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训东：是谁滋养了“博科圣地”？

　　在西方媒体忙着报道巴黎《查理周刊》遇袭时，西非国家尼日利亚爆发了一场令人震惊的屠杀。从1月3日起，尼日利亚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袭击，烧毁了至少16个城镇和村庄，在5天时间里，屠杀北部城镇巴加2000余人，杀得巴加几成死城。即便是在中东乱局中崛起的IS极端势力，也没有像这样一次屠杀如此多的平民的记录。
　　尼日利亚实行西式的多党自由选举制度，2014年刚刚取代南非成为非洲第一大经济体。这样一个听起来“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的国家，应该是非洲人民心目中的王道热土才对，居然能出大屠杀这样的事情，真是太不科学了。然而，事实就是这么残酷。这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的国家百病缠身，而“博科圣地”只不过是它近年来遭遇的一场急性病而已。
　　“博科圣地”是尼日利亚国内一支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2002年发迹于该国北部的迈杜古里，2004年后逐步扩散至整个北方地区，2009年以后活动轨迹开始蔓延至其他地区，范围已经超出了国界。2011年，“博科圣地”袭击了联合国驻尼日利亚代表处大楼。2013年5月，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宣布博尔诺州、约贝州和阿达马瓦州进入紧急状态，下令剿灭“博科圣地”。可悲的是，在美式反恐的全球战略下，“博科圣地”直到2014年2月才刚刚入列“恐怖组织”名单。然而，这一远离美国利益中心的组织却日渐强大。
　　病毒总是借助机体自身的弱点而起作用。作为一个生长于尼日利亚本土的组织。“博科圣地”的发生与成长同该国复杂的内外环境息息相关。作为一个脱离英国殖民独立建国的新国家，当代尼日利亚政治体制几乎完全仿照美国的联邦共和制。同时，该国至今仍是英联邦的成员国之一。殖民后遗症困扰这个国家多年，政治革命彻底，社会革命几乎不存在，尼日利亚成为了政治争端与族群冲突的温床。
　　如同许多非洲国家一样，尼日利亚并不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政治统一体，而是一个由英国殖民者用外力在短期内捏合成的国家，国家认同与公民身份都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就连中央政府都被某些族群主导，难以获得其他族群的认同。尼日利亚共有1。7亿人口，有250多个部族，宗教信仰的边界与族群、地域边界重合度极高：位于北方的豪萨富拉尼族主要是穆斯林，少数为基督徒，西南部是约鲁巴族，穆斯林和基督徒夹杂，而东南部伊博族，大部分为基督徒，少数是万物有灵论者和伊斯兰教徒，中间地带的居民中流传着数百种不同的信仰，他们和周围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也有频繁的冲突。穆斯林为主的族群和基督徒为主的族群相互到对方的地盘上传教，这本身就足以引发很多争端。即使没有“博科圣地”这样一个组织存在，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也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历史上多次出现死亡上千人的宗教骚乱。而有着如此极端的“圣战”口号的“博科圣地”，无非只是在这场利益乱斗中，给一部分群体搭建了组织和武装平台。
　　更要命的是，尼日利亚的经济社会分层与地域和宗教的边界也出现了极高的重合。东南部伊博族人居住地区历史上就比较富裕一些，独立后长期主导政府运作。60年代初，在伊博族人控制的地区发现了大油田，而伊博族人试图垄断资源，不愿意与其他族群分享，这就引发了豪萨富拉尼人与约鲁巴人的忌恨。石油利益的分配，在60年代引发了军事政变，之后又爆发了大规模内战，尼日利亚人口损失达到数百万之巨。但内战的结束并不是冲突的结束，即便在尼日利亚终结军政府统治、实行多党选举之后，武装冲突在这个国家仍然是家常便饭。北部穆斯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落后，更是为极端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社会基础。
　　从数字上看，尼日利亚的GDP已经超过南非，位居世界第21位。但这个数字跟民众的生活水平之间的确没有太直接的关系：（1）要考虑到尼日利亚的人口是南非的三倍以上，这样一算，人均GDP只有南非的三分之一；（2）GDP的百分之四十，政府收入的百分之八十来自石油产业，但石油产业又主要分布在东南部，只是为东南部解决就业，对其他地区的贡献很少。但由于地方官员严重的腐败和渎职，即便是东南部的民众，也未能从石油工业的繁荣中获益多少。在尼日利亚，提供最基础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是各州政府的义务，而不是联邦政府的义务，但州政府经常无视这种义务。五分之一的儿童在5岁之前夭折，相当于每年死亡100多万，这是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3）对GDP贡献较大的制造业、服务业主要集中在拉各斯、卡杜纳、哈科特港和阿布贾四个城市，其中只有中北城市卡杜纳算是跟北方擦点边。但即便它也是分裂的，穆斯林住在城市北部，基督徒住在城市南部，二者经常发生冲突。北方地区经济落后，穆斯林民众缺乏谋生的手段，而人口又在不断增长，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一个火药桶。
　　让我们来看看“博科圣地”本身的政治目标及意识形态。“博科圣地”，阿拉伯文为，直译为“传播先知教导与圣战人民组织”。该组织一度有一个非正式的名字“Yusifiyyah”，其阿拉伯语意可以理解为“约瑟夫的使命党”。此名来自于组织的创始人穆罕穆德约瑟夫。而这个诨名的组词形式，与著名的“瓦哈比派”（，读作alwahabiyyah，主要由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倡导的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派别，主张用“圣战”争取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类似，均为人名连接词尾构成。在其发源地尼日利亚北部城市迈杜古里，当地老百姓用豪萨语称之为BokoHaram。这里Boko的意思是“虚假的、西方的”，其字源据信是英文“书籍”（book）的变音，因此引申为“西方的教育”。Haram出自阿拉伯语，本意为禁忌、犯罪。两词相连，意为“禁忌罪恶的西方教育”。作为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该组织的信条为反对西方文化、现代科学、西方教育制度，反对民主选举投票，反对穿衬衫、穿短裤，在该组织眼中现今的尼日利亚是被非信徒所控制。也就是说，它抵制一切腐蚀穆斯林的西方事务，这样的教义在极端穆斯林和下层青年人中有相当大的号召力。在该组织活跃的尼日利亚北部地区，这样的宗旨与口号响应了极端伊斯兰者面对现实政治腐败以及道德正确的需求，在政治的对立中划分出“我者”与“他者”，更强调与尼日利亚现行的政治体制（即西方）的对立。在尼日利亚国内法律系统被滥用，政治黑暗，并且治理不善，腐败盛行，完全忽视基本的服务和教育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群众对现状极度不满。对非洲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身份认同的凭证，在这样的背景下，“博科圣地”很容易获取一些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此外，在实行议会多党选举制度的尼日利亚，政党间权力斗争使“博科圣地”成为暗中争相拉拢利用的对象。有证据显示，人民民主党和全体尼日利亚人民党都曾为争取“博科圣地”的支持而对其妥协，甚至向其透露机密信息。政治精英阶层为谋取自身利益，甚至将“博科圣地”作为一种政治斗争工具。这也为“博科圣地”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它利用某些政治精英的腐化心态，渗透进尼日利亚政府内部。就是这样看似与文明背道而驰的荒谬主张，在“文明冲突”的国际与政治败坏的国内环境中得到几个方面势力的支持，这是“博科圣地”存在的根源所在。
　　在“博科圣地”与ISIS及基地组织的关系上，无论从行动方式，还是从武器来源、组织架构上来看，几者都有着相似之处，有观点指出“博科圣地”已经效忠于ISIS。另有消息指出，“博科圣地”和基地组织在北非马格里布和东非索马里的分支机构有联系。2007年，尼日利亚政府曾逮捕过一批涉嫌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有报道称，2011年6月16日阿布贾警察总部自杀式爆炸袭击就是由从索马里接受过专门训练的“博科圣地”成员所为。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大量武器越过撒哈拉沙漠进入尼日利亚。武装分子活跃在尼东北部和喀麦隆、乍得交界地带，很难完全铲除。然而，在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战略架构下，“博科圣地”，及其背后的瓦哈比主义原教旨倾向均无法得到真正处理。“反恐战争”打击的目标极具战略选择性，“反恐战争”的口号与其真正打击目标之间高度不统一。随着阿拉伯世界2010年开始的动荡，这一口号的错乱本质进一步凸显，沦为维护主导“反恐联盟”国家利益的手段。所以出现中东地区越反越恐，瓦哈比化扩张速度加快，地区碎片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严重问题。而“博科圣地”这个中东之外的瓦哈比化伊斯兰组织得以出现并发展，与这种“反恐战争”战略的本质错乱更是关系密切。
　　“博科圣地”是生长在当代尼日利亚土地上的一朵恶之花。滋养它的，是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与尼日利亚今天严重的经济发展失衡、贫富分化、政治管理失效和腐败等问题。打开媒体，看到的几乎都是又有多少人死亡、受伤，多少房屋被毁，图片里都是尼日利亚的平民绝望的眼神、燃烧的车辆，可是这种平面化的报道是否真正有价值？简单仿照西方国家对待挂着“伊斯兰”旗帜的“恐怖主义”那样，试图在现有僵化的西方国际关系与政治思维内部，把它放上“恐怖组织”的国际名单，抨击“伊斯兰的愤怒”，通过媒体谴责、咒骂、抗议，是否是一个可行的解决之道？
　　真正有意义的解决路径，是避免陷于媒体那种简单化、标签式的分析方法，剥去伊斯兰、政治、西方等种种外衣，放弃那种对于某种制度的盲目信任，既能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语境下思考，又能进入尼日利亚社会的具体语境，从根本上思考改换滋养“恶之花”生长土壤的方法。尼日利亚靠卖资源，完全可以做到GDP数字年年攀升，但这改变不了它百病缠身的事实。如果发展的成果分配高度不公，无法惠及普通民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最后不过是壮大了极端主义组织的群众基础而已。这是尼日利亚的教训，但绝不仅仅是尼日利亚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