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发展民主不能从观念出发

　　在中国发展民主政治，不能从观念出发预先构想一幅图画，然后按图施工，而应采取务实的问题推动策略，通过试错法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权利意识的增长，我们的政治也要发展，这既是历史趋势，也是社会的广泛共识。如何才能找到一条符合中国需要的民主化道路呢？
　　面对这个重大课题，我们需要对中国的民主和改革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不能脱离国情纸上谈兵、坐而论道，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对民主的讨论应从观念层面拉回到经验和事实的层面上来，深入地研究中国民主建设中的现实问题。
　　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两个轮子
　　近30年来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最重要的是两个因素：人民权利意识的增长和适应市场经济的政权建设需要，这可以称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两个轮子。
　　民主观念本质上是一种权利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包括公共权利意识普遍增长，要求我们的政治体制作出回应，产生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需要，这是推动民主政治的第一个轮子。
　　另一方面，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包括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城乡矛盾以及地区差距导致的矛盾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必然要求改革已有的政治模式，这是推动民主政治的第二个轮子。
　　以劳资矛盾为例，1996年全国各级劳动部门接到劳动争议申诉4万多件，2003年达到21万多件，增长了4倍。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省深圳市，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长了10倍，东莞的增长更超过了40倍。
　　从1998年开始，各种社会矛盾明显向政权聚集，转化为不同利益群体与政权的矛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官民矛盾，具体表现为行政诉讼案件的激增。1992年全国每年行政诉讼案件受案不足3万件，2001年已突破10万件。以北京市为例，1990年至2004年这15年间，最后3年受理的案件已超过前12年的总和。
　　市场经济对政治体制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市场经济促进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产生了民主政治生成的土壤；市场经济也消解了经济平等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物质基础，并在某种程度上为权力的腐化提供了直接的诱因和条件。
　　制约市场经济中的消极因素，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一是降低行政成本。长期以来地方公共支出大量依靠政府的预算外收入，有的地方政府开支的一半要靠创收，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政府的职能有关，要减轻政府财政负担、降低行政成本，最根本的是依靠改革。二是遏制腐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组织及各级干部有产生特殊利益的可能，腐败的持续蔓延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因此，必须不间断地进行反腐败斗争，通过政治体制与行政体制改革强化监督和权力制约，以保持党组织及各级干部的廉洁。
　　协商式民主还是选举式民主？
　　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有两种越来越清晰的路子：一是逐步扩大竞争性选举，二是采取参与、协商、监督的方式。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采取后一种方式是合适的。
　　竞争性选举是西方的经验。西方民主是经过长期发展而来的，多数西方国家直到上个世纪才形成目前这种民主政治，原因何在？基本原因是西方国家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时，在社会关系大变动、社会矛盾突出、社会分歧很大的阶段，采取议会制、普选制等民主形式一般来说效果都不好，有的甚至根本站不住脚。比如：法国现在是第五共和国，而当年它的第一共和国变成了第一帝国，第二共和国变成了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差一点变成了第三帝国，第四共和国是历史上有名的混乱时期，平均半年换一个政府，只有到了第五共和国，法国的民主政治才逐步稳定下来。这说明民主是有阶段性的，一定要考虑现实的条件。过去我们说，中国不能采取竞争性选举是由于民众素质问题，其实主要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发展阶段问题。民主是实现国家发展、人民权利和幸福的工具，它本身采取什么形式并不是绝对的，而应当根据现实的需要来选择。
　　民主增强了人们的权利意识，但权利的实现离不开社会条件。如果脱离了现实条件，权利意识的增长反而会造成问题。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北京酒仙桥的拆迁。
　　酒仙桥是北京有名的老工业区，基础设施、居住条件与目前北京大都市的整体发展水平极不协调。这个地方的搬迁改造一波三折，居民中有人想搬有人不想搬，有人想早搬有人想晚搬，意见统一不起来，于是就用民主搬迁的办法解决。经过复杂的博弈，提出的方案还是没有通过。其实即使通过了，是否有效也很值得怀疑。看来用这种民主搬迁的办法，大家也就只能在那儿凑合着住下去了。
　　酒仙桥拆迁的案例耐人寻味。在中国目前的现实条件下，有些看似正确的、民主的方法，在道理上是对的，但实际上无法操作，变成了社会发展的短板，甚至导致了尴尬局面。一个良好的出发点，造成的结果却有悖于大家的意志和利益。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有意思，就是浙江温岭地区的民主恳谈会。很多学者到那里调研，甚至国外的媒体和学术界也很关注。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可以体现民众的权利意识，通过协商解决很多实际问题但另一个现象不能忽视：温岭属于浙江台州市，人口只占台州的110，但上访量却占了台州的64。
　　当人的权利意识通过某种政治形式被调动起来后，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通过这种办法能解决矛盾。这种办法的确解决了很多矛盾，但同时也使很多潜在的矛盾显露出来，或者说解决矛盾的速度远远低于制造矛盾的速度。
　　这种现象值得思考。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不能回避，一时也无法消除。一般的想法是找到一种政治形式来消化吸纳这些矛盾，其实可以换个思考的角度：如果社会矛盾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较好的解决，不妨等等看，待环境逐步改善，具备了一定条件之后，再来解决矛盾。如果没有耐心，好心也可能办了坏事。发展民主政治要考虑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滞后了不好，超前了也不行，要适应多数人而非少数先进的知识界的意识和感受，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注意的最重要的问题。
　　给干部以多样化的职业出口
　　民主有阶段性也有现实性，发展民主应该是出于现实的需要。目前，一些地方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政改冲动，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部分地方的改革没有明显起因，反倒隐约透露出一些干部的主观意图。这种观念推动的改革是不可取的，尤其要防止那种在不正确的政绩观推动下的改革。这种改革不自然，效果并不好，往往人调走了，事也就过去了，有点人亡政息的味道。此外，政治制度具有统一性、整体性，局部的成功不见得有全局的意义，而局部的改变却会对全局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在中国发展民主政治，不能从观念出发，预先构想一幅图画，然后再按图施工，而应采取务实的问题推动策略，通过试错法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
　　有一种现象值得深思：干部的民主政治呼声比普通群众高得多。这与现在的干部人事制度有密切关系。任何职业都有职业预期的问题，社会管理者也不例外，但现实的情况是干部队伍像金字塔，越往上人越少，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不断得到提升。对一些干部来说，按照现行体制上不去，可能会想换一种体制或者说重新洗牌，比如选举、竞争上岗这种现象提醒我们，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是重要的一环。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要发挥，干部的积极性也要发挥。比如，应该转变只有升官才是价值实现的唯一途径的制度安排，可以根据干部的年功、资历，考虑他实际做的工作，给予相应的经济待遇、物质待遇和精神上的肯定与鼓励等。稳定干部的心理，给干部以多样化的职业出口，他们就不至于受实现自我价值的心理冲动影响，干扰我们发展民主政治的方向和路径。
　　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必须源于实践，排除一些不必要的干扰。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应有具体的针对性，确实出于现实的需要。一句话，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本着确有必要、经过试点、逐步推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和实施。
　　认为民主不需要领导是浪漫的想法
　　民主是现实的，不是浪漫的。有人说，民主是没有什么领导的，中国的民主也不需要领导，这是浪漫的想法。实际上，传统上中国人权利和自由的空间很小，人民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一个强有力的力量来领导和推动，因此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需要党的领导。
　　当然，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不一定完全一致。共产党的领导可能会出现失误，党本身可能会蜕化变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此。一党长期执政和民主是一个需要协调、解决的大问题。中国式民主在理论上能不能站住脚，在实践中能不能行得通，都与能否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共产党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紧密相连。在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一个党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可是不能通过取消党的领导，来避免党的领导本身的缺陷和可能的风险，而只能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发展党内民主是必要和重要的举措，应当逐步扩大参与、落实权利和加强监督。如果实行竞争性选举，必然促使各级干部寻求各自的经济、社会资源，营造自己的权力基础，从而导致党和国家各级政权的分化瓦解。
　　中国的民主需要共产党领导，说到底是因为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追求大多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而西方民主主要表现在全体公民政治、法律地位上的平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要实现全体人民的政治平等，还要把民主推向经济和社会领域。社会主义民主更重要、更深刻的内容是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民主有可能也有理由做得更好。N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