学”进行了如下界定：
　　“政治儒学”是孔子依于《春秋》经创立的、融会其他诸经政治智慧与礼制精神的、体现政治理性、政治实践、政治批判、制度优先与历史希望的、区别于心性儒学与政治化儒学的、具有正面意识形态功能而能克服自我异化的、从春秋至汉至隋至近现代一脉相承的纯正儒学传统。
　　根据这一界定，张君劢先生和牟宗三先生所讲的政治儒学，就不属于这一儒学传统，而是另有所指。李明辉先生说张君劢和牟宗三所讲的政治儒学在台湾已经落实，这里的政治儒学是指“讲政治的儒学”，而不是“政治儒学”。我们知道，“港台新儒家”都非常关心政治，特别是关心现实政治，除张君劢先生和牟宗三先生外，还有徐复观先生更是关心政治，他们有很多讨论政治的文章，并且已经辑为专书出版。但是，由于“港台新儒家”的基本学术路向是心性儒学，他们讲政治时是从心性儒学的角度讲政治。从心性儒学的角度讲政治并无可厚非，而是中国儒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如孟子以不忍人之心讲仁政，大程子向神宗皇帝讲王道时称“诚心而王则王矣”，朱子向宁宗皇帝讲“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事无一不出于正”，蔡沉注《书经》则谓《书经》所载是“二帝三王心法”，王阳明《拔本塞源论》亦认为人类政治败坏的根本原因在于良知心体的障蔽陷溺。故心性儒学不是不讲政治的儒学，而是大讲政治的儒学，只是心性儒学这一“讲政治的儒学”不是从制度架构上讲政治，而是从心性本体上讲政治，从心性本体上讲政治自是中国儒学的一大优良传统。
　　但是，无庸讳言，只从心性儒学讲政治不能不有所蔽，即不能不“蔽于心而不知制”。传统心性儒学如此，以心性儒学为基本路向的“港台新儒家”也如此。这里所说的“不知制”，是指不知基于传统儒家基本义理价值之制，如不知基于传统儒家“王道”义理价值之制，而非指基于其他基本义理价值之制，如非指基于西方民主义理价值之制。所以，对“港台新儒家”而言，一讲到政治制度之建构，便脱离传统儒家的“王道”义理价值，而无条件地接受西方民主的义理价值，如热衷从政的梁漱溟先生如此，为民国制宪的张君劢先生如此，进行哲学思辨的牟宗三先生亦如此。
　　由此可知，李明辉先生说张君劢和牟宗三所讲的政治儒学在台湾已经落实，实际上是讲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台湾已经落实，而不是讲基于儒家传统义理价值“王道”的政治制度在台湾已经落实。也就是说，台湾建立的是一个西化的现代民主制度，而不是一个中国的儒家政治制度。正是在这一点上，“港台新儒家”与中国的自由民主派高度合一，“港台新儒家”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政制建构上丧失了儒家的自性特质，其追求的政治是“西方的政治”而非“中国的政治”，即是“民主的政制”而非“儒家的政制”。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今后的政治发展与政制建构走“西方民主的路”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深刻反省“港台新儒家”的政治诉求了，而中国今后的政治发展与政制建构走“中国儒家的路”也就成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了。
　　所以，从历史与现实来看，儒学内部判教的标准不在于儒学讲不讲政治，因为所有的儒学传统都讲政治，而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与以什么样的义理讲政治。以内在心性的方式讲政治，是心性儒学讲政治的方式；以外在架构的方式讲政治，是政治儒学讲政治的方式。以源自西方的义理讲政治，是在讲“西方的政治”；以源自中国的义理讲政治，是在讲“中国的政治”。“港台新儒家”以内在心性的方式与西方的政治义理讲政治，属于前者；大陆儒家以外在架构的方式与中国的传统义理讲政治，属于后者。这一儒学内部的判教，若平心而论，是不争的事实，大致不会相差太远，没有必要视而不见，不以为然。
　　记得李明辉先生曾经说过，环顾当今世界，除了民主政治外，再也找不到比民主政治更好的政治了，所以我们只能接受民主政治。这其实是邱吉尔“民主是最不坏政治”的另一种说法，也是现在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的共同看法。这句话确实是一个事实。但是，从民主的义理、制度、历史与现实来看，民主存在着许多问题，我在我的书中进行了专门论述，证明了民主并非是人类最好的政治。
　　那么，在现代世界找不到比民主更好的政治时，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只能接受民主政治吗？我的看法是否定的。因为在儒家看来，“理”尊于“势”且先于“势”，儒家的责任是“立理转势”而非“曲理就势”。就政治言，“人类最好政治”是“理”，现实中的民主政治只是“势”，而儒家有作为“人类最好政治”的“王道政治”为自己的追求目标，所以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有缺陷的民主政治，必须在改造民主政治的基础上追求“王道政治”，即必须以“王道政治”之“理”转化民主政治之“势”。否则，“曲理就势”而接受有缺陷的民主政治，就很难说是儒家的政治追求了。这即是说，儒家在政治上有比民主更高远更博大的理想追求，而不能把一种有缺陷的政治作为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鉴于此，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考方式对儒家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思考：在现代世界尚找不到比西方民主政治更好的政治时，我们为什么不能另起炉灶，充分发挥儒家的“创制意识”，以儒者应有的大智慧、大愿力、大气魄、大担当依据儒家的“王道”理想改造民主政治并超越民主政治，从而建立起一种吸纳了民主政治正面价值又比民主政治更可欲的“人类最好政治”呢？
　　这正是“政治儒学”的努力方向，也是“政治儒学”区别于“港台新儒学”的关键所在。牟先生当年对时代痼疾“无理无气无力”的针砭，也应体现在现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建构上。但是，非常遗憾，李明辉先生认为在台湾的政治发展中，儒学己不再具有建构政治制度的义理与功能，只能在观念上作为台湾政治的“纯批判者”而存在，因为台湾已经建成了儒家所追求的理想政治民主政治，儒家建构政治制度的诉求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即儒家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业已完成，只须在不触动既成政制架构的前提下对非宪政性的政治事务进行儒学批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儒家与自由主义及民主主义高度同质同构，不再具有本质的区别，因而成为“一家人”！无怪乎李明辉先生在《开放时代》的长篇专访中，并不讳言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李明辉先生是康德专家，康德哲学在本质上是启蒙哲学与自主哲学，故康德哲学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一大渊源，因而康德哲学与儒家的宗教保守主义性格相去甚远。李先生作为康德专家，深受康德启蒙哲学影响，坚决反对“政治儒学”“以教统政”的思想，并高度肯定西方自由主义。这对作为康德专家的李先生而言，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在“政治儒学”看来，李明辉先生把儒学理解为政治的“纯批判者”，是取消了儒学的“创制意识”与“创制功能”，有悖于孔子《春秋》经确立的“改制立法”原则，是一种儒学的“制度取消主义”，放弃了儒学创建制度与创造历史的伟大抱负，并且对“非心性之恶”没有对治的办法。因为我们知道，在现代政治中，恶往往体现为一种制度性的力量，“恶的制度性力量”只有用“善的制度性力量”去对治才能摧毁，单靠观念的“纯批判”很难凑效，尽管“观念的批判”对儒学而言也非常重要。
　　鉴于此，要有效对治现代政治的制度之恶，只有建立起善的制度，而按照儒学“王道”义理建构的制度就是一种善的制度，体现了一种“善的制度性力量”，即体现了“王道”的制度性力量，是一种比“观念性批判”更有力的“制度性批判”。这就为什么作为“政治儒学”的公羊家要强调“化性起伪”、“隆礼重法”而建立“圣王之制”的根本原因。所以，儒学在现代，既要作为“观念批判者”存在，又要作为“制度批判者”存在，而制度建构恰恰就是一种更深刻更有力的政治批判，只不过这一制度建构不是建构西方的民主制度，而是建构中国的儒家制度。
　　由此可见，“政治儒学”不接受民主政治作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与终极目标，有两大理据：一是“政治儒学”在政治义理上的优胜，一是“政治儒学”在文化本位上的贞定。此即是说，“政治儒学”所追求的“王道政治”，是义理上优胜于民主政治的中国式政治，故“王道政治”是“政治儒学”追求的终极目标，因而是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在“政治儒学”的两大理据中，政治义理的优胜是第一义谛，文化本位的贞定必须建立在政治义理的优胜上，故“政治儒学”不是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而是建立在政治义理优胜上的普世主义。这一道理我的书中讲得很多，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儒学复兴：“阳明学”与“公羊学”二学不可偏废
　　儒家网：您在确立儒家信仰时，曾向梁漱溟先生与牟宗三先生问学，可见您早期信奉的是心性儒学，但后来您基于公羊学进路提出的“政治儒学”却似乎横空出世，前无所承，因为康有为基于公羊学所推动的维新变法失败后，公羊学在中国大陆已成绝学。请问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放弃了心性儒学而走向“政治儒学”？另外，您所理解的心性儒学与“港台新儒家”所理解的心性儒学有什么不同？
　　蒋庆：确实我在接触儒学时信奉的是心性儒学，我基于公羊学进路提出的“政治儒学”也确实前无所承，我之所以提出“政治儒学”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百年来中国政治在义理上出现了偏差，在文化上产生了歧出，致使中国政治一直处在深刻的合法性危机中，即主要处在天道合法性危机与文化合法性危机中。具体来说，中国百年来均以西方政治（无论左右）作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使中国政治缺乏中国儒学的“理”与中国文化的“根”，中国政治遂成为无中国儒学之“理”与无中国文化之“根”的政治，最后沦为无中国之“教”的政治，即无中国文明自性特质的政治。正是基于这一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危机，我才远绍绝学，究心公羊，力图发掘出儒家的政治智慧与政治价值，为中国政治确立中国儒学的“理”与中国文化的“根”，最后使中国政治回归中国文明的自性特质，成为“儒家的政治”与“中国的政治”。也即是说，我之所以提出“政治儒学”的根本原因，是要克服百年以来中国政治在义理上的偏差与在文化上的歧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危机问题。
　　但是，我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只是在儒学的内部判教中分清儒学不同的治世功能，即分清公羊家所谓的不同“治法”，以便更好地运用儒学的不同资源来为中国的现实服务。因此，我并没有因为提倡“政治儒学”而放弃心性儒学，更没有贬低心性儒学，只是这百年来心性儒学偏盛，三代新儒家都宗心性儒学，“政治儒学”被国人遗忘，而中国又面临着政治合法性重建与改制立法的时代使命，所以这二十年多年来我才较多地强调“政治儒学”，希望引起国人的重视。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相比，是更为重要的儒学传统，因为心性儒学是实现“政治儒学”的前提条件，如果不能由心性儒学造就一代儒士君子，实现“政治儒学”的价值理想建构体现“王道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