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国家与资本主义的西方经验

　　讨论毛泽东与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关系，就其本质来说，就是要探讨国家权力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自近代以来，这是一个具有普世性的问题，因为任何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都缺少不了国家权力的辅助，甚至主导。这里我们先来讨论西方的经验。
　　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都会有三个要素，即市场、资本和规则。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至少由三个缺一不可的要素组成，即市场平台、市场角色和市场角色之间的交易规则。资本要运作起来，市场建设是第一步。在任何一个社会，基本上都可以区分出三个市场，即国内的地方市场、国内统一市场和国际市场。最简单的市场是地方性的基础市场。这种市场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地方区域市场是自下而上的，是地方交易者自发形成的，很少牵涉到政府的作用。一般来说，只要政府不阻碍这个市场的发生和发育，这类市场会运作得相当有效。
　　国内统一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形成，不得不牵涉到政府的作用。在这两个层面，市场平台很难自发自下而上地产生，需要政府的干预。就国内统一市场来说，资本本身很难克服扩展过程中的种种阻力。要克服各种阻力而形成国家市场，资本需要掌握暴力机器的国家的帮助。再者，市场的维持更需要政府，最主要的是基础设施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在大多数国家，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设施的建设，往往涉及到政府的作用，当然有些时候，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由企业界自己来提供。但在任何时候，法律必须由国家来提供。
　　国际市场的形成和维持的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政府需要扮演更大的作用，因为这是一种主权国家间的市场，市场在形成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更加强大。同样，在制定和执行用以调节和规制国际经济活动的国际法律和法规的过程中，主权国家更是成为主要角色。企业家可以参与其中，但必须通过主权国家来发挥作用。
　　需要国家权力的支持
　　从西方市场的形成和市场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来看，会比较清楚地看到国家本来就是近代资本主义内在的一部分，而非如现代主流经济学家所宣称的自由资本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或者资本主义的阻力，往往包括宗教、地方共同体、城堡政治、封建主义等，而国家政权在消除这些阻力的过程中，起到很大甚至是关键的作用。西方的发展过程表明，资本主义需要国家权力的支持。
　　近代西方市场经济的形成起源于罗马帝国解体。尽管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形成过程，但国家力量仍然不可低估。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因为没有了“中央权力”，自治的城市在西欧兴起，城市的主体或者统治者往往是商人。商人主导下的城市是理想的市场平台。不过，城市市场还只是后来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强调的自发形成的初级市场，规模小，还远远不是统一的国家市场。在高度分散和分权的封建制度下，尽管存在着地方性的自由市场，但这些市场都是分割的。正是国家的统一，才导致了欧洲民族统一国家市场的形成。欧洲国家的统一是政治精英和商人（资本）合作的产物。国家统一往往通过战争达成，政治精英因此需要商人的支持。同时，国家的统一意味着国家市场的形成，商人因此支持国家的统一。在一个统一市场形成之后，资本才有机会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西方统一国家市场的形成过程，也是确立资本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过程。这是一个既集权又分权的过程。首先，统一国家是一个集权的过程。统一国家就是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消除甚至消灭各种地方政治共同体、城堡政治、封建领地等等政治阻力。分权则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商人通过资助国家而获得了政治权力，实现了商人和国王之间的权力分享。为了获得商人的经济支持，国王不得不和商人分享政治权力，主要的表现就是商人或有产者掌握了议会的权力。私有财产权和法治的确立，和商人主导议会政治分不开。商人既要支持国王统一国家，又要想办法避免国王随意侵犯资本的利益，从而保障资本的利益。怎么办？把持议会就是把持了立法权力。法治国家最符合商人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私有财产权和法治的确立，是一个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正是（商人的）资本权力驯服了（国王的）政治权力。
　　宗教改革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精神和文化因素。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和权力往往阻碍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宗教的核心是精神，商业的核心是物质利益。西方宗教改革的起源尽管有多种原因，但在客观上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使得经济活动和盈利不再具有宗教的“原罪感”。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其巨著《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讨论的，正是改革过后的宗教如何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宗教及其体现宗教的社会政治秩序，如何阻碍着世俗经济活动，仍然可以在今天的穆斯林世界、印度以及一些仍然维持传统的社会中看到。
　　资本主义重构西方社会
　　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对社会的影响更是巨大，是资本主义重构了西方社会。这是一个先消灭传统社会、再建设近（现）代社会的过程。在资本的辅助下，近代主权国家的诞生，表明新型的民族国家或者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这是一个血与火的过程，国家和资本把人们从传统的各种束缚中解脱出来，人们失去了传统的依附对象，而获得了一种新的自由。最先获得新自由的社会群体就是商人和资本阶层。他们从宗教束缚中解脱出来，同时依靠自己所拥有的资本的力量，驯服了王权，用法治保障自己的利益。商人是最早的市民社会群体。
　　不过，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到来，资本阶层一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市场，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政治权力来提供和维持资本运作所需要的秩序，即法律秩序（lawandorder）。工业化的过程也是近代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马克思、狄更斯和雨果都在他们的著作中，用不同的笔法描述了一个资本统治下的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和国家权力是一体化的，互相依赖和支持，在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分化着社会。
　　随着精英民主逐渐转型成为大众民主，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或者政治精英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也就是精英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和政治精英共享或者分享政治权力的民主。西方民主两百多年，在大多数时间里，实行的就是这种精英民主。在精英民主阶段，资本和政治的利益高度一致，社会（或者除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外的社会群体）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工人阶级是工业化的产物。随着工人阶级的崛起和壮大，政治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精英民主阶段，政治人物是资本的代理人，或者说，政治精英的支持力量是资本。但大众民主的发展表明政治精英的权力基础，逐渐从资本转移到选票，也就是拥有选举权的工人阶级（产业工人是继资产阶级之后第二个进入政治过程的社会群体，当时妇女和少数族群还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选票的作用使得政治精英逐渐从对资本的依附中解脱出来，获得了很大程度的“自主”权力，并需要在资本权力和社会权力（选票）之间做调和，成为平衡两者的力量。
　　大众民主催生福利资本主义
　　同时，大众民主的产生也开始了西方经济形态，从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变。原始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狄更斯和雨果等作家所描绘的，其唯一的目标是利润，是资本的扩张。资本的目标是资本本身，而非其他任何东西。正如波兰尼所描绘的，资本摧毁了传统社会，导致了社会的不确定性和革命的无序状态。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很显然，社会主义运动既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也对资本本身构成一种莫大的威胁。没有一个有序的社会（市场），资本就很难正常运作。这样，福利政策就开始了。早期的福利政策仍然是服务于资本的，是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的产物。福利是自上而下提供的，是为了预防工人阶级运动，因此具有保守主义性质。最典型的是德国一代名相俾斯麦所实行的社会政策。
　　但进入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大众民主扩展到更多的社会群体，包括妇女和少数族群，福利的概念发生了激进的变化，演变成一种“权利”的概念，即人人都应当享有的权利。西方经济形态从原始资本主义演变到福利资本主义，并非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结果。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充当了协调者，从而保证了市场秩序，为资本的正常运作提供了政治和制度条件。
　　在以西方为主体的国际市场的形成过程中，国家扮演了更大的作用。统一的民族国家市场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充满暴力的过程，国际市场的形成更是这样。西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是国家力量在背后支撑的。国际市场涉及到主权国家间的关系，涉及到西方和非西方的关系。要建立这个市场并不容易，其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其他国家内部的各种社会力量，更是其他国家的国家力量本身。因此，在建立涉及到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市场过程中，西方国家经常是大炮开路，资本随后，用武力消灭了阻力之后，资本才能够顺利到达其想去的地方。
　　西方国际市场的形成主要通过几种途径。首先是殖民地形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各国盛行殖民地，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建立了形形式式的殖民地。殖民地往往是直接为宗主国的市场服务的，一方面为宗主国的商品提供新市场；另一方面为宗主国提供工业化所需要的原材料。在世界反殖民地运动之后，很多殖民地国家变成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政治上获得了主权，并不表明这些原来的殖民地也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相反，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并没有因为政治上的独立而变化，而是形成了“依附型发展”模式。
　　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形成和维持世界市场，西方国家努力建设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尽管这些国际组织具有开放的特征，但因为西方国家是规则制定者，世界市场的形成主要是为西方服务。在很多情况下，国际经济组织也往往具有排他性。例如，在整个冷战期间，西方集团和苏联集团互为排斥，经济贸易表现在战略性，往往是集团之内的经济交往，而非集团之间的经济交往。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理论”对这个世界市场有很深入的研究，描绘了西方的国家力量和资本力量，如何合作创造了从西方核心到非西方边缘的国际市场，这个市场又如何服务于西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