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在野：杨朱与墨翟是先秦的自由派兼回应白彤东先生

　　（《南方周末》日前刊登了白彤东教授《自由的道家》一文，文章中批评了道家，和也批评了墨家。白教授认为墨家是传统学术中和文化大革命最激进的思想，不禁让人愕然。南方把过去一篇旧文辑录以及过往访谈之内容，重新发送，以不变应万变，当作是回应白教授的观点。）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语出《孟子滕文公下》，可见孟子所生活的时期，“杨墨之道”齐驱并行，都是先秦显学。
　　杨朱和墨翟究竟是怎样的人呢？“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是孟子的介绍，语出《孟子？尽心上》。意思是杨子奉行“为我”，是个一毛不拔的种，拔根汗毛就对天下有利，他也不干。墨子提倡“兼爱”，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哪怕从头到脚都受伤，只要对天下有利，也愿干。
　　一毛不拔与大公无私，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孟子的介绍给人留下了一个非常刻板的印象：这两个人都是走极端。杨子“为我”，他的学说主张极端自私，对公共事务没有一点点的关心；而墨子“兼爱”，他的学说主张极端无私，没有一点点个人的位置。
　　那么真实的情况果真如此吗？评价一个人，光听反对派的介绍，是有失公正的。两千年来人们评价扬子和墨子，皆从杨墨的反对派孟子哪里听一面之词，对扬子和墨子进行缺席审判，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还是让我们来看杨子和墨子本人的话吧：
　　道家文献《列子？杨朱》记载了杨子的原话：“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大意：“古时的人，要他损伤自己的一点点利益去让天下受益，他不会给予；要他穷尽天下来奉养自己一个人，他也不会拿取。如果人人都不损伤自己的利益，人人都不取利天下，，那么天下就大治了！”）
　　墨家文献《墨子大取》也记录了墨子的原话：“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害之中取小，求为义，非为义也。”（大意：“如果损害一个人能保存天下，也不可损害一个人以利天下；如果损害自己能保存天下，就可以损害自己以利天下。”“害之中取小，但强求他人去行义，就并非是行义了。”）
　　大家请注意，这才是真实的全面的杨子和墨子。杨子“为我”，虽然一毛不拔，但他说“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穷尽天下来奉养自己一个人，他也不会拿取。墨子“兼爱”，虽然摩顶放踵，但他说“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损害一个人能保存天下，也不可损害一个人以利天下。这才是真实的杨墨之道，是被儒家孟子所屏蔽的。
　　先来看杨朱的学说。杨朱之学被孟子简单的说成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后世儒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受孟子影响，也批评杨朱极端地自私自利，杨朱之学为世人所不齿，几无立足之地，秦汉时便销声匿迹。从儒家对杨朱之学的攻击，可以看出儒家对个人权利是何等的漠视，也可以看出儒家主流对个体意识是如何的缺乏理解。“一毛不拔”的背后，是杨朱对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高调宣言，这在儒家中国漫漫两千年是个稀缺品，从而导致了中国传统中个人权利和主体意识的缺位。儒门攻击杨朱是极端利己主义，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歪曲，实际上，杨子的为我主义主张“不予天下”“不取天下”，不是我的，给我我也不要，是我的，你要我也不给，不仅尊重自己的私有权利，而且还尊重他人的私有权利，这简直是中国最古典的人权宣言，是自由思想的一种非常质朴的表述。扬子的学说应用在政治上，就是反对强权独占，反对社会集体对个人合理利益的侵犯和强制霸道，杨子又说：“不横私天下之身，不横私天下物者，其唯圣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列子？杨朱》）杨子的“天下为公”基于尊重个体的前提，他认为一切外在的道德规范，皆不可侵害个人合理的自由。杨朱所主张的政府只能是象征式的小政府，因为杨朱反对社会对个人权利的过份约束。
　　再来看墨子的学说。墨子之学被孟子简单的说成是“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这就将墨子塑造成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孟子这样塑造墨子，不是要赞扬墨子，而是要造成一个印象“墨子是不近人情的”。儒门后生将兼爱学说歪曲成消磨主体的强制，说墨子兼爱是强人所难毫无商量的霸道，无不是受到孟子描述法的影响。然而墨子说：“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求为义，非为义也。”这是墨子“兼爱”非常重要的特征，也就是兼爱的非强制性，兼爱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具有志愿性，是可选择项。这是非常重要的，抽离了这一点，兼爱也就不是兼爱，就变成了“以理杀人”，墨家也就不是墨家，就变成了“大公无私”的马列党。那么，到底什么是兼爱？墨子说“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墨子的这个兼爱与西方人后来所说的平等博爱实在没有什么差别。“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天志上》）兼爱落实到行动上，也就鼓励相互兼容和相互友爱。兼爱是自由的沃土，非攻的行为方式就源自兼爱的自由哲学。墨子以天志兼爱的学说鼓励非命，包容“为我”的奋斗，又以非攻划出“为我”的边界。兼爱说了千千万，落实到最后，是一个非攻，非攻不仅仅是反对侵略战争，而是广泛包括“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贵不傲贱”，“诈不欺愚”。非攻，既意味着捍卫自己的领地，也意味着尊重他人的领地。确保神圣的合法私人领域不容丝毫侵犯，自由就有了依托。非攻不仅很接近于近代群己权界的观念，而且与以赛亚？伯林、哈耶克所谓“消极自由”遥相呼应。墨子的兼爱学说应用在政治上，就是《尚贤》《尚同》《法仪》。所谓《尚贤》，乃是启动贤的竞赛“皆竞为义”打破政治垄断：“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所谓《尚同》，乃是崇尚“合同”求取共识：“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说的是民选天子政长，画分万国。“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说的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正义，不可用自己的正义统一江湖，而必须在“十人十义”的基础上归纳民意“总天下之义”，自下而上求取共识，然后以共识为律，自上而下遵循共识执行共识，这叫“上同而不下比”，“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以非之。”这里面的“是”和“非”皆依共识而行事。所谓《法仪》，乃是崇尚法治，依法治国：“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莫若法天”“以天之为法仪”。《墨子》从尚贤到尚同再到法仪，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政治学说。一边力争拓宽民权，一边讲法治，是墨子学术的思路。如果说杨子的古典自由文本不足不成体系，那么，墨子的学说则是较为完备的中国古典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有多种形态，其本质特征是主张以立宪政治保障个人自由”。墨子学术是符合自由主义本质特征的。在西方人实践平等博爱已经富有成效的今天，儒生们依旧对兼爱横加指责，这反映出儒家主流对普世道德价值如何的抵制心态，也不难看出儒门所谓道德仁义是如何的虚伪。
　　真实的杨墨之道，是非常深刻的，都是中国最原生态的古典自由主义。所谓“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歧路亡羊，杨子见歧路而哭之，说可以南可以北，迷途的羔羊，你为何不思虑呢。染坊做工，墨子见染丝而悲叹，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择染这件事不可以不慎重啊。杨朱和墨翟，皆将自己的学说视为人们的可选择项，都提示人们要慎重选择，这在在前秦思想史上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当两者相遇，是怎样的情境？据《列子？杨朱》记载：墨子的弟子禽滑釐与杨子对话，双方各陈己见，几句话下来，杨子“弗应”而禽滑釐“默然有间”，都陷入沉思，禽滑釐最后说：“我没有什么话可回答你。但是拿你这番言论去问老聃、关尹，那么你的话是正确的；拿我的这番言论去问大禹、墨翟，那么我的话是正确的。”在那个由于门户之见动辄谩骂的时代，杨墨相遇竟然连激烈的批评都没有，如此相互宽容相互理解，究竟在向我们暗示着什么？
　　是的，如果深入辨析，我们不难发现杨墨之道并非像孟子所认为的那样相互抵触，而是相互兼容，杨子说“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列子？杨朱》）杨子之道为我而不侵物，正与墨子“非攻”相通。墨子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加于己。”《墨子大取》。墨子之道爱人而不外己，又正与杨子“为我”相容。杨子又说“生相怜，死相捐。”（《列子？杨朱》）这与墨子所言“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墨子修身》）是何其相似。杨子又解释“生相怜”，说这并非只是动之以情；而是要能使劳苦的得到安逸，饥饿的得到吃饱，寒冷的得到温暖，穷困的得到显达。这与墨子所言“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乐上》）是同样的悲悯情怀。杨子又解释“死相捐”，说这并非对死者不表示悲哀，而是不给他嘴里含入珠玉，不给他身体穿起锦衣，不给他祭礼供上牺牲，不给他墓里藏进冥器。这又简直是墨子《节葬》思想：“丧虽有礼，而哀为本也”的翻版。杨子说“人人不损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墨子则说“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所谓天下大治，我管好我的事，东南西北的人又管好东南西北的事，如此而已。杨墨治理之道英雄所见略同，都指向了自治。
　　杨墨之道为何能相互兼容？这里面的关键是杨子和墨子都认识到了非强制的宝贵。当杨子“为我”的时候，对他人没有强制，当墨子“兼爱”的时候，对他人也没有强制。杨子之道讲究“不取天下”，所以强制他人当然是非正义。墨子之道讲究“求为义，非为义也”，强求他人去行义，并不符合墨家之义。他们都非常愿意尊重主体意识。墨子从兼爱出发，保护的是人们合理的私利。杨子从“为我”出发，保护的也是合理的个人权利。这正是杨墨之道可以相互兼容，可以并行天下的根本原因所在。以至于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之说。
　　当然，这并不是说杨子之道与墨子之道完全相同。集体主义者也许都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但自由派每一个都不一样。杨朱独善其身，是非常消极的自由派。而墨子兼爱天下则是非常积极的自由派。请注意：这里说的是积极的“自由派”，而不是“积极的自由”派。墨子是积极的自由派，但不能说“墨子追求积极的自由”。众所周知的是，墨家的暴力只用来维护社会底线，在墨子时代，墨家的武力仅仅只是非攻而已。这实在是严格地追求消极自由。墨子与杨子的不同在于：墨子只是用积极的态度来维护消极的自由，所以说墨子是积极的自由派。杨朱是个自了汉，只管自己的消极自由，不管他人的消极自由，所以说起来杨子只能是是消极的自由派。今天我们回头来评价杨子与墨子，当然其实还是墨子更接近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像杨子那种“独善的个人主义”，要么隐入山林，要么搞出个乌托邦，都是没有自由的前途的。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自由必须在社会中，在与人交往中才能获得。所以墨子讲兼爱，又讲交相利、兼相爱。有友爱才能既维护自己的自由，也尊重他人的自由。在自由受到侵害的时候，还必须认识到要互助，要结成社团来维护自由。这样的自由之路才是现实的。个体权利的维护必定要在大社会之中才能得以实现。认识到这一点的，只有墨家。
　　当然，话又说回来。墨子与杨子虽稍有分歧，但是皆体认自由，故此可以和平共处并行而不悖，杨墨之道也就齐驱并进皆成为先秦显学，以至于“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是中国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先秦学术的总体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