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宜中：自由主义思潮中的左右分歧

　　
　　编者按：本文为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者陈宜中在左翼自由主义与中国：理念与实践研讨会上的第一节发言。由澎湃新闻整理，经作者审定。
　　我想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视野，粗略地谈一下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的左右分歧。
　　我所谓的左翼自由主义，指的是自由主义思潮中相对比较左的一方。右翼自由主义，指的是自由主义思潮中相对比较右的一方。我特别想要指出，左翼自由主义跟右翼自由主义，在对基本自由的看法上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有些重要差异的。
　　大家知道，左跟右是法国大革命后才出现的界定意识形态相对位置的一种说法，或标签。当年坐在国王左边的，或支持第三等级的，后来叫做左派。坐在国王右边的，或支持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后来叫做右派。这是现代左右区分的滥觞。左和右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只是标示出政治意识形态光谱上的相对位置而已。但是广义地说，左翼自由主义一般用来指称带有相对稍强的平等倾向的自由主义论说、思想或意识形态。我这里把平等放在括号里面，以表示这个用法并不精确，只是一个很粗略的概括。
　　左翼自由主义（leftliberalism）并不是新提法，它不但早就存在，而且存在已久。它公认的代表性人物第一位是密尔。第二位是19世纪末牛津大学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T。H。Green，他是英国新自由主义的哲学代表，但这个新自由主义不是今日所谓的neoliberalism，当时说的是newliberalism，也叫socialliberalism。T。H。Green借用了一些欧陆哲学的要素，他特别看重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或社群环境问题。另外，把杜威界定为左翼自由主义者也很贴切。MichaelWalzer在当代政治哲学论辩中大家把他理解为社群主义者，他自称是一个社会民主派，但是他相当有意识地去继承美国进步自由主义的传统，称他为左翼自由主义者并不为过。当然，左翼自由主义者还包括罗尔斯、德沃金。哈贝玛斯也可以算进来。
　　除了代表性人物之外，有什么样的运动或改革跟左翼自由主义有关呢？
　　例如，19世纪末英国的反贫穷运动和社会改革，就跟左翼自由主义有关。当时的左翼自由主义者或新自由主义者以为个人自由提供较佳的社会条件作为反贫穷和支持社会立法的主要论据。又如，20世纪初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也跟左翼自由主义思潮有关。Walzer曾经写过，当时美国工人没有受保障的组合权利和罢工权利，工人若是罢工，可能遭雇主直接开枪。进步主义运动要求社经改革，争取工人的基本权益，这些都在左翼自由主义的改革要求之列。英国福利国家的缔建者之一Beveridge，以及凯恩斯，大概只能算是中派自由主义者，但他们的政策思路后来被左翼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所吸纳。此外，争取普遍选举权包括女性选举权，也是历史上左翼自由主义的重要要求。虽然密尔对一人一票曾有保留，但是他最后支持男女都应该有投票权。
　　何谓自由？自由主义宪政应该保障哪种或哪些自由？理由何在？这些都是我们在讨论自由主义时，经常会遇到的争议性问题。但以下，我要把焦点缩限在基本自由课题上，即自由主义应保障哪些宪政基本自由？对此，左右翼自由主义者的见解并不一致。
　　部分的右翼自由主义者，像哈耶克，是不接受基本自由概念的。如果大家认为自由主义思潮中的左右分歧只是关于社会经济公正，而无涉要保障什么样的自由，那是不准确的。哈耶克不接受基本自由概念，他发展出另一套界定宪政自由的方式，我在拙著《当代正义论辩》第一章中对他的论点有些分析，在此无法充分展开。
　　这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单单从抽象的消极自由概念，诉诸古典自由主义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是否足以界定出自由主义宪政应该保障的基本自由？我认为是很难的，几乎行不通。基本自由，指的是重要的、优先的自由，重要或优先到必须予以宪政保障的自由。这些自由的重要性何在，当然正是需要讨论的，也往往成为政治争议的焦点。
　　我想先提醒诸位一句，就是当代宪政民主制度所保障的基本自由，各民主国宪法所列出的公民基本自由与基本权利，比起17世纪洛克所谈的那些有限的消极自由，范围要广得多。这是一个事实，而不是我的个人判断。洛克讲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但他所谈的自由，从现在角度来看，是相当有限的。很多人认为洛克是良心自由的前身，可洛克的良心自由不及于世俗者：如果你不信任何教，对不起，你是没有良心自由的，国家可以用它所喜欢的方式来改造你。洛克还强调良心自由只是私下崇拜神祇的自由，不能妨碍主权者的权力运作，不然主权者可以镇压你。以今天的标准回头去看洛克，会发现洛克学说所保障的自由是很有限的，不包括今天大家视为理所当然的、具有各种外部效应的民主自由（更全面的良心自由，思想与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政治自由等等）。
　　从今天的角度，在民主化潮流出现以前的那一套古典消极自由观，是蛮有局限的。对左翼自由主义者或民主自由主义者来说，它的局限性是颇大的。当然，对于不少右翼自由主义者而言，新兴的民主自由威胁到了他们所看重的财产权和经济自由，所以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代民主自由主义的转化，伴随着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就是宪政基本自由的大幅扩充。
　　以罗尔斯为例，他列举出五大类基本自由，包括良心自由、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维护个人安全与个人整全性（integrity）的自由与权利，以及与法治相关的自由与权利。罗尔斯的良心自由，要比洛克的良心自由更全面。思想自由与结社自由等具有更多外部效应的自由，本是伴随政治民主化而来的自由要求，得到了罗尔斯的积极肯认。与此相关，他高度看重政治自由。至于维护个人安全与整全性的自由与权利，以及跟法治相关的自由与权利，则可以说是古典自由主义以降所有自由主义者都接受的。
　　罗尔斯认为，therightofpersonalproperty属于维护个人安全与整全性的自由范畴，必须得到宪政保障，但他不支持那种无限上纲的财产权观念。这个重要区分，其实是密尔以降的现代自由主义者（包括左翼自由主义者）广为接受的。属于每个人的personalproperty，他人或政府不得任意侵害，不得任意抄家，这是自由主义的abc。但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大地主，你在唯一的沙漠绿洲垄断了水源，不允许该地居民喝水，除非他们交纳高额水费，这应该被容许吗？这属于宪政基本自由吗？再举个例，重度污染者说这块地我买下了，无论我如何污染这块地及其地下水，都不关政府或别人的事，谁限制我就是妨碍我的经济自由，就是侵害我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请问，这个自由真是基本自由吗？这种无限上纲的财产权观念合理吗？罗尔斯、密尔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左翼自由主义者都会说，此类经济自由不属于基本自由，此种财产权观念亦不合理，明显超出了rightofpersonalproperty的保护范围。
　　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AnatoleFrance有句名言，说富人穷人都没有睡在桥下的自由。这句话一般被理解为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嘲讽，它质疑自由主义所保障的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而不具有更实质的意义。这正是很多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为了响应这样的批评，罗尔斯在《正义论》特别强调基本自由不能只是形式上的，而必须有用、有价值。为了避免基本自由沦为徒具形式的、不具价值的自由，便需要伸张社会与经济公正，而这包括基本需要和基本机会的保障及其他，以使基本自由对大多数公民都有一定的价值。
　　这不仅仅是左翼自由主义者的主张，不少中派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派也都接受这一点。保障公民的基本需要和基本机会，或保障社会经济基本权利，是比较低目标社会经济公正的要求。除此之外，当然也还有其他更强的、争议性也更大的要求，包括促进机会公平与政治公平，而这通常意味须矫治、匡限大规模的社会经济不平等。
　　罗尔斯所谓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并不是他个人发明的新想法。大家如果去看密尔的《论社会主义》，会发现密尔已有类似的思路。密尔怎么谈当时英国的贫穷状况？他说在1860年代的英国，决定贫富的主要因素是运气，特别是出身，而不是努力，甚至也不是才能。他的分析暗示，形式上的机会平等是不足的，因为这仍不足以抑制阶级世袭及其不可欲的后果。因此，他主张对超过一定额度的遗产课税，以避免阶级世袭的趋势愈演愈烈。最近爆红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克提，也有颇为接近的思路。何以大规模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值得关切？密尔不是为了平等而主张限制不平等，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社会经济不平等几乎一定会转化成政治权力的不平等，乃至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以及公共政治生活的质量，而对个人的自由发展有所危害。
　　罗尔斯的正义第一原则除了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还特别纳入了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这一条。何以他特别看重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对密尔来说，政治参与有其可贵的教育意义，对于个人的自由发展很重要。罗尔斯则从自我尊重去论证政治自由及其公平价值的重要。这些左翼自由主义的论点，不管是罗尔斯版、密尔版还是其他版本，尽管各自不同，但都看重公民的公共政治参与。当然，这些自由主义观点跟主张参与是美德，甚至需要强制参与的公民共和主义论说，还是有段明显的距离。
　　表面上，今日左翼和右翼自由主义者好像都主张保障政治自由，但其实仍有厚薄之别。主要分歧在哪儿呢？以美国的政治献金争议为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裁定，政府不得对政治献金进行严格限制。所以很多想抹黑希拉里的，或要抹黑共和党的，就可以相当自由地找金主做广告去抹黑对手。政治献金的规范问题，是美国左右派之间一个长期的争议。对于罗尔斯和德沃金来说，最好能效法北欧的公费选举制度，以避免民主政治沦为一元一票的钱权游戏、权贵民主。Walzer也是类似的看法。在北欧，包括英国，政治献金是权力而不是单纯的言论，故需要受到严格规范，几乎已是常识。偏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条文作为理由，实质上规定政府不能对政治献金进行北欧式的规范，不能搞公费选举，否则便不当限制了言论自由。
　　在这个问题上，左翼自由主义者跟社会民主派、部分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接近，主张不能放任社会经济层面的高度不平等直接流入政治领域，兑换成政治权力上的高度不平等。美国的保守派（或右翼自由主义者）则大多主张政治献金规范越宽松越好。
　　罗尔斯出于对政治自由的看重，特别反思了美国人反战和拒战的政治言论自由，并为之辩护。20世纪初，有些美国公民只因为发言反对美国出战，就被抓被关被判刑。这种浮滥的煽动颠覆罪名，在罗尔斯看来是对政治自由的严重侵害。他论证，除非战时的反战言论已使宪政民主危在旦夕，否则政府没有充分正当的理由去限制这些言论。在这一点上，他是有所指的，多少还让人联想到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迫害。
　　粗略地说，左翼自由主义相对更看重公共政治参与以及政治公平，主张对政治献金、对金钱的政治影响力进行更严格的匡限，且通常反对政府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政治言论。左右翼自由主义者因为对政治民主、政治自由的见解不同，于是衍生出这些颇为显著的差异。
　　罗尔斯的核心概念是自由与平等的道德人，密尔以降英国左翼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是个人的自我发展、自由发展及其社会条件。两者皆指向社会基本权利的保障，并认为大规模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有匡限之必要，也都质疑无限上纲的财产权观念。两者也都更看重公共政治参与，对政治民主化的态度也更积极正面。在反思民主多数暴力的危险的同时，也都倾向于朝民主自由主义的方向去发展论说。
　　就此而言，
　　尽管左右翼自由主义都诉诸个人自由，但是在基本自由问题上，两者还是有些差异。一个差异就是对政治自由与政治民主的态度有厚薄之别。再者，左翼自由主义更看重基本自由与社会经济公正的连带关系，更强调基本自由不能徒具形式，也更着重于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
　　当代宪政民主制度所宣称保障的基本自由，在自由主义者之外，也是很多不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的人所接受或不反对的。这暗示，支持基本自由的理由可能颇为多元、复杂。套用后期罗尔斯的思路，我认为在基本自由的核心应用范围之外，可容许在不同的政治道德考虑之间、不同的公共理由之间进行权衡。在基本自由既有的核心运用范围之外，或者说在其边界地带，自由主义者并没有统一的看法。这类处于边界地带的案例不少，比方说，颠覆民主的极端言论，在自由民主体制下该不该受限？德国对这类言论是设限的，但是在美国目前为止是不受限的。又如，极端的仇恨言论该不该管制？德沃金主张仇恨言论一概不予管制，但是在其他民主国家包括欧盟，对极端的仇恨言论是设限的。反战的言论自由、拒战的言论自由，边界何在，这也是一个争议。诸如此类的群己权界争议还有许多，包括性交易争议，同志婚姻权与多元成家的争议，等等。
　　在这些问题上，种种分歧是可以预期的。我不认为自由主义者，无分左中右，一定能达成或趋近共识。我猜测，在大陆的自由主义者之中，不管是左中右，都有很多反对同志婚姻权的。这类争议，正因为目前为止仍处在边界地带，所以特别能呈现出各方之间的价值冲突。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在《当代正义论辩》里面，处理的大都是目前位于边缘地带的公民自由争议。
　　边界地带的争议比较容易看出来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以及你本来支持自由主义、本来支持某项基本自由的理由何在，你认为它的效力有多强，你自己的真面目是什么，等等。由于当代宪政民主所宣称保障的基本自由大同小异，在基本自由的核心应用范围之内，你往往看不出来支持这些基本自由的理由与其他政治道德理由之间的张力。但是在边界案例中，就更容易看得出来。由此，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反思，到底我们支持某项自由作为宪政基本自由的理由是什么，这些理由又有多大的分量等问题。
　　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肥沃的思想地带，包括了各式各样的道德冲突，从性别平等、同志婚姻权、动物保护、环境保护、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的张力、死刑争议、胚胎干细胞研究争议以我目前的观察，我不认为自由主义者在这些实际发生的、位于基本自由的边界地带的公共正义议题上有共识，或趋近于达成共识。所以，不同理由之间的交换与辩论，应该说是很有必要的。
　　以上，我主要是很粗略地谈了一下我所理解的自由主义思潮中的左右分歧。我认为这些分歧不单纯是社会经济层面上的分歧，还更关键的涉及到对基本自由的不同理解。相对于右翼自由主义，左翼自由主义更看重基本自由跟政治民主、社会经济公正的连带关系，并从这个视野去界定出相对更开阔的民主自由及其实现要件，及其之于个人自由发展的意义。但当然，在基本自由的边界地带仍多有争议。
　　究竟基本自由、政治民主、社会经济公正对于当前和未来中国的重要性何在？所谓的左翼自由主义思路，对于中国来说到底有没有价值？这就留给在座诸位去判断了。如果它多少有些价值或用处，那么，跟它相关的实践或者政策方向，又如何可能在中国逐步生根？在这两天的会议里面，大家似乎也多少触及到了自由主义的中国化难题。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整理编辑：朱文倩、李丹修订：陈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