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孙大光文选》序言

　　大光与我同庚，都出生于五四运动的前夕一九一七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参加一二九运动，随后入党的。这时大光在上海已是团省委巡视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出身贫寒，只读过初中，十六岁从家乡安徽来到上海当学徒，十七岁起就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而由上海到广东，由广东到川贵，由川贵转到东北，长期战斗在党的地下工作战线上。长春解放前，他曾任国民党的市社会局局长。直到一九四八年，他才回到解放区党的干部队伍。
　　五十年代我们都在工交部门做负责工作，但没有来往。一九六四年，大光任交通部部长，当年大概是最年轻的部长，这说明他很有才干。文革时期，我们都身陷囹圄。大光于一九七五年复出，转向资源勘探最重要的岗位，任地质部部长。我于一九七九年平反复职，仍在电力部；一九八二年转到中央组织部，主管第三梯队工作（选拔年青的省、部级预备干部）后，才同大光在工作上有些接触。当年以四化标准选接班人，即年轻化、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
　　大光在这方面倾注了极大精力，显示出他的眼光、见解和走在时代的前面。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他的一篇总结性文章：建设第三梯队是历史赋予的责任。开篇的几句话我最有同感：我来地矿部工作已经九年多，深感地质工作必须由内行来领导，如果自己不懂，工作起来就象是隔靴搔痒。如果一大批领导骨干不懂得或不很懂得专业技术知识，就会贻误整个事业的发展。过去，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吃过没有知识的亏。在地质系统各级领导干部中，他已经进行了四年调整：省局级班子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百分之六十七，专业技术干部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七十。部党组成员六人，除我以外都有大学或研究生学历，懂得业务的管理。部机关司局级干部中，有大专学历和专业技术干部达到百分之七十。他还谈到：对选第一、二把手，除政治上坚强和有组织能力等条件，特别注意两个‘深字，一是对战略问题的深谋远虑，二是在处理具体工作时的深思熟虑，特别注意他们是否善于团结一班人，是否能知人善任，是否有改革精神，勇于？K善于开创新局面。特别是最后一句话，回想当年建设第三梯队时种种阻力，有文凭没有水平等等，他确是有胆有识的排头兵。有人曾写文章，说应给大光颁发一项伯乐奖。
　　我同大光更多交往，是在两人年近古稀，退为中顾委委员之后，每逢开会，见面就多了。大光少年时即酷爱文学，且喜动笔。在地下工作时期，读过《史记》和中国通史等方面史书。后来在繁重的工作岗位上，仍挤时间读书，熟读《资本论》和马恩列斯著作，不仅文史哲，尤其经济方面有广泛学识，这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是少见的。他思维敏捷，思路开放，言语直率，胸怀刚正；经历了几十年风雨坎坷，始终保持着一个真正革命家的脚踏实地又大胆无畏的风骨，以及对社会对历史的责任感。一九八九年春那一场政治风波时，我们中顾委的一些老同志，目极时艰，忧虑国势，想给中央写封建议信。我在电话里同大光讲了信的内容，他完全赞成，便让我代他签上了名字。这封信虽未能发出，还由于其他情况，中顾委特为我们几个人开批判会。在那样一种旧习重现的形势下，大光不随风、不趋势，决不做任何违心的推波助澜之事。还记得一次会上，他被点名对我发言、他昂然站起拒绝了：我没有话要讲。
　　我是喜欢舞文弄墨的。过去我？K不知道大光善写文章，这本《文选》共收文章九十篇，跨度六十一年。他委我先睹，真是一快。大光从十六岁起便在上海、广东、重庆等地报刊，发表了大量抗日救亡的文章，从经济、军事、政治到文化，涉及面很广，读来如见当年华夏大地的烽火硝烟，如闻国人老少的呐喊呼号，其真实、生动的记录，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担任全国交通和地质领导岗位期间，文革以前的几篇长文，第一篇就谈利用价值法则改进企业管理；其他多从微观到宏观谈具体业务，可见工作细致深入。一九五三年发表在《人民日报》的长文《利用价值法则，改进国营交通企业的经营管理》，是批评当年交通部系统的工作缺点的。大光时任计划司司长，部领导曾不同意发表，经过力争，终得部长首肯。格于当时政治气氛，参观大庆也还是多谈业务和技术管理；全国交通会议谈五反运动，今天读来也还有某种现实意义。最具个性的，还是八十至九十年代的文章，或调查、或报告、或书信、或论述、或回忆，内容充实直抒胸臆，读来倍觉亲切。从中可见大光对事业的忠诚，对工作的勤勉，对同志的友爱，对真理的执著追求。
　　最能表现大光为人的刚毅正直和对历史负责任的文章，是《我说了，我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一篇写给中顾委领导同志的信，时间是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日，当时正逢一场经济风波，银行提款，市场抢购。信中谈四个问题，一是物价问题，必须严格控制通货发行，？K提高存款利率。二是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在经济理论和有关政策上，目前还相当混乱。过去四十年最大失误是违背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的方针政策，经济建设遭到连续的大挫折，必须同彻底批判经济战线还存在的极左思想，以明确今后路线。三是关于透明度，即公开化和民主化的问题。由于当年政协和人大两会民主空气活跃，提出一些尖锐问题，从而谈到党的会议定要大大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党的生活公开化、民主化，首先应开放舆论，依靠新闻媒介的监督，包括对党中央、国务院及其领导人的监督。四是党风和党建问题。这是全文的重点，篇幅最长。从许多重大贪污受贿案看组织严重不纯，腐败风气严重地侵蚀我党。批评紫阳同志下去视察，谈的只是经济问题，没有抓党风建设，听听下面呼声，认为这是总书记的首要任务。从而是谈到社会风气之坏前所未有，讲了四点：
　　、人们谈论三上三下：上樑不正下樑歪，上行者下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批评国务院成批进口豪华轿车，滥建楼堂馆所；南京重修一所高级宾馆，我们的国务委员，书记们住起来心安理得。高级决策机关和关键人物例外，就注定整党要走过场。
　　、关于高干子女出国和工作安排问题，社会上流言甚多（有真有假）小平同志说：要从我的子女查起，这证明小平同志是伟大的，希望不要辜负了他的愿望，因为社会上对他的子女也是颇有非议的。必须在最高领导层中打破一切庸俗习气，切不可搞官官相护。我在中央会议上反复建议，要把社会上关于高级领导的一些传言查清，公诸于人，以正视听，但没有人理睬。还主张党和国家领导人子女一律不要经商，已经担任职务的一律退出。
　　、关于干部的使用，我们也还没有真正做到任人唯贤。
　　、现在我们的高层领导住的深宫，吃的特供，出门火车专列，汽车则警车开道，前呼后拥，里外三层，平民百性怎敢怎能倾诉衷肠？党中央不能令行禁止，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长此下去，将伊于胡底？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豈是危言耸听？
　　十二年之后，重读这篇文章，许多话是正对今天情势而言！这封信在中顾委大光所在小组宣读过，博得全体委员的一致赞成和热烈掌声。
　　在一心为公方面，大光更是身体力行，堪称楷模。他是知名的书画收藏家，过去一部分工资用到这方面。一九八七年，他将一百九十一件古代书画珍品捐给安徽省博物馆（在地质部礼堂展览时我去看过），所得四十多万圆奖金悉数献给家乡教育事业。一九九年他又把所藏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李可染、吴作人、关山月、傅抱石、石鲁、黄胄、李苦禪、谢稚柳等近代当代大师、名家的作品（大多是画家相赠的）五十幅义卖，将所得四百五十万圆再次捐献家乡办教育。我在报上见到这个消息，衷心感佩大光的高风亮节。
　　由于年事都高，身体欠佳，我们之间来往日少，不过我觉得，我们的心是时时刻刻相通的，尤其遇到重大关键事件时，更有此感。读著他的这些文章，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加深了对同年友的感知。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光是一位不欲声形的智者，在夕阳晚照中，他一直以一种宁静的心态和目光，关注着党和国家的今天和明天，既抱着美好的期望，尤怀有深深的忧仲。我想念，这部《文选》会给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得到史识，得到激厉，还会得到某些安慰和满足。？？？二年四月
　　据《李锐近作世纪之交留言》，中华国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2003年香港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