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德如宝成关：古代中国民本思想长期存在的原因、价值及其揭示的

　　〔内容提要〕民本思想自形成后便长期存在于古代中国社会。其原因主要是它披上德治主义的合法外衣、匹配重农抑商的合法政策以及与尊君构成失衡的一体两翼关系。民本思想长期存在的主要价值体现为直接价值和根本价值。前者在于它是社会秩序的润滑剂，后者在于它成了人文精神的表演场。它的长期存在还揭示了古代中国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周期性存在的民生问题、无法摆脱的农民造反和治乱循环之周期律、难以实现社会的持续性发展以及王朝体制存在诸多制约社会发展的弊端。
　　〔关键词〕民本尊君古代中国
　　民本思想自殷商西周萌芽、春秋战国形成后，不同时期的不少政治家、思想家对它进行过或浅或深的论述，或散见或全面的阐发，虽然表述方式不一。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民本思想长期存在？它的长期存在究竟有何价值？这种现象又揭示了哪些古代中国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一、民本长期存在的原因
　　民本思想之所以存在于古代中国社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具体到某一个王朝时。但是，就其长期存在的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三个：
　　（一）披上德治主义的合法外衣
　　儒家政治思想是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对民本思想的鼓吹，儒家政治思想更是其主流。反过来说，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复观认为：
　　儒家的政治思想，从其最高原则来说，我们不妨方便称之为德治主义。从其基本努力的对象来说，我们不妨方便称之为民本主义。把原则落实到对象上面，则以礼经纬于其间。
　　这就是说，儒家政治思想的主干是三部分：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和礼治主义。依据该观点，民本主义是以德治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反过来说，民本主义是体现德治主义的。由此进一步说，民本思想被重视和不同程度地实施，恰恰是披上德治主义的合法外衣。具体而言，体现为执政者和思想家鼓吹的王道或仁政。
　　《尚书无逸》说周文王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说周公明德慎罚（康诰），召公疾敬德，启德治与民本互为支持之端绪。
　　《左传》记载晋人师旷的话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这里明确告诫君主要爱民，不要失去德性。
　　孔子认为节用而爱人，政者正也，道之以德，非常简明地道出儒家的德治主义主张。他心中理想的治者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者，能够实现博施于民而济众。孔子之后的孟子是将民本主义与德治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他提出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的仁政思想。荀子主张天子对民应是爱而后用之。吕不韦指出：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道之，务降其灾，思致其福。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
　　贾谊在总结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时说：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从反面告诫统治者要实行仁义之治。大唐名臣魏征认为君主应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之如子。北宋的范仲淹认为：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圣人之德发于善政，天下之化起于农亩。也是要求统治者多行仁义之策。程颐说：养民之道，在爱其力，民力足则生养遂，生养遂则教化行而风俗美，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希望统治者要爱惜民力，体恤民情。明成祖认为天之视听皆因于民，能爱人即所以事天，行仁政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明末清初的唐甄总结说：是故君之爱民，当如心之爱身也。王夫之则说：人君之当行仁义，自是体上天命我作君师之心，而尽君道以为民父母，是切身第一当修之天职。
　　以上言论，其实都是希望统治者以德治主义为规导，亲其民，视民如子，亲苦同之去落实民本思想。
　　（二）匹配重农抑商的合法政策
　　在古代中国，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男耕女织构成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因此，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都提倡重农抑商。而重农实际上就是重民，二者相为表里。民本思想为什么会与尚农、重农紧密结合在一起？
　　1、专制王朝的减压器
　　古代中国属于农业社会，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农业劳动力即农民的安居乐业。农民得以安居乐业，农业生产才能稳定有序，从而就可以源源不断的供给支撑君主专制的赋役，天下太平，朝野康宁的盛世也有了保障。反之，如果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庶民失去起码的生存条件，下则出现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的状况，民溃、民变就会层出不穷，上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国削君亡就难以避免。当饥寒交迫的农民揭竿而起时，专政手段再强大的王朝也将陷于土崩瓦解的厄运。这类事实的反复出现，使得统治阶级中富于远见的人认识到民众不可侮，所谓众怒难犯，专欲难成。鉴于这类历史教训，古代中国的圣君和贤臣们几乎一致提倡以民为本的思想。
　　2、德化民众
　　《吕氏春秋上农篇》将重农的好处归结为三，首要的好处就是民务农则纯朴而易于被国家所用，可以使边境安，主位尊。西汉的贾谊认为：民安性劝业而无县愆之心，无苟得之志，行恭俭蓄积而人乐其所矣。唐太宗更为明确地指出：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民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竟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范仲淹认为：圣人之德发于善政，天下之化起于农亩。程颐说：生养遂则教化行而风俗美。总之，农业可以醇化民众，杜绝奸猾，净化社会风气，与统治者的德治主义交相为用，最终维护君主专制王朝。
　　（三）与尊君构成失衡的一体两翼关系
　　由上可见，民本思想其本质是维护君主专制的。这样，它与尊君构成了君主专制政体的两翼。由于民本思想存在的价值与限度，在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君主专制的，所以民本与尊君这两翼并不是平衡的关系。具体来说，一方面，以爱民、重民、恤民为主要内容的民本思想，与专制主义的极端形态残民、贱民、虐民的暴政和绝对君权论截然对立；另一方面，温和的民本思想（即不主张民众革命）又被君主专制主义的一般形态所接纳，构成所谓明君论。这种明君重民、惜民，爱民如子和以民为本，民众们则将社会安定及生活温饱的希望寄托于明君、仁君。从殷商西周之后有关民本的言论来看，政治家与思想家就经常将民与君（或邦、国）二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尚书五子之歌》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春秋穀梁传》指出民者，君之本也。春秋时期楚灵王的臣子伍说：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孔子指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道家学派的鬻子说：昔之君子，其所以为功者，以其民也。《管子小匡》篇中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吕氏春秋》认为：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主之本在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西汉的《淮南子》中说：国主之有民者，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贾谊则提出了著名的民无不为本之说。东汉末年的《太平经》中说：君少民，乃衣食不足，令常用心愁苦。故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也。三国时的名臣陆逊说：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弱、民瘠国强者，未之有也。北齐的刘昼说：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民恃衣食，犹鱼之须水；国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鱼无水，则不可以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唐太宗说：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司马光认为，民者，国之基也。明代前期著名政治家丘濬说：山高出于地而反附著于地，犹君居民之上而反依附于民。何也？盖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有民也，君而无民，则君何所依以为君哉！又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言，万世人君所当书于座隅，以铭心刻骨者也。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也说：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以上言论，充分说明了民本与尊君是专制王朝之体的两翼。
　　二、民本思想长期存在的价值
　　古代中国社会民本思想之所以长期存在，除了上述三大原因外，还在于它具有如下主要价值：
　　（一）直接价值：社会秩序的润滑剂
　　由于民本与尊君构成失衡的一体两翼关系，所以对君主而言，民本思想是尊君的保障。又由于尊君没有制度性监督与制约，时常发展到极致，便将民本思想压制了。就民众而言，民本思想是生存的保证，是减轻生活痛苦的希望，但它经常不过是精神安慰。因为，统治者提倡民本思想与实实在在的贯彻民本思想是两回事。
　　尽管这样，民本思想还经常作为统治者宣扬仁义的旗帜，其本质在于保土安民。这就意味着，民本思想还是社会冲突的调节器。然而，统治者总是希望完全控制冲突和消除冲突，追求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它希望治下的民众是良民、顺民。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社会要良性发展，需要将社会冲突缓解，使社会秩序保持在冲突的合理范围内。尽管，民本思想承担了调节冲突的功能，但由于尊君总有突破合理界限的可能与趋向，它随时解除了此种功能。于是，社会冲突的缓解和发泄渠道，时常被阻塞。如果一个社会只有镇压冲突的专制武器，没有缓解和排泄冲突的合法管道，将是一个危险的社会。它随时会被长期积蓄起来的各种冲突、民众的愤怒所推倒。
　　因此，民本思想是社会秩序的润滑剂，只不过它总是周期性地风干。
　　（二）根本价值：人文精神的表演场
　　徐复观指出：中国文化，为人文精神的文化，现时固已成定论。中国的人文精神，在以人为中心的这一点上，固然与西方的人文主义相同；但在内容上，却相同的很少，而不可轻相比附。中国的人文精神，并非突然出现，而系经过长期孕育，尤其是经过了神权的精神解放而来的。究竟二者如何在内容大不相同？他又说：
　　欧洲的人文主义与中国儒家的人文主义，有一个大的分际。而其分际，即在两者究系如何去肯定人性的这一点。欧洲的人文主义，大体包含三个意义。一是肯定人的现实，尊重人的现实。二是纯化现实，重视教养，使人能更成其为人。三是尊重礼仪交际，以建立人与人的规律。由此不难窥见西方对于人性总是从生理凝集而发为能、发为力的这一点去肯定。这与中国从透出生理的凝集、局限，以与其他个体相感通的仁去肯定人性，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西方的人文主义，虽然在他的第三种含义中，稍带有一点社会性，但他的本质完全是个人主义的。爱的人生，不能是个人主义。而完全的个人主义，也无法使爱生根。所以人假定有一个共同成其为人之理，则只能从相通相感的仁上面去认定人性，而不能从相隔相对的自然生理上面去认定人性。因之欧洲的所谓人性，归根到底，依然是属于自然生理的，爱不能在自然生理的人性上生根，也正和爱不能在自然科学上生根一样。
　　另一位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认为，中国儒家的人文精神包括四个方面：为己之学、身心之学、性命之学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徐、杜二人关于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儒家的人文精神是其集中体现）的一致认识，可以用仁来概括。仁的精神是一种温情的仁爱，既为仁由己，又推己及人乃至万物。它在处理与物、利的关系上，表现为以仁摄物、以仁导利，无形之中成了去欲轻利的元凶。
　　民本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是德治主义向下落实的支撑点，所以它成了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宣扬人文精神的最好阵地。基于民本思想是人文精神的表演场，它的中心其实是要求治人者本身具有人文精神，而治于人者不过是在上者教化和感化的客体。这种所谓仁爱的人文精神，并不是基于彼我人格平等的基础上，而是施恩式的。正因为这样，民本思想如果要得以完全贯彻，思想家和民众总是冀望于仁德之君，推行仁义之策。
　　不幸的是，帝国时代的中国，尽管高举德治主义的大旗，鼓吹民本思想，但是民众侥幸的期待总是落空。这又是为什么呢？徐复观认为：中国既是人性的文化，是仁的文化，〔既〕中国的历史，何以还是丧乱相循，生民的疾苦不绝？殊不知仁的实践，还是要物质的支持。中国的历史，因为智性不扩展，技术不进步，不能造出足够的物质，以支持此一仁的文化，这正是中国文化的弱点，这正是今日要急起直追的。何况其中还有长期专制的问题。物质的匮乏不足以支持和张扬仁爱的精神，因此，救治中国人文精神的空落，就在于夯实仁爱的物质基础。然而，民本思想一直都在关注民生，为何还是物质不足呢？这可能不是物质不足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经济和处理物质的问题。
　　总之，民本思想显扬了人文精神，尽管它存在缺陷。
　　三、民本思想长期存在所揭示的问题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民本思想长期流传于古代中国社会这种现象本身就表明，它一定有其合理性。其合理性集中体现在上面所分析的三个原因和两大价值中。既然有这些合理性，为什么民本思想还经常被统治者践踏？这说明，它还揭示了一些古代中国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一）周期性存在的民生问题
　　民本思想长期存在所揭示的首要问题就是：古代中国民众的生存生活状况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这个问题与农业的周期性问题一样，它也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因此，不论如何改朝换代，这个问题总是要循环出现。
　　农业的周期性特点，使得古代中国社会资源处于循环累积性状态。由于民众消费的持续性存在以及天灾人祸等，这种循环累积性过程，很难增加社会的资源总量。换言之，古代中国的贫穷问题也是周期性的。
　　我们由此也可以推论：如果贫穷问题持久存在，困扰民生问题之解决，那么所谓的民本其实质是民末。
　　（二）无法摆脱的农民造反和治乱循环之周期律
　　古代中国的农民为什么造反？习惯的解释是官逼民反。我们不否认这种观点。但是，要追问的是官逼民反围绕的焦点问题是什么？就是民生问题，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民的衣食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是焦点？因为衣食是民之根本。历次的农民造反提出的口号总是围绕田地和贫富问题，就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农民造反的周期性存在，古代中国的兴废也与此相伴。新帝国建立初期，政治家总是考虑到殷鉴不远，念及民生问题，出现一段相对安稳的时期。渐行渐远，革新不足，积弊历久，帝国进入衰朽时期。这时民生凋敝，怨声载道，无立锥之地的农民实在忍无可忍，于是揭竿而起，动乱四布，帝国的丧钟便敲响了。
　　这些都告诫每一位统治者，在农业社会，农民的生产生存生活是天大的事。所谓的刁民并非习之所固有，而是统治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所催生的。
　　（三）难以实现社会的持续性发展
　　民生问题的周期性存在，使得古代中国社会的资源积累不足，处于周期性的贫困状态；
　　农民造反的周期性存在，使得古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公益性设施，处于周期性的破坏与恢复的过程；
　　治乱循环的周期性存在，使得古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利益结构，处于周期性的破坏与恢复的过程。
　　这三个周期性问题的存在，制约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它无法实现持续性发展，更别说跨越式发展。
　　（四）王朝体制存在诸多制约社会发展的弊端
　　既然，长期存在的民本思想无法有效解决民生问题，那么它恰恰表明长期运行的王朝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归纳起来大概有：
　　首先是政治体制。王朝政治体制的根本特征是专制，而专制的集中表现是权力对王朝资源的主导性支配。它不仅阻塞了民众对资源的充分利用，而且还支持了民众对权力本位的向往，完全压制了民众权利空间的生长。
　　其次是社会发展模式。重农抑商、以农立国，这些都表明王朝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内向型的自我循环模式，它排斥重视工商与贸易发展的外向型、开放型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妨碍了社会资源的多样化积累与再生。
　　再次是赋税制度。由于实行以农立国的发展模式，所以为了维持规模巨大的专制统治机器，古代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成千上万官吏，只能依靠王朝向民众榨取繁重的赋税。这样的赋税制度显然没有合理解决王朝与民众的收入分配问题，最终使得民穷财尽。难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
　　最后是农业发展方式。王朝体制下的农业发展方式，主要采取居高临下的命令式做法，把农民视为只会劳作的哑巴动物，根本上淹没了他们对经济发展的发言权，严重忽视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和对农业的温情。总之，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到压制。
　　注释：
　　1。李维武编：《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徐复观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第231页。
　　2。《论语o学而篇》。
　　3。《论语o颜渊篇》。
　　4。《论语o为政篇》。
　　5。《论语o雍也篇》。
　　6。《孟子o公孙丑上》。
　　7。《荀子o富国》。
　　8。《吕氏春秋o离俗览o适威》。
　　9。《贞观政要o慎终》。
　　10。《答手诏条陈十事》。
　　11。《周易程氏传》卷一。
　　12。《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七。
　　13。《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二。
　　14。《潜书o明鉴》。
　　15。《读四书大全说》卷八。
　　16。《左传o昭公三十年》。
　　17。《商君书o农战》。
　　18。《左传o襄公二年》。
　　19。《新书o瑰玮》。
　　20。《帝范o务农》。
　　21。《答手诏条陈十事》。
　　22。《周易程氏传》卷一。
　　23。有的学者认为，民本与尊君在一体两翼的框架内相互冲突相互依存，形成相反相成的关系。详见冯天瑜、谢贵安：《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33页。
　　24。《国语o楚语上》。
　　25。《论语o颜渊篇》。
　　26。《鬻子》卷上。
　　27。《吕氏春秋o孟夏纪o用众》。
　　28。《吕氏春秋o有始览o务本》。
　　29。《淮南子o泰族篇》。
　　30。《三国志o吴书o陆逊传》。
　　31。《刘子o贵农》。
　　32。《帝范o君体》。
　　33。《大学衍义补o总论固本之道》。
　　34。《周易外传》卷二。
　　35。李维武编：《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徐复观新儒学论著辑要》，第135页。
　　36。同上，第165页。
　　37。岳华编：《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杜维明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390395页。
　　38。李维武编：《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徐复观新儒学论著辑要》，第165166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7页。
　　来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