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波：高薪养廉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安排

　　在一个现代自由市场内，存在劳动分工和资源配置。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在市场经济内是通过劳动市场配置的。政治职位，作为社会中上千种工作的一种，也是通过市场来配置的。不过在市场中，买者是所有社会成员，卖者是毛遂自荐的各位竞争上岗者。政治职位的工资也是由供需关系决定。
　　在一个有充分自由竞争的政治市场，存在高度的流动性。每个选任性职位的竞争每两年或四年发生一次。充分的流动性决定资源的定价可以直接从市场观察而得，不必比照一个更具流动性的市场来一个模型定价。政治职位的工资有时看似由职位在任者自行决定，其实不然。在任者可能在任内决定自己或下任的薪资，但在下次选举中选民会综合他的薪资和各方面服务来决定是否续约。所以我们看到在任者有加薪的，也有减薪的，如法国总统奥朗德。还有一种情形是直接公决来决定薪资问题。在这两种情形下，薪资问题决定于市场。太低，则无胜任之人会愿意出任；太高，则质次价高者不得续约，另外的竞争者会竞相降价招徕。这种市场以欧美为例，特例为北欧诸国。
　　另一方面，在一个没有自由竞争的垄断市场，薪资也是由市场决定的，但薪资会比自由市场的高得多，因为包含了垄断利润。垄断利润以消费者即选民的利益受损为代价。这种情形下，价格往往出于生产者的内部成本估算（如同公营水电事业），导致成本居高不下。生产者会尽量高估自己的机会成本。由于这种垄断市场的流动性（liquidity）也差，如同金融市场中某些高度复杂的衍生品，政治人物的薪资往往也要像衍生品一样进行模型定价（marktomarket），即比照一个流动性高的产品相似的市场的产品来定价。这种市场以高薪养廉的新加坡为例。
　　和银行内的任何模型定价一样，新加坡的政治市场的供应方选择了定价最高的一个比照市场。他们对照的不是欧美的任一个联邦级或市级的政治市场，尽管它们的相似度很高；而是比照了新加坡的企业高管。在去年以前，新加坡部长级的薪水与新加坡薪水前几十名的高管医生律师等挂钩，现在则是与前千名挂钩。这就是高薪养廉的由来。
　　廉洁是不是高薪的一个充分的理由呢？不是。决定一个国家政治人物的廉洁度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透明度。再用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知识来解释。通常经济学家对一个市场的基本假设是市场信息是免费并立即地发布到所有市场主体，卖方和买方能立即根据实时的市场信息调节自己的市场行为。现实差得很远。信息往往是不公开的，或者只公开给某些人，或者信息要很久才能到达一些人。经济学研究表明，通过信息不透明排除的市场参与者越多，市场交易越少。在这种流动性很差的市场中，价格比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高，因为价格包含了流动性溢价（liquiditypremium）。以新加坡为例，政府信息公开很少。垄断卖方极力遏制言论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来给自己增加流动性溢价。一家报社，一家电视台，政府控股。很多买方即人民应知而未知的信息被封杀，没有信息公开法（RighttoInformationAct）。不小心爆出的丑闻出现后无人负责。如NKF丑闻后卫生部无人辞职或被谴责。LehmanMinibonds丑闻后金管局照样工作，无人辞职或被谴责。这样做不只是封杀了负面消息，而且增加了政治工作的神秘性，使其更不透明。低服务品质和未爆的丑闻则数倍于已爆丑闻。纳税人不知道他们交钱买的是什么服务，为什么会比别的发达国家贵得多。这些人才没有掌管核密码箱的重大责任，没有照顾上千万人的负担，却索取几倍于他国政治领袖的薪水。
　　在比照作价中，也是尽量高估价格。政治职位与私营企业管理职位不同，风险低得多。一个政治职位拥有者，可能大学毕业后即加入政府，从公务员或低级政治首长做起，一步步往上升直至退休，退休前为最高点，绝无企业界大起大落，就算CEO也可能被开除的情形。按现在的计算方法，每年比照的前几十名企业界人物年年换，政治人物却稳如泰山。如此，政治人物一生平均薪资会大大高于他某年比照过的企业人物的一生平均薪资。
　　为了校正记入这些不同点，首先须把政治人物与企业人物的一生薪资相比较。新加坡政府拥有所有受雇人士的薪资资料，技术上毫无困难。与企业界人士一辈子的平均薪酬相比较，政界薪酬会大大降低。这种比较不只是比较第一份工作到比较那年的，也包括比较那年到退休的时段。企业界人士往往在当年比较后掉出最高薪的榜单，而政界人士的薪资则在这次比较后继续上升。
　　第二，要剔除一个很大的风险溢价。由于私营部门个人发展的风险大得多，厌恶风险的大多数人会接受更低薪资做公务员，因为政府工作近乎零风险，按部就班，以美国政府部门和公司的薪资差别可见。真正的比照定价要剔除这个风险溢价。以上述几个丑闻而言，对政府部门几无影响；而类似的丑闻对企业来说就会造成相当多的辞职和被开除，如最近摩根大通事件。
　　政府和公开上市的大企业一样，面临一个代理人问题。但大企业的信息公开较多，如公开公司高管和前几名薪资最高人员的薪酬等措施。在发生问题时，也能较迅速的处理，因此代理人问题控制在较小范围内。但政府的信息公开往往不如企业，例如新加坡政府的官员收入并不公开，只是内部报告。在发生问题后，也较难处理相关责任人。因此信息公开度低，透明度低，人民被迫买贵的买个放心，造成了政治人物薪资的高企。低效率和浪费也使人民买到的服务的价值大大打折，不过这在讨论的”廉洁”范围职位，就不详述了。
　　综上所述，高薪与养廉只有较弱关系，廉洁的根本保障是信息公开。在一个垄断的政治市场中，必须比照另一个较具流动性的市场来确定市场价格。如果不得不比照私营企业薪资，则必须做两个修正，以记入公营和私营部门的不同点。更恰当的方法是比照一个自由竞争的政治市场。但最终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培育市场成为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这样则无需模型定价和伴随其而来的各种争议。价格即政治人物的薪资可直接由市场交易而得。信息公开和自由竞争才是最终的正道。
　　高薪养廉只是从一个垄断市场到一个自由竞争市场的过程中的一种可能的政治安排。它具过渡性，是暂时的。
　　没有政治市场的情形须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