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思想自由，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

　　
　　非常高兴参加天则双周论坛500期座谈会，我觉得刚才前面三位老师谈的都很好，从不同的角度，谈的都很到位，各有千秋。下面我谈一下自己的感想。
　　第一，20年500期，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如此糟糕的学术情况下，能够坚持下来，没垮，这就是一个大的胜利。就像刚才两位发言者所说的，能够继续下去，这在中国当今情况下，几乎是很少有的。也夫教授谈的当然是更高的期望，这个期望，作为参与者，或者作为学术界同道，提出来是一种鞭策。但是，这不是中国的逻辑，中国的逻辑是，几乎任何一项美好、正义的事业，都很难持续，这个我们这风风雨雨三十年，见多不怪了。所以，对于天则双周论坛500期，我是充满敬佩与祝贺的。至于也夫谈的电视版，我觉得作为内部自检的简易版，做的是不错的，但要拿出去，交给公共社会，则需要做升级版，包含更多的内容。不过，刚才看到这个记录片子，我还是很受感动的，尤其是开头播放的四位去世的学者，音容笑貌今犹在，使我想起了很多的往事，人和事，他们贡献很大，但如今都不在了，还是黯然神伤的。
　　第二，我谈一下技术性的问题。作为这样一个论坛，500期了，今后如何继续办下去，而且办的更好。这确实是一个压力。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谈意识形态的各种打压，思想舆论的控制，这些暂且都不谈。就谈现在的知识界生态来说，情况也在变化。因为各个大学、各个学院都有类似的论坛，双周的，单周的，都有，而且它们有较好的优势，比如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大量的听众。我们知道，大学里无论经济学院、法学院、管理学院、人文学院，我知道，我也参与的，都是非常持续地搞了几十期，若干年一直坚持。这是一个事实。另外，刚才像也夫所谈的民间论坛，例如梁治平的“洪范”，“共识网”，以前的博源基金会，等等，也都红红火火，影响很大。天则所500期双周论坛今后如何走下去，确实值得探讨。
　　对此，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大胆扶持和启用年轻的学者，鼓励他们，吸纳他们积极参与。我在好几个场合，对不同的学术机构都曾经说过，现在50岁以上的著名学者，包括我在内，基本上知识定型了，思想的创造力在弱化，但是3540岁上下的学者却是富有创造力的，但他们没有平台。所以，要在制度上鼓励他们，什么学术委员、主讲人，完全可以请他们嘛。让年轻人唱主角，天则今后才会有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
　　第二个建议，现在因为学科分化越来越细，中国问题也是越来越多，我觉得天则双周论坛，应该在议题上有一个大致明确的分类。一类是广泛的基础性学科，人文社会科学，尤其偏重于基础类的，这一块要关注，因为它们比较厚，实际上中国社会是需要的，只是现在的大学急功近利，反而丢失了，天则要有选择的挺一下它们。还有一类就是社会焦点类的，或问题意识导向的。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上对社会有引导作用的，还是涉及一些重大政策制定的，无论是尖锐批评的，还是大力鼓吹的，都可以来讲一下，形成一定的思想观念的冲击力和吸引力。不一定每期都是，但要有计划的推出。
　　第三，结合今天的主题，即思想市场，我想谈一下自由思想的可贵。最近以来，大家都感到，在中国，表达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越来越变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成为一个禁区。思想自由，在宪法赋予我们每个公民的权利，谁有权力和资格剥夺这个个人权利呢？谁敢高踞于宪法之上呢？由此我感到，从基本权利的谱系来说，在当今中国，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可能是要比生命权、财产权、追求幸福的权利更重要。生命权当然是一切的基础，但我要问的是，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表达的权利被剥夺了，他还是人吗？人与动物的区别，不是人有思想吗？没有思想自由的所谓人，不过是猪一样的活着而已。所以，我有这样的感慨。当然，我说的不是一般的情况，而是特别的情况，所谓非常时期下的思想自由权利。如何处理一般情况下的法治与特殊时期的法治，在法理学上我还没想透，我只是想说，在中国当今情况下，我们要知道，思想自由是中国的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可能逾越宪法的约束，摧残和压制这个自由，使人处在恐惧之中。这显然与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是相违背的，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每个人都有思想，都有表达思想的权利，这是人作为人的最重要的标志。当然，并不是每个人的思想都是正确的，都不可以讨论、辩驳，甚至批判，但首先是要允许它们表达出来，正确与错误，是在公共辩论中形成的，要允许人们把他们的想法拿到桌面上来辩论。现在没有辩论的场所，没有话说的空间，如何辨别真假对错，谁来裁判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思想也是一个市场，把辩论对错交给一个公正的开放机制，这个机制当然不一定在你公权力手中，当然也不在所谓学者手中，而是在社会，在社会中形成的公共理性那里，这个公共理性是在辩论中形成的，所谓正义的机制也在此。今天主题叫自由思想市场，首先得有市场，有市场才能有产品交换，才能有生产分配，才能有所谓的利益、价值、正能量，等等。对知识群体来说，所谓市场只是一个借来的词汇，其实就是发表思想的载体，无论是互联网，还是传统的媒介，我们写出来的文字的传播，在家里流传，可能是你个人的私人事务，但是，一旦传达到社会，就是进入公共社会的平台，公共生活就从这里产生了，尤其是那种有价值的，正义的公共产品，是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的。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甚至一个个人，其精神的生命力，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它让我们活的有价值，有尊严。因此，宪法才会保护它，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民族，谈什么民族复兴，只能是奢谈和梦幻。
　　所以，我觉得写进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建设法治中国”的第一步，就是保护每个公民的思想表达的自由。有了这个思想的自由权利，法治中国才能真正开始建设起来。