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七种理解

　　摘要：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所理解的民主呈现出多样性。概括而言，主要表现为如下七种：民主即为民本；民主即为君主；民主即为民权；民主即为自主；民主即为民治；民主即为平民政治；民主即为共和。由此而言，问题的关键不是强求大众清一色的认知民主，而是理解每个人使用民主的方式。
　　关键词：民主民权民主政治近代中国人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政治学说不断输入中国。对于其中的核心政治概念民主，近代中国人大致经历了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近代中国人用自己的前理解去理解民主，表现出理解的多样性。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七种理解：
　　一民主即为民本
　　近代中国人对民主概念最为常见的理解，就是以固有的民本思想来比附。
　　曾纪泽在1879年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与民同乐，则民不怨，暗合孟氏（指孟子引注）之遗说焉。此两国（指英法引注）之所同也。也就是说，英法两国都是民主之国，这暗合了孟子民本学说。王韬（1879年出游日本）在评价日本人冈本监辅的著作时也有此倾向：冈本近日又著《要言类纂》，就古今言理诸书，综其要而隐括之，皆孔孟遗意。薛福成曾对民主之国进行分析：大抵民主之国，政柄在贫贱之愚民；而为之君若相者，转不能不顺适其意求媚。夫至可凭者，民情也，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至无定者，亦民情也。民主之国，其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广益，曲顺舆情；为君者不能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纵其无等之次；即其将相诸大臣，亦皆今日为官，明日即可为民，不敢有恃势凌人之意。此合于孟子民为贵之说，政之所以公而溥也。然其弊在朋党角立，互为争胜，甚且各挟私见而不问国事之损益；这也是以民本思想来理解民主。
　　比较典型的是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康有为把《孟子》里说民为贵解释为：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严复认为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皆吾国孟子所已发。问古今之倡民权者，有重于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三语者乎？殆无有也。孙中山在晚年的时候认为：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称尧舜，就是因为尧舜不是家天下。尧舜的政治，名义上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所以孔子总是信仰他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他那个时代，已经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经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长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为民造福的就称为圣君，那些暴虐无道的就称为独夫，大家应该去反抗他。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二千多年前已经早想到了。而他所说的民权就是所谓德谟克拉西，由此可以说他把民本与民主混同起来。就连留学美国的胡适也有如此之见解：主权在民与立法权在民，非一事也。孟子主张主权在民者也，而未尝言立法权在民，此间有历史上关系，不可遽责古人。
　　我们今天自然不会赞同上述看法。其实，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已经洞察出民本与民主之本质不同：
　　夫西洋之民主主义（Democracy）乃以人民为主体，林肯所谓由民（bypeople）而非为民（forpeople）者，是也。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民本主义，乃日本人用以影射民主主义者也。其或径用西文Democracy而未敢公言民主者，回避其政府之干涉耳），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
　　二。民主即为君主
　　近代中国人一般都认为泰西各国政体分为君主、民主以及君民共主三类。比如，黄遵宪（1879年）认为：环地球而居者，国以百数十计。有国即有民，有民即有君。而此百数十国，有一人专制称为君主者，有庶人议政称为民主者，有上与下分任事权，称为君民共主者。薛福成（1890年）说：地球万国内治之法，不外三端：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梁启超认为：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非有孟的斯鸠（法国人，著《万法精理》一书，言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体之得失）、卢梭（法国人，著《民约论》，言国家乃由民间契约而成者），则法国不能成革命之功；严复也持这样的看法：五洲治制，不出二端，君主、民主是已。
　　但是，何启、胡礼垣却认为民主即君主。他们在《新政议论》中这样写道：
　　横览天下，自古至今，治国者唯有君主、民主及君民共主而已。质而言之，虽君主仍是民主。何则？政者，民之事而君办之者也，非君之事而民办之者也。事既属乎民，则主亦属乎民。民有性命恐不能保，则赖君以保之；民有物业恐不能护，则借君以护之。至其法，如何性命始能保，其令，如何物业方能护，则民自知之，民自明之，而唯恐其法令之不能行也，于是乎奉一人以为之主。故民主即君主也，君主亦民主也。
　　三。民主即为民权
　　近代中国人在传播民主思想，很多时候是以民权的面目出现的。何启、胡礼垣对民权的解释最能体现这一点：凡以善善从长，止问可之者否之者人数众寡，不问其身份之贵贱尊卑也。此民权之大意也。梁启超说：民权不必待数千年前之起点明矣。盖地球之运，将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专，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将五洲而悉唯民之从，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他所说的民权其实就是民主。明确认为民权就是民主的，是孙中山。他说：欧美人民最初的战争是为自由，自由争得之后，学者才称这种结果为民权。所谓德谟克拉西，此乃希腊之古名词。既然民主是希腊之古名词，它与国人说的民权是一回事，所以孙中山才说：民权这个名词是近代传进来的。
　　民权除了指的是民主外，其实还有其他的内涵。一是民权是同君权相对立的。正如梁启超自己所指出的那样：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问议院之立，其意何在？曰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二者斯强矣。二是民权与民主是不一样的。正如何启、胡礼垣所言：民权者，其国之君仍世袭其位；民主者，其国之权由民选立，以几年为期。吾言民权者，谓欲使中国之君世代相承，践天位勿替，非民主之国之谓也。三是民权指的是自由。张之洞指出：里勃而特（指Liberty引注）译为自由者，自日本始。虽未能尽西语之音，然以二字包括之，亦可谓能举其大要。自由二字而译为民权者，此必中国学士大夫读日本所译书者为之，其以民权二字译里勃而特一语，吾无间然，独惜译之者于中外之理未能参究其同，阅之者或至误猜其意。四是民权指的是权利。张百熙认为：外国所谓民权者，与义务对待之名词也；所谓自由者，与法律对待之名词也。法律、义务者，臣民当尽之职；权利、自由者，臣民应享之福。不有法律、义务，安得有权利、自由？？
　　四。民主即为自主
　　用自主来理解民主，比较典型的是何启、胡礼垣。他们认为：各行其是，是谓自主。自主之权，赋之于天，君相无所加，编氓无所损；庸愚非不足，圣智亦非有余。人若非作恶犯科，则此权必无可夺之理也。夺人自主之权者，比之杀戮其人相去一间耳。严复也将民主视为自主之权。有的时候，以惟民是主来理解民主政治，其实也隐含着自主的意思。比如，薛福成说：美国之政，惟民是主，其法虽公，而其弊亦有不胜枚举者。何启、胡礼垣指出：是天下之权，唯民是主。当后来的孙中山用人民作主来解释民主，更是说明了这一倾向。他说：中国自革命以后，成立民权政体，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现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
　　自主有时还指的是自由。正如何启、胡礼垣所指出的那样：今者外国之里勃尔特（Liberty）即日本所云自由之滋味者，中国所云天命之谓性者所谓人人有自主之权也。严复在翻译《群己权界论》时，也把自由理解为自主。他认为自由（自繇）的原初意义是自主而无挂碍；梁启超也在是否把自由译为自主的问题上有过疑虑：至自由二字，字面上似稍有语病，弟子欲易之以自主，然自主又有自主之义，又欲易之以自治。自治二字，似颇善矣。自治含有二义：一不受治于他人之义，二者真能治自己之义。胡适明确认为：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是自己作主。在欧洲文字里，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从外力裁制之下解放出来，才能自己作主。其实，近代中国人在译述西方人编的英汉字典时，就主要以自主来译解自由：近代意义上的自由，Liberty，在马礼逊《字典》（1822）中，译为自主之理。在麦都思《英汉字典》（1847）中，被译为自主、自主之权，任意擅专，自由得意，以中文自由二字释Liberty自此始。在罗存德的《英华字典》（1866）中，被解释为自主，自由，治己之权，自操之权，自主之理，并加了naturalliberty（任从心意）、civilliberty（法中任行）、politicalliberty（国治己之权）等具体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西方政治学者萨托利认为，把自由理解为自主是对自由的曲解，因为自主是指人的一种内在状态。
　　五。民主即为民治
　　认为民主的内涵体现为民治者，以孙中山最为典型。他说：政治里面又有两种人物，一是治人者，一是治于人者。治人者必有知识的，治于人者必无知识的。从前底人可说是同小孩一样，只晓得受治于人，现在已渐长成，大家都明白了，已将治人于治于人底阶级打破。兄弟这个五权宪法，亦是打破治者与被治者底阶级，实行民治底根本方法。又认为：要必民能治才能享，不能治焉能享，所谓民有总是假的。我们现在讲民治，就是要将人民置于机器之上，使他驰骋翱翔，随心所欲。机器是什么？宪法就是机器。陈独秀也以民治来指称民主。他说：昨天有一位日本大阪《大正日日新闻》记者和我谈话，他问我对于中国政治底见解，我告诉他：取消帝政，改建共和八个大字，他当时大为诧异。我问他：中国现政治底实质是帝政还是民治呢？他笑道：自然还是帝政。既然还是帝政，我们的中国革命党在建设的，积极的，改建共和之前，一定还要做破坏的，消极的，取消帝政底苦功。他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表现得最明确。他指出：原来的民治主义（Democracy），欧洲古代单是用做自由民（对奴隶而言）参与政治的意思，和专制政治（Autoracy）相反；后来人智日渐进步，民治主义的意思也就日渐扩张；不但拿他来反对专制帝王，无论政治、社会、道德、经济、文学、思想，凡是反对专制的、特权的，遍人间一切生活，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治主义的旗帜。还说：我因为有这些道理，我相信政治的民主主义和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
　　将来都可以在中国大大的发展，所以我不灰心短气，所以不抱悲观。这里的民主主义也就是民治主义。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有关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中，国人对民治却提出了不同的理解。胡适与大多数人一样，把民治理解为民主政治或民主宪政。然而，他认为民主政治是很容易实行的政治：民治国家的阿斗不用天天干政，然而逢时逢节他们干政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画N。独裁专制之下的阿斗，天天自以为专政，然而他们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所以民主国家的阿斗易学，而独裁国家的阿斗难为。这是因为他观察近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但是蔡元培却认为：民治是自下而上，如论理法的归纳法，先由各小范围中各随其特殊情形，为合理化的生活与工作，以渐与其他小范围在一种共同条件下，集合为合理化的国家，这要如公羊春秋所说，人有士君子之行的太平世，始能达到。现代如英、美两国的情况稍稍近是。这里的民治其实说的是地方自治。一般而言，国人都认为民治与独裁或专制相反对。但是，华声却将民治与党治结合起来分析：民治和党治都是西洋近代政治的产出物。他们所谓民治是说人民支配的政治，是因为反对专制而发生的；所谓专制自然不仅指着君主专制，其他贵族专制，少数专制，多数专制，暴民专制，总而言之，无论何种形式的专制，都是民治所不容的。所以现在有力的政治学者都明白的说：民治不是多数政治，多数人所支配的政治不一定就是民治；民治不是群众政治，群众不能有巩固的组织，不能有确定的意志，那末，自然更不是暴民政治；民治也不是普通所说的平等自由，群居的人类就不能有绝对的自由，而且天生不会平等。他们说：人群有人群的认识，真正的民治是人类相互所认识的精神或途径。总而言之，一国的人民因利害关系而考虑的结果，他们所要的东西，他们就去办，这就是民治。基于实行民治，实际上人民当然不能全体参加，于是才有了代议的方法。国会并不是乌合之众，是有组织有政策的政党凑集而成的。国会之中至少有两个政党，政党的胜负，以选举的胜负为定衡，选举的胜负就为民意赞成或反对的标准，这就谓之政党政治。现代欧美文明各国实际上实现民治的方法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支配下的国会制度。他还指出：现在我们中国所谓的党治，就是指着意俄式的一党专政的党治而言。现在中国实行党治是将来实现民治的希望，党权集中是实现党治的手段。
　　国人之所以热衷于谈论民治，大概是受到杜威来华讲学之影响。杜威本人是如何理解民治的呢？他说：近今一般社会盛倡民治问题，诸君闻之想必疑为哲学上之问题，深邃而不易了解。其实不然，即就此尚友堂中所办理慈善卫生教育各项事业推之，即为民治。民治问题亦甚切近，并非高远难企者也。盖分则易折，合则难摧，彼特假此以明兄弟之须联为一体也。依此例，亦足以明中国果实行真正民治，必自人人知助人即以自助始。认为：民国成立，十年于兹。人民咸抱觖望，愿所以致此者，不在政府，实在人民之有倚赖性，谓人必饷我，我可坐享也。诸君诚能祛此积弊，力谋互助，人人知互助，则民治日进，国本日巩矣。由此可见，民治既指民生，又指互助主义。
　　六。民主即为平民政治
　　高一涵在《读弥尔的自由论》中指出：弥尔亦是抱乐天主义之一人；但他既不信自然，又不信上帝，而所信仰者惟人。尔时英国的革新派所要求者在制度，弥尔所信托者乃在人民。尔时英国的政治家所谓平民政治，在以少数服从多数；弥尔则以多数专制，与一人专制，同时并诋，大倡比例选举制，以为少数党谋利益。这里的平民政治指的就是民主政治。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美国当属英的时候，平等自由民约诸说，已深印于人心，所以甫脱英国的范围，即能建设平民政治。此处的平民政治显然仍是指民主政治。许德珩也使用过平民政治的说法。他认为：欲达到民权自由之真正幸福，则非尽去其奴隶豺狼，以真正民意为依归，发表其平民政治不可。罗家伦主张，当前中国进行思想革命，其内容之一就是变专制的思想为平民的思想。所谓平民的思想实际就是民主的思想。蒋梦麟则把平民政治说成平民主义。他认为：中正和平之个人主义，英美之平民主义是也Democracy。而平民主义就是Democracy。
　　所谓平民主义的提法，国人也是受杜威讲演之影响。他本人是如何理解平民主义的呢？他认为：发展个性和共同作业，的确是平民主义的精髓，的确是共和国家的要素。在《平民主义之精义》的讲演中，认为平民主义主要是指共和国中平民有自动之能力。这种自动之能力，他又称为互助之能力。他强调指出：欲养成互助之能力，有三要件：第一须有共同利害之观念，即以人之利为己利，以人之害为己害；第二须舍弃自己之小利，而顾全多数之大利，简言之，即不可以利而害公是；第三须互助信任，即遇事当公共商酌，不可倾轧是。此外，随着俄国知识分子提倡的到人民中去的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平民主义可能与民粹主义缠绕在一起。正如有的论者指出：根据欧美学者的解释，民粹主义（指populism）与人民党主义、民众主义甚至平民主义在概念内涵上完全一致。
　　七。民主即为共和
　　薛福成（1890年）认为泰西政体分为三类：泰西立国有三类：曰蔼姆派牙，译言王国，主政者或王或皇帝；曰恺痕特姆，译言候国，主政者侯或侯妃；二者皆世及。曰而立泼勃立克，译言民主国，主政者伯理玺天德，俗称总统，民间公举，或七岁或四岁而一易。法向称侯国，咸丰二年，拿破仑抱那怕脱之侄拿破仑第三始称王，改国制。至同治九年，又废王改民主焉。他所说第三种政体而立泼勃立克，就是的音译，他把它译为民主国，也就等于说，共和国与民主国是一回事。严复指出，日本人将D译为共和：民主有二别：用其平等，则为庶建（Democracy），真民主也；用其贵贵贤贤，则曰贤政。要之是二者，于亚洲皆不少概见者也。东译姑以为共和。他在评述黑格尔的思想时说：是故自黑氏言，庶建共和Republic之治，非治之极则也。这就是说，民主D有时译为共和，有时指的就是Republic。
　　近代中国人有时候是民主与共和并称。严复指出：党人以共和民主为主旨，告以国民程度不合，则极口不承；问其总统何人为各省党人所同意者，则以项城（指袁世凯引注）对。德之学说治术，与英法绝殊，其学者如叔本华、尼采、特来斯基，皆原本性恶，而不以民主共和为然。夫谓中国今者既为民主共和之治，则主权在全体之公民，以立法部为之代表，以行政部为之公仆，主仆之分既明。孙中山有时也民主与共和并称而用。他说：今日最富强的莫过英、美，最文明的莫过法国，英是君主立宪，法、美皆民主共和，政体已是极美的了，然国中贫富阶级相隔太远，仍不免有许多社会党要想革命。不过，很多时候，孙中山所说的共和与民主其实是一样的。比如，他说：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又说：现在成立共和政体，以民为主。当他将共和与专制放在一起比较时，实际上比较的就是民主与专制。比如，他说：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推翻专制，创建共和。
　　国人除了如上述那样理解民主外，还有认为民主是天国的。谭嗣同说：民主者，天国之义也。还有认为人权即是民主的，比如早期的陈独秀主张：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里人权指的是民主，也就是后来他所称的德先生。对民主如此多样的理解，是民主本身戴着面具，还是国人自己戴着各色眼镜呢？如果从思想自由原则出发，企图使国人对民主都秉持一种统一的见解，这本身就是对这一原则的践踏，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孟子说：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问我为什么要非唯？为的就是这个缘故。相反，对民主的多样性理解，可能更加有助于国人接触到民主的真谛（如果有真谛的话）。有的时候，民主究竟为何义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解每个人使用民主的方式。因为正是后者即我们使用民主和民主政治这些词语的方式，导致了极大的混乱（托克维尔语）。同时，我们对民主概念不能达成一致的定义也不要悲观，因为虽然在实践中它未能完全解决它被认为旨在解决的社会冲突和政治正义的问题，可是，民主的理想仍然是人类的希望之所在。
　　注释：
　　1。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o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11月，第163页。
　　2。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o扶桑游记》，岳麓书社1985年3月，第453页。
　　3。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o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8月，第510页。
　　4。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o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536537页。
　　5。《孟子微》卷一。
　　6。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1页。
　　7。《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01页。
　　8。《孙中山选集》，第713页。
　　9。《胡适留学日记》，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623页。
　　10。《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
　　11。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o日本杂事诗〔广注〕》，岳麓书社1985年3月，第582页。
　　12。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o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286页。
　　13。《饮冰室专集》之二，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9页。
　　14。《孟德斯鸠法意》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页。
　　15。《新政议论》，《新政真诠》二编。
　　16。《劝学篇书后》，《新政真诠》五编。
　　17。《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饮冰室文集》之二，第11页。
　　18。《孙中山选集》，第713页。
　　19。《孙中山选集》，第700页。
　　20。《古议院考》，《饮冰室文集》之一，第94页。
　　21。《劝学篇书后》，《新政真诠》五编。
　　22。《劝学篇书后o正权篇辩》。
　　23。《新定学务纲要》，《东方杂志》第1年第34期教育。
　　24。《新政真诠》五编。
　　25。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118页。
　　26。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o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511页。
　　27。《劝学篇书后》，《新政真诠》五编。
　　28。《孙中山选集》，第769页。
　　29。《新政真诠后总序》，《新政真诠》初编。
　　30。《群己权界论o译凡例》，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1。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页。
　　32。《自由主义》，载胡明主编：《胡适精品集》之十四，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33。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
　　34。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326页。
　　35。《孙中山选集》，第491页。
　　36。《孙中山选集》，第494页。
　　37。《中国革命党应该补习的功课》，《星期评论》第31号，1920年1月1日。
　　38。《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39。《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40。《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载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249页。
　　41。《再论建国与专制》，载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第241页。
　　42。《再论建国与专制》，载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第242页。
　　43。《民治起点》，载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第222页。
　　44。华声：《党治与民治》，载蔡乐苏主编：《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o晚清至民国卷》下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页。
　　45。华声：《党治与民治》，载蔡乐苏主编：《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o晚清至民国卷》下编，第419页。
　　46。华声：《党治与民治》，载蔡乐苏主编：《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o晚清至民国卷》下编，第420页。
　　47。《民治的意义》，载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
　　48。《民治的意义》，载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第124页。
　　49。《民治的意义》，载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第125页。
　　50。《读弥尔的自由论》，《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
　　51。《非君师主义》，《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
　　52。《国民思想与世界潮流》，《国民》1卷2号，1919年2月1日。
　　53。张继、罗家伦：《思想革命真是救中国的根本方法》，《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
　　54。《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教育杂志》第11卷第2号。
　　55。《平民主义的教育》，载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第356页。
　　56。《平民主义之精义》，载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第24页。
　　57。《平民主义之精义》，载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第25页。
　　58。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59。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o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104页。
　　60。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37页。
　　61。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213页。
　　62。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3页。
　　63。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675页。
　　64。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65。《孙中山选集》，第9394页。
　　66。《孙中山选集》，第82页。
　　67。《孙中山选集》，第770页。
　　68。《孙中山选集》，第90页。
　　69。《孙中山选集》，第115页。
　　70。《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1页。
　　71。《敬告青年》，《青年》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
　　72。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556页。
　　73。转引自萨托利：《民主新论》，第3页。
　　74。戴维o米勒，韦农o伯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来源：《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